1968年，一批知青從北京來到了黑龍江八五二農場。
在這批人裡，有一位高高瘦瘦的青年，他喜歡聽古典樂唱片，也喜歡鼓搗機床，琢磨載波廣播系統，他叫周小川，此時剛剛從北京八中畢業。
他的父親周建南，因為在文革開始後仍堅持對生產秩序穩定的維護，遭到了衝擊，被免去了一機部領導崗位，下放到河南羅山“五七幹校”。父親命運的轉折，對於周小川來說，繼續求學已無可能。
周建南陪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視察工作
在東北，周小川一待就是四年。直到1972年，也就是父親恢復工作的前一年，23歲的周小川作為工農兵學員，前往北京化工學院讀書。
同在這一年，19歲的陝西小夥高西慶還在參加襄渝鐵路建設。
在大學畢業之後，周小川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所。兩年過後，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機械科學研究院的研究生。看起來，他這一生必定要與機械打交道。
但周小川的興趣很快便發生了轉向。在讀研期間，周小川開始研究經濟，他利用以前學到的系統工程的方法，對經濟領域最優化、預測等技術問題進行分析。
1981年，周小川提出一套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模型，這是國內最早通過數量化模型方式進行經濟分析的研究，這引起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注意。
1986年，周小川正式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委員，進入經濟系統。而此時的高西慶，剛剛獲得美國杜克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並留在美國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
高西慶（左二）與1981屆研究生同學合影
1988年，是兩人交集的一年。在3月份，高西慶、王波明等留美學生寫成的《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受到了高層的重視。在7月份，時任中農信總經理的王岐山和中創總經理的張曉彬發起了“萬壽賓館會議”，高西慶八人受到重用，並起草了《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會議之後，時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的周小川也加入到中國證券業籌辦工作之中。
學術風格濃厚的周小川，終究發現自己獨木難成林。彼時的中國為了融入世界，也為了打造市場經濟，正對自己的經濟金融體系進行深刻而全面的改革，可這就碰上了一個巨大的難題：
體制內懂得西方那一套的人，實在太少太少了。
周小川
於是，周小川力排眾議、上書請命，力主引入一大批“海歸”高材生進入體制，並委以重任，其中就有李青原（曾任證監會國際部主任）、王巍（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等，以至於在部分監管機構內部，都以說英語為榮。
雖然周小川是“土博”，教育階段從未離開過國內，但開放的思維、包容的心態，使得他成為了中國金融領域海歸派的代表人物。
2000年，周小川正式出任中國證監會第四任主席，並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變“審批制”為“核准制”、引進國際會計準則、出臺“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等。
在這一年，擔任世界銀行總部發展部公司治理局治理專家的童道馳被周小川喊回國，進入證監會工作。此時的童道馳剛剛在美國蘭德公司研究生院獲得博士學位。
童道馳
根據證監會人事處2001年初的統計，證監會中的“海歸人士”數量近50人，佔證監會總人數的20%，且多數成為各部門的正、副職。
海歸的精英們，也在體制內生根發芽，並以火箭般的速度成長。
之前提到的華爾街律師高西慶，回國第四年就已經是正廳長級的中國證監會發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師了。此後，他還先後擔任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副部級）、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正部級）。
高西慶
那時，趕上了歷史的行程的金融界精英們，迎來人生飛躍。由海歸派塑形的中國證券市場不斷規範化和制度化，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貌。
然而，2001年下半年，上證指數開始暴跌，一直從2001年6月14日的2245點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點。比起這個跌幅，後面的那幾次“股災”，不過都是小case。
在外界的批評中，以周小川為代表的“海歸派”的業務能力受到了質疑：中國證券市場是否應當按照西方制度進行移植？
一時間，“不懂國情”、“照搬硬套”的聲音從四面湧來。
2002年12月5號，周小川在題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組織結構》的演講中系統地闡述了其一貫的市場化觀點：“市場機制能夠調節的，就讓市場去調節，解除管制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
這是周小川離開證監會前最後一次就資本市場問題公開講話，相信市場的周小川依然執拗。
隨後，周小川離開證監會，轉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這位被官媒稱為“最難搞懂”的行長，開啟了長達十五年的執掌生涯。
也正是這一年，這波濤湧動又百新萌生的2002年，迎來了新行長的中國人民銀行，內部人事正調整悄然展開。
畢業於伊利諾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北京人易綱，正式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秘書長，並在2年之後擔任行長助理。
易綱
2004年，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博士張新、哈佛斯坦福雙料博士李波和加州大學國際金融學博士張濤“空降”人民銀行，分別出任金融穩定局副局長、條法司副司長和研究局副局長，直接從絕大部分公務員終生都難以企及的副司長級開始了他們的仕途生涯。
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博士方星海、得克薩斯大學金融學博士宣昌能、芝加哥大學商學院MBA學位的祁斌等人也在這一時期入職證監會。
方星海
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潘功勝也曾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9月間赴劍橋大學進行訪問。
真是人才薈萃，精英璀璨。
潘功勝
雖然“海歸派”在金融系統中的位置愈發重要和穩固，而外界的爭議卻也始終不歇。
在保守人士看來，海歸的精英思維、精緻講究，以及西方式的觀念和行事方式，都受到指摘。尤其是“不接地氣”這點，在這個工農紅軍建立的國家裡，風格頗為格格不入。
2014年，61歲的高西慶提前卸任，離開中投公司，進入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
4年之後，周小川卸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職務。易綱正式接任。
雖說利率有漲有跌、指數有起有落，無論如何，作為海歸派掌門人的周小川的歷史地位是堪稱赫赫的。
