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傣族和雲南內地不少傣族都是“漢傣族”，特別說明：不是“旱傣族”，把一些地方的傣叫成水傣，相應的把部分傣叫旱傣是錯誤的，因為傣都是喜在水邊，沒有河水就不可能有傣寨，雖然不是絕對，但肯定是普遍現象，傣族寨子最少必須有條小水溝，然後有水田，才能成其為傣族寨。
那麼“漢傣族”的含義是什麼呢？那就是有漢姓有字派，過春節，有些風俗習慣和漢族相同，不少人都說祖先是來自內地的漢人，這些就是漢傣族。
緬人叫“撣德佑”，撣邦傣叫“客傣勒”，都是明白無誤是“漢傣”的意思。
“漢傣族”既不是值得研究的學術問題，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歷史遺留問題，純粹是傣族自己擺的烏龍。所以人家叫“漢傣族”，有的鬧不太清楚，誤會為“旱傣族”也不要奇怪，不存在民族歧視，也說不上“不尊重傣族”。
漢傣族主要分佈在滇西，德宏州除了瑞麗，幾乎都是漢傣族，緬甸北部撣邦克欽邦漢傣族也不少（當地漢族到現在還習慣叫漢擺夷），都是近代從中國才遷移下去的。雲南內地景谷景東元江新平等地傣族也應該是漢傣族。
這裡只梳理一下德宏傣族的一些歷史碎片，來看看“漢傣族”的是怎麼來的。
滇西傣族自認為是“漢族變來”的現象應該產生於清朝中後期，那時已經接受了漢文化的滇西各傣族土司為了應付中央王朝的改土歸流，將家譜修成內地來的漢族，希望能以“流官”身份繼續統治。同時也向他們治下的普通傣族民眾宣示：我家的文明程度更高，血統來自內地的漢族，源遠流長，所以統治你們這些落後夷民是天經地義的。到了民國年間，官方初期只認“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眾多南方“蠻夷”始終都無法歸類，官方對少數民族還是採取封建王朝時期的歧視政策。但是隨著民間和漢族交往越來越多，一些漢族普通民眾為了和少數民族打交道，充當了“民族融合”的使者，紛紛和少數民族認親戚，最簡便的辦法就說你們是漢人變來的，原來姓什麼什麼，我們兩家五百年前是一家。傣族歷來不注重歷史記憶的整理，對祖先非常模糊，出於對“源遠流長”家族歷史的一種渴求，或者漢族有錢有勢，掛靠在一起可以得到某種保護。於是普通傣族老百姓也紛紛改漢姓，排字輩，有點漢文化的也按照漢族親戚提供的線索用漢文修起了家譜，先人墓碑也堂而皇之地用漢文寫上來自內地的南京，江西，四川等地，家堂祖宗牌位也按漢族習慣寫上：某音某郡某氏。這種“漢化”現象無形中模糊了民族區別，對消除民族矛盾不無幫助，因此官方應該是鼓勵的。
新中國成立後，實行民族平等政策，展開史無前列的民族識別運動，應該說對傣族的識別是比較簡單和容易的，因為各地傣族共同的元素很多，而且元明以來就已經基本形成固定的居住區域，在官方記載中已經有了相對統一的稱謂，只需把族名確定成一個統一的名稱就可以。至於民間家族歷史的敘述，根本就沒必要和民族識別混在一起，所以也沒有哪個民族識別工作人員會把“漢傣族”由來當一回事，不會因此就把這部分人劃歸漢族。於是這種“祖先來自內地漢族”的觀念一直在滇西傣族民間牢牢紮了根，以致於現在一些傣族在上新房時也延續了這種觀念，當回覆從“哪裡來”時，有模有樣用傣話敘述了從內地某府來到雲南傣族地方的經過。當然這經過也是“漢族家門”告訴他們的。
到了這個時候，你不相信祖先來自內地漢族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已經有了“完整的歷史資料”。
這就是“漢傣族”的由來，也難怪騰衝漢族朋友以前愛說“擺夷擺夷，咋個擺咋個依。”
那麼“漢傣族”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漢族變來的？
