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給大家分享了閹黨的消亡史，很多人就私信我說讓我再分享一下東林黨的發展歷程，今天我就以時間線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下對明朝影響很大的東林的始末。（全文閱讀預計5分鐘左右）
1573年-1583年 明朝國力漸衰，改革弊政的呼聲高漲
明朝中期以後，政治日益敗壞，封建壓榨導致人民不斷起來反抗。面對政治經濟困難，萬曆元年（1573年），首輔張居正開始進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進稅制、增闢財源、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明神宗十歲即位，由張居正輔政。他年長以後，對於張居正專斷朝政和限制他追求聲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故後，明神宗親政，張居正的許多新政很快被廢除了。神宗統治時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勢力，操縱朝政，政治黑暗，軍事衰敗，財政拮据，而苛徵暴斂異常繁重，人民反抗的事件也層出不窮。由於明朝國力漸衰，崛起於關外的滿洲人也逐漸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轄，以至成為對明朝的威脅。面臨這種國事日非的形勢，一些知識分子發出了關心國事、改革弊政的呼聲
1580年-1594年 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雛形開始形成
明朝時，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作為監察機構的都察院。六部的正副長官為尚書、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屬官有員外郎、主事等。都察院的正副長官為都御史、副都御史和僉都御史。顧憲成是無錫人，時人稱為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萬曆八年（1580年），他在中進士後歷任京官。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顧憲成直言敢諫，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員經常對朝廷的錯誤決策有所非議。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會同推薦選任內閣大學士，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從而更觸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顧憲成回到家鄉後，決定從事講學活動，同時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顧憲成在士大夫中聲望很高，得到許多地方人士如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和支持。他和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裡講學，並於“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們的部分當地士紳、朝野政治人物及周邊城市的鄉土勢力，也逐漸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個以東林書院諸人為核心的鬆散型政治集團，這當然會引起其他政治權利集團的注意和攻擊，即《明史》所謂之“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1586年-1601年 “國本之爭”引發東林黨爭
明朝萬曆年間，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是太后的婢女王氏所生，不得神宗寵愛。萬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洛五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制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是神宗寵愛鄭氏，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雖主張依制立長，但怕觸犯皇帝，有時態度曖昧。東林黨人，一則認為應該依制立儲，二則深恐鄭氏家族竊權，紛紛上書，堅決要求儘早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立長是名正言順，神宗不好公然違反“祖制”，所以立太子之事一直擱置。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詔將長子朱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時封王，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為太子的機會。而顧憲成、顧允成等許多廷臣，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神宗迫於公議，於二月間收回了三王並封之命。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只得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但以授封土地不足四萬頃為藉口，繼續將福王留在宮中。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為內閣大學士，上疏堅決反對。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後，鄭氏集團仍謀奪取皇位繼承權，一再策劃謀害太子朱常洛，因而發生了明末著名的宮廷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這場萬曆年間最激烈複雜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人（申時行、王家屏、趙志皋、王錫爵），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國本之爭”成為晚明三大案的誘因，加劇了黨爭的形成，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1604年 東林黨興起
到了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東林書院正式落成，宣佈以《白鹿洞學規》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損”等條款，並定下每月大會之期，此時東林勢力可以算正式大成。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至二次，每月小會一次。東林學派的興起，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他們不顧道路遠近，紛至沓來。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裡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長達半個世紀。由於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起來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約1604年 - 約1620年 齊楚浙黨興起，與東林黨形成對峙之勢
當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成“東林黨”的時候，同時期的另一批官僚也按照籍貫劃分為幾個黨派：浙江寧波人沈一貫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以湖北人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和山東人亓詩教的“齊黨”皆依附於浙黨；其它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還有‘宣黨’和‘昆黨’，這些合稱“齊楚浙黨”。齊楚浙黨與東林黨相互攻擊，是為“東林黨爭”。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職。他們為牢固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中激烈爭鬥，其間，雙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為打擊對方的手段。夏允彝《倖存錄》在“門戶大略”說：“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於趨之，此東林、浙黨所白始也。”
1605年- 1623年 京察事件激發朋黨之爭
