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东京开封的商业经济和商人类型分布

论北宋东京开封的商业经济和商人类型分布

北宋东京经济发达，多为世人称颂。尤其商业空前活跃。北宋末期，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集中体现了这一盛况。如此繁荣的商业经济，使得东京城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来往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行商。他们资产雄厚，真宗时，已是“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贾们长途贩运，供应东京庞大的消费人口。北宋时期，随着东京潜运业的发达，以及陆路交通的便利和赋税政策的改变，商人们长途贩运粮食(米)、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

这样不仅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而且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消费群体也由皇室贵族扩大到一般平民百姓，同时也活跃了商品市场。例如东京城居民所需粮食数量巨大，主要靠商人从东南一带输入，“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杭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茶叶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东京居民每年要消费大量的茶叶，也是由商人从福建、江淮等地，途经惠民河、再由汁河运进东京。关于行商贩运食盐及北宋的入中贸易，后面将有论述。

正如周邦彦《汁都赋》描述的，在东京城市场上，“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莫谷，丝帛布缕，鱼台紫鳃鲍，酿盐酶豉。或居肆以鼓炉秦，或鼓刀以屠狗鼠。又有医无间之询牙，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与夫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弹纪”

第二类是分散于东京城内外，开设各种店铺，从事零星买货的坐贾。他们经营的买卖，包罗万象。有买卖贵金属的金银铺，经营丝绸的彩帛铺，出售漆器的什物铺，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酒楼、茶肆、饮食店、衣料店、米铺、医药铺、染铺、肉铺、果子铺、鱼铺、杂货铺等，以及出售家庭日用品、文籍、香药、首饰等店铺，又有书肆、卖卦铺等。

其中以饮食店、酒楼、茶肆最多，后面有详细论述。北宋东京的中小商人，人数众多，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商铺错杂一起，沿街而居。很多大店，资本雄厚，经营商品种类繁多，货物充足，门面宽大。

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具有固定店铺的中小商人。

第三类是没有铺面沿街叫卖或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他们贩卖各种食物、糖果、玩具等日常用品。小商贩小本经营，所赚之钱仅能糊口。其销售灵活多样，南宋画家李篙《货郎图》，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种方式。

另外，他们利用当时东京的一种独轮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不中载物也。”“走街串巷，“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

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等各种食品，“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等各种日用品。“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局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糜、宿蒸饼、发牙豆之类”。

无论是在热闹的街市，还是在偏僻的小巷，都有他们的身影出没。或以“浮铺”“车担”形式出现，例如“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此处处有之。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

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熙丰变法时，宋廷免除了他们的免行钱。史载:“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有的小商贩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摆固定摊点经营。如“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

在某些特定节令，他们还摆临时固定摊点，史载:“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乾脯、葛芭笋、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角儿、药木、水木瓜、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在东京居民构成中，此类贩夫贩妇占很大比例。

第四类是以房屋或仓库租赁为业的商人。北宋东京城租赁经营较前代有一显著发展，形成了包括房屋店铺，交通设施，婚丧、筵会礼具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租赁行业。如城市租屋业。

在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漱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欧阳修说:“磋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徽古屋，卑陋杂里间。”如东京有牛监薄者，“房络日数十千”如东京居民平时出入就有交通设施租赁。

史载：“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遂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如筵会租赁。史载：“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虽百十分，厅馆整肃，主人只出钱而己。不用费力”。

可见，办酒席时的桌椅、器皿、杯盘等都可租赁。专业服务人员，茶司、酒司、厨司、白席人可提供服务。

再如婚嫁租赁，士庶之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凤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不须藉措。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

第五类是牙人和揽户。

牙人承担买卖双方的媒介，无论在民间或官府的商业活动中都占据着重要角色。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在北宋东京城内牙人数量增多，构成成分复杂，活动范围甚广。

他们不仅居间介绍买卖、协议价钱，还从事商品包买、批发或兼营邸店、旅舍或仓库业，甚至有时操控物价、垄断市场。天圣八年(1030年)，开封府言：“京城浩攘，乡庄人户搬载到柴草入城贷卖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买，预先商量作定价例，量与些小定钱收买。本主不期，却被牙人令牵拽车牛，辗转贷卖，更与元商量价钱外剩取钱数。稍以货卖未尽，又更与元数柴草内证称斤两轻少，减落价钱，住滞人户车牛，枉费盘缠。”

可见，依靠商业为生的牙人遍及全城，他们勾结官吏、侵渔百姓、哄抬物价、走私漏税、滋扰市场。另一方面，牙人作为商品交换的产物，在维护市场稳定方面也起着作用。官府利用他们检验商品质量，田地界至，或是担保商人申报的商税。

这一时期，牙人的职能己经发生了转化。史载：“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句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既出息一分。”

除此之外，东京又是娱乐中心，因此就有伎艺之人和娟妓。东京城内娱乐业，以瓦肆、勾栏为主，数量相当。瓦肆又称瓦子，以供民间艺人在里面表演节目。

时至北宋，瓦肆发展成为一种为客人提供全方位服务，集弹唱、说话、商贸、集市、歌舞表演等为一体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

勾栏又叫勾肆、构栏、游棚、腰棚、乐棚，是瓦子里面不同的表演场地。这些娱乐设施又使得东京产生了大批的娱乐商人，他们专门进行经济人工作。

以上这些酒店、茶坊、食店的兴隆，依赖于众多的服务人员。同时，在东京城中，还有一些其他服务人员。为居民提供卫生服务，如替人扫街的、倒垃圾的人员。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如修灶台的、修扇子的、供应用水的、以及打蜡器的人员。

此外，东京城中还存在乞丐(清明上河图》中城门前的那个乞讨者)，以及以化缘为生计的游方僧道等。

综上所述，东京商人类型较多，有行商、坐贾，小商贩，以及兼职商人等。这里只对专职商人人数作一估计。朱瑞熙先生说:“宋代单纯的商人仅包括在城、镇中开设店铺或从事贩卖并加入‘行’的人户。

从居住地域考察，这些商人大都居住在城、镇内，一般属于坊郭户。”‘王安石变法期间，“在京诸色行户，总六千四百有奇”。据吴松弟先生研究，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大约有2186万户。

加上约7%的未列人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并依每户平均5.4口计算，宣和六年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这样可以估计，北宋末年，东京的商人约在3.5万以上。

东京人口百万，为适应居民消费所需，大量米铺、肉行、鱼行、菜行分布于东京街坊巷陌及城郊。如肉的供给，注京肉铺“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

至于菜、鱼的经营，数量也不少。陶款《清异录》卷一载菜农生计，“病笃，呼子孙戒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可见，东京城中蔬菜需求量之大。城郊蔬菜种植，己经完全商业化，以满足城内居民需要。鱼类等水产品同样也如此。

汁京“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这些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品，都需要郊区及辖县的农民进行供给。

总而言之，东京居民的身份与职业十分复杂，主要以政府人员和各类商人为主。众多的商人，成为北宋东京城的特色，集中体现出东京商业经济的繁荣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