我們還是先從始作甬者的土司家族歷史來理一理吧，這裡本人只敘述史料，無意糾正哪家昭法（土司）的家譜。
滇西傣族土司形成於元明時期，特別是明朝官方史料有不少記載，只需把這些資料理一理，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內地漢族被封為土司”了。
盈江干崖土司
傣語叫昭法勐納，“幹崖”應該念“幹AI”，《明史.雲南土司》記載：“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永樂元年設幹崖長官司。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並賜冠服。三年，幹崖長官曩歡遣頭目奉表貢馬及犀、象、金銀器，謝恩，賜鈔幣。五年設古剌驛，隸幹崖。曩歡復遣子刀思曩朝貢，賜賚如例。自是，三年一朝貢不絕。宣德六年改隸雲南都司。時長官刀弄孟奏，……正統六年升幹崖副長官刀怕便為長官司，賜彩幣，以歸附後屢立功，從總兵官沐昂請也。九年升幹崖為宣撫司，以刀怕便為宣撫副使，劉英為同知，從總督王驥請也。”
這裡，曩歡，刀思曩，刀弄孟，刀怕便都是典型的傣族名，按刀字應該是傣語“陶”或“昭”的誤音，傣語把長者稱為“陶”，“陶勐”是地方長老之意，有時直接就是一個地方首領，“昭”是官家之意，這兩個詞在各地傣族都通用，內地官員來到傣族地方，聽到叫首領不是“陶”就是“昭”，偷懶簡化成“刀”，於是相沿成習，凡傣官都以刀命名，也因為這樣，南部西雙版納比較純樸，把“刀”姓作為官家專用，普通百姓不能隨便姓刀。而德宏地區流行漢姓後，刀成了一個家族姓，不是專指官家了。
這裡《明史》“六年升幹崖副長官刀怕便為長官司，賜彩幣，以歸附後屢立功”的記載，和刀家土司家譜具體內容相印證就清楚了：“正統三年，麓川思任法反，屢侵幹崖，擾騰衝。六年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奉旨率軍15萬徵麓川，至潞江，不得渡，帕變口銜繩索泅水渡江，造搭浮橋以渡大軍，並追擒其弟思機法，因以功升宣撫司職。”
這些記載總結一下就是，盈江地區是元朝年間內附，被設為鎮西路，到明朝先設幹崖長官司，後來因配合徵麓川有功，升為宣撫司。所謂“內附”就是指邊地少數民族歸附中央王朝，朝廷任命當地民族首領繼續按自己的方式統治。到明朝，由刀家土司當政，直到新中國成立。
梁河南甸土司
傣語叫昭法勐底。《明史雲南土司》記載：“正統二年，土知州刀貢罕奏：麓川思任發奪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帝敕沐晟處置奏聞。麓川之役自是起。九年升州為宣撫司，以知州刀落應為宣撫使，通判劉思勉為土同知。”
而龔蔭《中國土司制度》載“刀貢蠻，百夷人，祖父刀貢孟，先蒙宣慰思倫法委充南甸招魯，明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9年）選百夫長，三十四年給賜冠帶。故刀貢蠻襲南甸百夫長。”“永樂二十年升為南甸知州，刀貢罕告襲。”
這些記載說明：南甸原來是麓川土司的下屬，後來在明朝“析麓川地”中直接受朝廷任命，再後來參與徵麓川有功，升為宣撫使。
芒市土司
傣語昭法勐煥。《明史雲南土司傳》記載：“芒市，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七年，總兵官沐昂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來訴，與叛寇思任發有仇。今任發已遁去，思機發兄弟三人來居麓川者藍地方，願擒以獻。兵部言：放革先與任發同惡，今勢窮乃言結釁，譎詐難信。宜敕諭放革，如能去逆效順，當密調土兵助剿機發。從之。八年，機發令涓孟車等來攻芒市，為官軍所敗。放革來降，靖遠伯王驥請設芒市-長官司，以陶孟刀放革為長官，隸金齒衛。”
