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絕了皇帝的提拔任用，原因居然是這個

陳壽祺（1771—1834），閩縣（今福州）人，字介祥、又字恭甫、葦仁，號梅修、晚號“隱屏山人”。清嘉慶四年（1799）進士。曾主講泉州清源書院、福州鰲峰書院20餘年，培養了

林則徐、梁章鉅、孫經世等一批棟樑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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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清代著名儒學家，造詣極其深厚。最初，他跟著孟超然學習，受宋儒學說影響頗深，後師事阮元，又接觸錢大昕、段玉裁等樸學大儒，形成漢宋兼重的治學風格。

陳家世代業農，從祖父陳起龍起，棄農讀書，父陳鶴書，歲貢生，以經學教授生徒。陳壽祺一生致力文化與教育，教導學生“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民國《福建通志·儒林傳》）為尚，影響清代學壇。林則徐品評其人曰：“近代諸學者，俯視如魚噞。南抗朱（彝尊）與顧（炎武），北陵太原閻（若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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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祺主講鰲峰，有心以書院為陣地，將新興之漢學與程朱理學傳統結合，在閩省培植漢宋並重的治學風尚，使學術蔚興。他借鑑前人經驗，著手書院改革。主張“先察學行而後考文藝”，加強對生徒的品行甄別，並制定相應方法。他擬定鰲峰書院事宜十五條，對生員甄別方法、肄業生名額、書院課程及考場秩序、監院人選等方面，分別作出明確規定

陳壽祺重視生徒的人格修養與事功績業，也重視他們的經史學業，希望學生成為“處可立言以傳世，出可敷政而佐時”的通經致用之才。指出“至聖誘人，首先博文；儒者窮經，將以致用”。為培養實學人才，敦促學生學習經史課程，陳壽祺給生徒分發“課程簿”（就像我們現在的筆記本），讓他們自記所學課程，“每逢十日匯呈講堂，酌名面加考驗。”還把古學、經解、史論、雜體詩賦列為規定的師課內容。因為他的學識非常的深厚，且富有教導經驗，所以他在回答學生提出的疑惑時非常具體細緻。門生林昌彝回憶說：“先師講學，必詳經說，深於傳注訓詁。時稽諸生所習業，為之釐正句讀、辨訂偽誤、詳糾音韻、分別訓義。諸生執經問難，無不為之考核是非，折衷群說，縷析條分，明辨以晰。”（林昌彝《恭請陳恭甫師入祀鰲峰書院名師祠》）陳壽祺栽培的門下弟子如

孫經世、梁文、杜彥士、柯蘅、丁汝恭、陳慶鏞、林昌彝、王捷南、張冕等，都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他樂於扶植士類，提攜後輩，“每見諸生實力切劘者，無不為之延譽於當途”（《民國《福建通志·儒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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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祺在道光五年制定《鰲峰崇正講堂規約八則》，內容包括“正心術、慎交遊、廣學問、稽習業、擇經籍、嚴課規、肅威儀、嚴出入”等，言語真摯，為生徒安排讀書計劃，指示治學門徑，規範日常行儀。這則《規約》頒佈後，被視為治學、修身指南，在福建輾轉傳抄。

他撰文訓示諸生，說道：“士學古立身，必先重廉恥而敦禮讓。廉恥重而後有氣節，禮讓敦而後有法度，文藝科名抑其末也。”（《示鰲峰書院諸生》）起初，不喜歡學習的學生都畏其束縛，故“怨謗紛起，上下之間多窒閡”（陳壽祺《上儀徵公阮夫子書》），後來學生們反覆朗讀並體會這句話，遂漸而安之，日久則心悅誠服。陳壽祺改變了因一味課習舉業而荒廢經史之學的現象，也在閩省樹立起崇尚實學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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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祺掌教鰲峰書院，前後歷11年。其間，公卿將其密薦於朝廷，皇帝也嘗託人問候，欲提拔任用，壽祺卻不易初志。他“生平不飲、不弈，樗蒲不入坐，惟手不釋卷”（《福建通志·儒林傳》）。一生嗜書如命，前後聚書約八萬卷，曾作詩道：“不讀《楞嚴》禮玉晨，縹湘充棟可安身。買來萬本皆清俸，不許兒孫更借人。”他著作等身，“其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事，必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鄭、許，靡不通徹”（佚名《清代學人列傳》）。身後留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六卷）、《左海文集》（十卷）、《絳跗堂詩集》（六卷）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