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戰政策是戰國時代商鞅等法家諸子制定的一種關於國家的經濟﹑軍事思想和政策。這個政策的核心是重視農業和戰爭，主張兩者結合。法家認為農戰就是重農，重農是為了戰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商君書·農戰》上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鞅在《商君書·算地》中還進一步分析二者的關係是:"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另一位法家著名人物韓非也是農戰思想的積極倡導者，《韓非子·五蠹》中指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又說:"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
農戰論是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主張重視農業和戰爭，併力求二者結合發展的一種經濟、軍事思想。它是當時地主階級為鞏固和發展封建主義經濟基礎，創立和完善與此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築，建設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封建國家而鬥爭這一歷史條件的產物。
而儒家並不認可法家的這種政治主張。儒家認為"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也"，每個人的內心都是渴望統治者內修仁政，讓老百姓富而有教的。只有依靠"仁"，才能建成最終的大同社會。
一、法家、儒家對待農業的看法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歷史的國家，農業一直是立國之本。農業是百姓生存的基礎，是國家收入的來源，是國家安定的保證。
先秦時的法家是一個對農業生產有著充分認識的思想學派。在法家看來，糧食是財富的唯一象徵，只有有了強大的農業作為保障，國家才能強盛，才能提供強大的軍事保障，才能讓統治者更好的控制人民。老百姓專心農業生產，"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商鞅在泰國的改革正是人農業生產入手，通過嚴格的制度讓全國的老百姓都從事耕戰，禁止人民脫離生產四處流動，甚至經商都會受到控制。
在法家看來，只有將老百姓束縛在土地上從事生產，才能積累國家的物質財富，也更方便在戰爭時發動動員。所以商鞅在變法時就制定了"粟爵粟位"制度，老百姓只要向國家交納一定的糧食，就可以得到爵位。對於專心農業生產的人，甚至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政策的優惠力度不可謂不大。
孔子與商鞅
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韓非子比商鞅更為激進。他認為要想統一六國，只有依靠強大的武力。而一個國家要想增強實力，只有最大限度的鼓勵老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最好是連商業都可以壓縮到最低程度。在他看來，經商的人不事生產，倒買倒賣，是國家的蛀蟲。一個強大的國家只會是一個農業為本，商業為末的國家。如果老百姓都去經商，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就會減少，國家的實力也會削弱。
在對農業生產的重視上，儒家和法家是一致的。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做到"足食、足兵"，要擁有發達的農業和強大的國防力量，才能保證國家的強大。
儒家將從事農業生產稱為"務本"，但是對國家層面的督促農業生產方式上，與法家的看法區別比較大。他們認為重視農業生產並不是濫用民力，而是要遵守自然規律，減輕對老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讓他們有時間去耕作。只要統治者不傷民力，老百姓的生活自然會富足。
對於商人，儒家雖然也認為他們不能產生社會財富，但並不完全否定他們的作用。但是對商人應該加強教化和管理，政府要通過對市場的監管，使商人誠信經營，讓百姓的財貨公平、順利的流通，人民的需求得到滿足，國家自然就會慢慢強盛起來。
韓非子
從法家和儒家對待農業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們在重視農業生產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用什麼手段發展農業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法家的終極目標是富國強兵，所以農業生產是圍繞著軍事強大、兵源充足的目的，他們重農，是為了實現以農養戰，以農促戰的最終目的。
儒家一直鼓吹以仁治國，恢復周禮，使禮樂興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先要讓老百姓衣食無憂，在這個基礎上再對老百姓進行教化。這是一種早期的民本思想，只有治民恆產，讓老百姓生活有了保障，裕民興教，才能讓一個國家強大起來。
二、法家、儒家的戰爭觀
戰國時期是一個戰爭頻發的時代，無數百姓死於戰火，絕大多數諸侯國都被更強大的諸侯國滅亡了。在儒家看來，這是諸侯們丟棄了"禮"這個治國之本，禮樂征伐自諸侯的原因也正是"禮樂崩壞"的結果。只有"克已復禮"，才能真正實現和平。
但是當時的情況是周天子的權威不再，"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一個社會，如果抱定"禮"不放，則極有可能"國亡而不知"，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儒家也主張強加軍隊的訓練，實現保國、保民的目的。
孔子
