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史记”中曾有剑道等篇，但却没流传下来。在侠客列传及个别人物传中，虽有习练剑术的记载，但太史公独创纪传体是人物，表、书分门别类的特点。因此在传记中不记剑法只讲故事。再者两汉时期，史记被朝廷多次删改，那么剑道等篇遗失则在所难免。
不过这也再次论证了一个事实，统治者对兵家机密之慎重，是由来已久的。显然，剑道作为军事技术的一部分，和武器生产工艺是一样的，在史记中都没有全面的文字留存。当然，这些没在史记中出现的文字，并不代表被真的删除了，而很有可能另造别册。
同为汉时被誉为地方志鼻祖的“越绝书”中记载越女剑时，借越女之口讲剑道。今天看也算是一种传承。但越女剑所言剑道是青铜剑，我们知道汉朝已是铁器时代了，因此越绝书记载上一个时代的击剑技法应已不是禁忌。
这其实就是我提到的最早的技术升级问题，在冷兵器时代技术升级包括两个层面的，第一是兵器。第二是使用。那么问题中所说的武术就是使用问题。兵器从青铜到铁器，再到钢铁，火器。以及短兵到长兵，再由近射到远射，步兵到马战再到水战。武器的发展和实用技术的发展是同步的，只不过有时兵器领先有时使用技巧领先而已。
但从冷兵器开始的上古到其结束的清末，可以明确的是兵器在民间始终是禁忌，而使用方法也就是武术也是统治阶级独占的资源。比如官爵世袭就是一种保护手段。当然在中国这种保护并不是绝对保险，朝代更迭始终是每个王朝的梦魇。因此每个更迭期就是兵器和使用技巧轮回的时机，这也是武术走入民间并遗留在民间自由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以上问题却很有意思的提出了，民国和现代。这的确也是两个重要的转折期。
先说说民国时期：按历史规律，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相应的实用技术也应该顺势而变，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向，传统武术却在舆论中走向了高潮。如：清末义和团运动、驱除鞑虏、中华武士会、精武会等等。其实这是一种民族心态的反映，泱泱中华几千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西方人逼上了现代工业化这条路，其实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经历了一甲子后到了20世纪，这一状况仍无改观。
国人实在有点想不透了。于是一部分文人带头走上了开发了一条另类之路，臆测。把冷兵器时代最为自豪的秘密武器重新启动。我们耳熟能详的刀枪不入，金钟罩铁布衫等等市井中杂耍戏法也堂而皇之了。没办法，在当时那种连皇家都自顾不暇的时期，又有谁会关注文化的健康问题呢？
再加上一大票文人以文化形式，如小说、杂志、报纸的渲染和推波助澜。意识形态的扭曲与时代的大发展相伴而行。于是这种矛盾也反映在现实中，比如清末的北洋军团后来演变成北洋军阀，在这些头目们的幕僚和亲信中就有大量征召延揽武林高手的习俗。这习俗直到抗日战争依然在延续着。当然，也有演变。
举个例子，我们一直以为二十九军宋哲元大刀队，是中国武术在热兵器战场的实例。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这只是我们的想象。那场发生在1933年3月的事件，是一场夜袭。主战武器是手榴弹，大刀只是辅助使用。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一事迹成为鼓舞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动力。因为在当时一场胜利太重要了。因此当枪炮的杀伤力得到中国人彻底认识后，武术就随之转变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动力。比如亮剑精神、大刀进行曲等等。
最后得聊聊现代武术的事儿了，顺着讲得讲1949年解放后，倒着讲似乎得说2017年4月那场事儿。不过我觉得还是顺着讲吧，吴彬对中国武术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不久前我采访他时，他亲口告诉我，1953年他从上海考入北京体育大学之后，被分配做武术工作，同时被告知，不得教用法。这显然是真的，新中国建设是有其特殊性的，因此这一规定必有其历史的意义。因此又一个甲子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武术在官方运动队或体校中的都是以表演为主的“竞技类”。
吴彬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也在发展，民间武术。这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力量，他们的一般在公园里、小区里、或者在家里默默的传承着。由于传统原因或因师承关系或个人爱好，民间武术传承竟然坚韧至今。虽没有国家拨款、组织关照、也没有正式的舞台或擂台，但这一类却始终不移的坚持着传统。可以证明今天的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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