芒市情況也和盈江差不多，也是元朝開始內附，設茫施路軍民總管府，到明朝正統年間亮相的芒市陶孟刀放革，原本想乘麓川被明軍打敗，請求雲南總兵沐昂讓他去打死蛇，但明朝國防部馬上知道了他想擴充地盤的心思，明確告訴他：你原本就和麓川是穿一條褲子的，現在看到被打敗又說有仇，你竹簍裡的小算盤瞞不了我們，還是老老實實配合朝廷大軍吧。後來他也確實誠心配合明軍，而麓川軍也來攻芒市，被明軍打敗，刀放革應該表現不錯，於是真心投降，明朝設芒市-長官司，以陶孟刀放革為長官。
隴川土司
隴川是從麓川分出來的，傣語昭法勐婉。
《明史雲南土司傳》記載：麓川之初平也，分其地立隴川宣撫使司，因以恭項為宣撫使。恭項者，故麓川部長，首先歸順效力有功，因命於麓川故地開設宣撫。已，頭目曩渙等復來歸，願捕賊自效。帝命還守本土，有功，即加敘。諸凡來歸者視此例。遂以刀歪孟為本司同知，刀落曩為副使，隴帚為僉事，俱賜冠帶，從宣撫恭項請也。
正統十二年敕諭恭項，言：“比者，總兵奏爾與百夫長刀木立相仇殺，人民懷怨，欲謀害爾父子。今遷爾於雲南，俾不失所，且遣官護爾家屬完聚，其體憫恤，無懷疑懼。”既而總兵官言：“隴川致亂，皆由恭項暴殺無辜，刻虐蠻人。同知刀歪孟為蠻眾信服，乞安置項於別衛，以刀歪孟代。”帝以恭項來歸，屈法宥之，命於曲靖安置，並遣敕往諭。”
景泰七年，隴川宣撫多外悶遣人貢象、馬及金銀器皿、方物，賜彩幣、襲衣如例。仍命齎敕賜之，以多外悶初修朝貢故也。成化十九年，以隴川宣撫司多歪孟子亨法代職。
這些記載很清晰：先是麓川的官員恭項首先投降明軍，配合朝廷攻打麓川軍，立功，曩渙，刀歪孟，刀落曩這些官員也跟進。麓川被平定後，明軍論功行賞，把恭項任命為新成立的隴川宣撫使，恭項又推薦和自己關係好的刀歪孟和刀落曩為土司官員，共同管理地方，後來因為恭項亂殺無辜，大家不服，有人想要幹掉他，於是明朝廷將恭項遷到曲靖。而立大家比較信任的刀外孟為宣撫使。這是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年）的事，九年後的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這個刀歪孟卻變成了“多外悶”，再過二十七年後的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又成了“多外孟”，此刻他應該已經去世，是讓他兒子多亨法代職。
“刀歪孟”，“多外悶”，“多外孟”，顯然就是同一個人，是明朝廷官員亂記錄的結果，也從那開始，多家土司開始統治隴川。
從以上羅列的史料可以看出，這些土司官都是傣族，不存在內地小軍官“隨軍征戰有功，被任命管理地方”。如果那樣就成了流官治理，那肯定要選派一個官職更大的軍官來擔任，還要派一部分的軍隊來保護他，不可能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漢族小軍官來當土司。
這樣我們就得出結論，“漢傣族”所謂祖先是漢人變來的說法，純粹就是一場有趣的歷史烏龍，個別有沒有？應該有的，但肯定不是普遍現象。民族融合，一般只有文化落後的民族向先進民族靠攏，鮮少有先進民族融入落後民族的現象。
“莊嶠王滇”的“變服從其俗”，那是一個軍事集團的征服行為，和這種莫名其妙的“漢族變傣”是兩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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