作為改革派的先驅之一，作為“摸著石頭過河”時期最開放的勇士之一，也作為建國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他影響力最大的十五年，是中國通脹水平最低和最穩定的時期之一，也是央行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的時期之一。
周小川雖然卸任，但“海歸派”依然發光發熱。
在2018年，十八年前由周小川喊回國的童道馳在歷任證監會會國際合作部主任、商務部部長助理、湖北省副省長等職之後，正式擔任海南省省委常委、三亞市市委書記。
此時的童道馳只有51歲，是海南省委黨政班子中最年輕的一位。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只有15年的黨齡。沒錯，童道馳在2004年才正式入黨。這在省部級領導幹部中極為少見。
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晉升，與童道馳在證監會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在這一階段，童道馳多次主持參與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談判，包括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大陸與臺灣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等等，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履歷相當豐滿。
而1972年出生的哈佛斯坦福經濟法律雙料博士李波，去年剛通過躋身中國僑聯副主席完成副省級跨越，並在兩日前堪堪空降重慶，擔任金融副市長，是全國最年輕的副省級官員之一。
李波
任職期間，李波曾參與負責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相關工作，《反洗錢法》、《外匯管理條例（修訂）》、《徵信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中都有他的辛勤與汗水。
而之前提到的海歸精英們更不用說了，如今，已都成長為我國金融監管領域真正的中流砥柱：
張新，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宣昌能，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張濤，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後調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
方星海，現任證監會副主席；
祁斌，現任中投公司副總經理……
這些名字，也僅是盛景一角罷了。是的，中國金融界如今的高知“高管”陣容，已全然不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
順嘴再提一句，外貿，亦是“海歸派”和“國情派”常能碰撞出有趣火花的領域。
外貿是金融的近親，所碰到的情況其實和金融系統的海歸官員們很類似。
1997年，畢業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湖南人龍永圖擔任外經貿部副部長，成為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
在龍永圖後來的回憶中，曾親口談到：“中國談判代表團的規模越來越大，實際上各個部門參與的談判代表，一個方面是代表我們中國談判，說得難聽一點，一個方面是監督龍永圖是不是出賣了他們部門的利益。”
龍永圖
1999年，中美就談判的核心——中國農產品的貿易問題達成了一致，握手言和的中美關係使得高層非常高興，並馬上宣佈了這一消息。
但是在5月份，美軍轟炸了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國內一些人開始對龍永圖積極推動入關的意圖嚼起了舌根，並揪住“與美國人一對一小範圍英語交流”這些細節不放。
加入WTO之後，雖說中國經濟迎來更快速成長的時期，可有關中國民族產業受到的衝擊，仍常使得龍永圖處於爭論的旋渦。
正像現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的自述所言：“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我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周小川和龍永圖們也是如此，在感受到世界的脈搏之後，他們毅然走著這條接軌之路。
本身，近代中國就是一部“學洋又排洋”的歷史，是一種“羨洋又懼洋”的心態。
面對留洋歸來的高官，人們總是既喜又疑：多年國外生活，是否還是“自己人”？
事實上，除了金融外貿這一較為“洋氣”的領域外，其實，中國有過留學經歷的高官的數量遠比我們想象中多，而且，新中國一直有海歸從政的傳統。
在建國之後，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即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大常委中，除毛澤東外，其餘6人均有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曾經先後多年留學法國、蘇聯；而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中，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都曾留學蘇聯。羅幹、張德江等則有就學德國和朝鮮的經歷……
2016年，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所作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顯示，留學人員參政議政的意願是比較高的。而從第16屆、17屆、18屆中央委員會中的海外留學人員來看，其比例雖小，卻是不可忽視的存在。
在工作部門上，海歸集中在教育、金融、貿易和外交領域。
與第15屆中央委員中的海歸集中在蘇聯和東歐學習不同，第16、17屆中央委員中的海歸派大多在西方和日本接受教育。
而在第18屆中央和地方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中，具有海歸背景的領導幹部達到65人。在中共18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當中，擁有海歸背景的人數有40人，佔比11.3%。
國務院部委正副部長中，海歸比例高達17.6%。從留學國家的分佈來看，在美國留學的比例最高，達到了49%。
就目前而言，體制內的“海歸”官員主要分兩種：一類是先出國留學，學業有成後歸國從政；另一類是在國內從政並取得一定成就後，被選派到海外留學或培訓。而第二類官員所佔的比例較高。
在第一類官員中，現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吉寧是這條進路的典型。
而在第二類官員中，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劉鶴則是代表。
在日趨龐大的海歸官員群體中，不同的領域，海歸的晉升也呈現出不同的進路，甚至還各有特色。
除了之前提到的金融外貿等“洋氣”官員外，接下來，鎮長小助還將就其他領域的海歸官員晉升之路的專題繼續推進，歡迎各位讀者繼續關注。
一百多年前，嚴復開眼看世界，世界卻看不見中國。一眼百年。
如今，世界睜眼看中國，中國不會視而不見。唯有以目相對，炯炯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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