在圍繞皇位繼承權進行爭鬥的同時，東林黨人同反東林各派展開了尖銳的權力之爭。這表現於許多方面，主要是爭“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規定六年一次，稱職者予獎或晉升，不稱職者處罰或斥退。爭京察就是爭朝廷的人事大權。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他在京察中奏劾沈一貫遍置私人、欺上瞞下，沈一貫的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處分，而楊時喬反被嚴旨斥責，沈一貫也被迫謝病不出，於次年退休。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屆八十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徐紹吉、周永春等策劃傾覆東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圖制止。這時期朝廷的黨爭形成南黨和北黨之爭，互相攻擊，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說：“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日後閣部大臣，長久缺員，萬曆帝亦置之不理，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拾也”。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時，方從哲秉政，齊、楚、浙等黨多居要職，於是又排斥了東林黨人。終萬曆一朝，東林黨人大部分時間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支持熹宗繼位後，才受到重用。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是首輔，趙南星則以左都御史身分參與主持京察，他痛斥齊黨亓詩教、楚黨官應震等人，堅決罷了齊楚黨人的官。至此朋黨之爭，愈演愈烈。
1615年 .5月 梃擊一案東林黨受挫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須住在自己的封國裡，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卻恃父母之寵，竟在皇宮中十多年不赴封國洛陽。朱常洵長期逗留京師，窺探儲位，於是大臣們又紛紛開始上書要求其按祖制離京赴藩居住，這其中以大學士葉向高、禮部右侍郎孫慎行最為強勢。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並不穩固，雙方一直明爭暗鬥。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張差，手持棗木棍，闖進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擊傷守門太監李鑑，太子內侍韓本用聞訊趕到，在前殿逮捕張差 。將他交給了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神宗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浙黨官吏，說這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是個瘋顛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提出深究。東林黨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許多官員共同審訊，迫使張差供出是鄭貴妃手下龐保和劉成兩個太監引進宮內的。朝中的東林黨人和不少官員據此推斷，這是鄭貴妃及其兄鄭國泰的陰謀，於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神宗只得親自出面，在慈寧宮召見群臣，下令立即將張差斬首，又把鄭貴妃宮內參與此事的兩個太監在內廷打死，草草了結了這件大案，史稱“梃擊案”。而王之寀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神宗將他削職為民。梃擊案實為國本之爭的繼續，成為晚明三大疑案之一。
1620年 紅丸案致明光宗駕崩，東林黨爭不斷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十四日（1620年），明光宗病重，召內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開的藥後，就開始腹瀉，一晝夜瀉三四十次。不久後，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妙藥可治帝疾，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見內閣大臣，命身邊太監速召李可灼進宮。李可灼診視完畢，獻上一顆紅丸，此藥為紅色，故稱“紅丸”，以鉛為主，以參茸為副。諸臣再三囑咐李可灼慎重用藥，明光宗先飲湯，氣直喘。待藥入，即不喘，精神好轉。日晡（bū），李可灼又進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明光宗駕崩。“紅丸案”後，首輔方從哲擬旨賞賜李可灼白銀五十兩，激起了朝臣的責難。東林黨展開攻擊，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後上書，指出故意用洩藥的崔文升是鄭貴妃心腹，他們為了政治目的，間接害死皇帝在先，現在又抹黑先帝，真是罪行滔天。有的大臣因李可灼進紅丸功，議“賞錢”；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誅”，議“罰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藥知脈者”議上，將其遣戍。一時之間，朝中謠言遍起。繼朱常洛而後新登基的天啟皇帝朱由校迫於輿論壓力，准許內閣首輔方從哲退休，將崔文升發配南京，李可灼充軍，此案草草收場。李可灼這個案子，一直爭吵了八年，成為天啟朝黨爭的題目之一。
1620年 9月- 1623年 東林黨擁立朱由校繼位，重獲皇帝信任
早在明光宗剛剛繼位時，鄭貴妃為了控制他，將自己宮中的李選侍（選侍是沒有封號的宮嬪）送給光宗，很得光宗的寵愛。光宗死後，由十六歲的皇長子朱由校繼位，李選侍理應立即遷出正殿乾清宮。但李選侍企圖挾制朱由校以弄權，不肯遷出。她還讓心腹太監盜竊宮中珍寶去賄賂首輔方從哲，又希望以太后身分垂簾聽政。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長子已經成人，指出這是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惠世揚更大膽指斥“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並指責方從哲通過內監得賄，同她勾結。在這場爭議中，鄭貴妃、李選侍、方從哲不僅理虧，而且他們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東林黨人終於佔了上風。李選侍最終移出了乾清宮，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持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制，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明熹宗。而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因擁立太子朱由校繼位有功，趙南星、高攀龍、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啟用。天啟三年（1623年），東林黨入主京察，逐出齊楚浙黨，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
1624年 - 1629年 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崇禎帝為其平反
天啟四年（1624年），由於東林黨人楊漣等因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於次年將其逮捕，並將左光斗、周順昌等人一起下獄殺害。同時，魏忠賢為徹底消滅東林黨，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東林黨中堅分子顧大章、高攀龍、魏大中等人也先後被迫害致死。齊、楚、浙三黨則趁機效仿，將東林黨人名單在全國張榜，一榜之上有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這場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對東林黨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禎帝登基才得以停止。天啟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殺害。天啟七年（1627年），崇禎帝即位後，鑑於魏忠賢等閹黨的惡政，逼殺魏忠賢，貶斥了大量閹黨官僚，才使東林黨餘人免受災難。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帝下令為東林黨人恢復名譽。然而，兩黨之爭並未就此結束，雙方的爭鬥一直持續到清初，而且始終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權利鬥爭的重中之重。明末。東林黨人因代表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機取消或降低了鹽稅、礦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單一，僅依賴於普通百姓，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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