孟子認為戰爭是不能輕易發動的，只有掌握了正義的"義戰"，才能得道者多眾，百戰百勝。但是孟子又認為天下不是靠戰爭去統一的，而是要仁政。只要統治者實行仁政，百姓自然會依附，"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法家是一群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國家主義者，他們的戰爭觀帶有極強的功利性，善於用戰爭手段轉嫁國內矛盾，打擊敵人。在法家眼裡，要想實現統一天下的宏圖，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什麼義戰不義戰之分。只要國家財力充足，軍隊強大，就是實現霸業的時機。而一旦霸業完成，天下的戰爭自然也會消失了，也就達到了和平的目的。所以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制定嚴明的法律，囤積充足的戰爭資源，修好內政，"財不蓋天下，不能王天下"。這也是法家戰爭觀中重視農業生產的直接反映。
三、儒法關於農戰之爭
儒家和法家關於農戰之爭，就是"德力"與"義力"之爭。在儒家看來，法家是一群只知攝取利益之徒，是"喻以利"的小人，而儒家才是"重義輕利"的君子。
儒家針對法家的農戰論，提出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觀點，拉開了儒法之爭的大幕。這場爭論並沒有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而偃旗息鼓，而是一場歷時千年，幾乎貫穿了封建社會的一場大論戰，是儒法鬥爭的焦點。
秦兵
法家農戰思想在秦國的最大實踐是建立了軍功爵制。這是一種"食有勞而祿有功"、"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的制度，是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一場鬥爭。法家以法治國，獎勵農耕，剝奪了奴隸主階層的特權，遭到了許多權貴的忌恨。但是法家的改革對於秦國國力的增強和政權的穩定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正是法家的農耕政策，讓秦國"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
在秦朝之後的漢朝，儒法之爭還在繼續。漢武帝時，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進行了鹽鐵官營和耕戰為主的改革，遭到了儒家的批判，雙方爆發了著名的"鹽鐵之爭"。儒家以孔子的"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的理論攻擊漢武帝的法家政策，而桑弘羊堅定的維護漢武帝的政策，指出耕戰的目的是建本抑末，富國強兵，內抑兼併，外抗匈奴，是鞏固中央集權的必要措施，儒家的"義"只能使國家"危不能安，亂不能治"。
曹操也是推行法家農戰政策的，他認為："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他實行軍屯和民屯政策，為曹魏集團恢復生產和為統一戰爭作準備，但遭到了以孔融為首的儒家的批判。孔融主張以德治天下，與曹操的政策產生了很大分歧，這也是曹操殺孔融的一個重要原因。
北宋的王安石變法，也是利用法家的農戰政策，以農事為先，"生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但是反對他的司馬光等人認為這種作法是"奪富民之利"，最後會"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在儒家強大的勢力面前，王安石的變法半途而廢，沒有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
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變法都會牽扯到儒法之爭，明朝張居正變法，也是堅持"足食乃足兵之本"，要求發展農業生產，寓兵於農的富國強兵政策，但以儒家為首的保守勢力在張居正死後廢除了他的改革成果，這都是儒法農戰思想鬥爭的沿續。
四、對儒、法農戰觀的評價
戰國時期的法家，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代表的是比較進步的政治勢力。而農戰政策作為法家的基本政策，對歷史的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是十分巨大的。
法家的農戰政策，是在重視"富國強兵"這個最根本問題上提出的政策，通過這種政策，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也積累了軍事基礎。秦國正是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變法觀察家下，迅速強大起來的。
秦國農民
秦國民風強悍，寡義趨利，所以要與齊魯文化和中原文化掌控的關東六國有所區別。對於秦人，用嚴刑峻法比儒家的說教更容易教化他們。在嚴酷的刑法和獎勵農耕政策的雙重刺激下，"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這都是法家農戰政策給秦國帶來的改變。所以說，在當時法家的農戰觀還是有著積極的進步意義的。
但是到了封建社會的中期之後，地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以儒家思想治國，使得法家思想推行起來難度越來越大。雖然法家的農戰思想的最終目的與儒家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加強地主階級專政，但畢竟會觸碰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封建社會歷史上法家的變法，都以失敗告終。
無論法家還是儒家，都是重視農業生產的。但是他們重視農業的目的是有區別的。法家重農，是為了戰爭的需要；儒家重農，是希望"富而後教"。雖然看起來法家思想似乎更加激進，但在戰國那個特定的時代，法家的重農重兵政策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法家的戰不離農，農是戰的物質基礎；農不離戰，戰是農的直接目的的思想，還是相對於儒家的"克已復禮"更為先進，更為符合時代的需求，所以在戰國，法家笑到了最後。
參考資料：《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法家重農思想辯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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