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豬肉價格如坐上火箭，直線拉昇，誰應該為高攀不起的“二師兄”負責？聯想到2015年以來針對畜禽養殖業開展的“禁養區劃定”執法行動，很多人第一反應將矛頭指向了環保。“豬市”不順，環保該不該“背鍋”？
1.環保加強，畜禽養殖規模化轉型與水汙染防治雙重受益
2015年以來，由於生豬養殖業對水資源的需求量高、汙染大，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別是南方水網地區等生態敏感區的環保壓力明顯加大。近年與生豬養殖業相關的環保政策陸續出臺，這些政策聚焦傳統小規模散養對生態環境特別是水資源的汙染，提出要加快轉變行業生產方式，促進規模化養殖的發展，降低散養的規模。其中，新《環保法》要求環保不達標的養殖戶加速退出，提高養殖成本；《水汙染防治計劃》明確提出要防治畜禽養殖汙染，科學劃定畜禽禁養區，2017年底之前依法搬遷或關閉不符合標準的養殖企業。原農業部出臺了“南豬北養”政策，2015年下發的《關於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佈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對珠三角、長三角、長江中游、淮河下游等水網地區和丹江口庫區，進行生豬養殖佈局優化，提出轉變方式，提質增效的原則，大力發展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提高養殖的生產效率和生產水平。
表 1近年來部分生豬養殖業環保規定
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為“水十條”的落實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對水汙染流域治理帶來了利好。同時，通過對畜禽糞汙的綜合管理，為農村綜合環境整治工作也帶來了明顯裨益。對於長期以來環保問題嚴重、小規模養殖散戶效率低下等問題頻出的畜禽養殖企業而言，此輪環保政策的出臺，也對行業的規範化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加快推動畜禽養殖行業科學、規模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2.部分地方環保執法“一刀切”，產業政策實施不銜接
在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推動下，各地方紛紛制定了劃定禁養區和區內汙染養殖戶搬遷計劃，在環保政策落地時，有的地方以環保執法或者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為藉口，對生豬養殖等簡單一禁了之等粗暴管理方式，導致以規範行業發展為初心的環保政策出現局部擴大化的現象。
禁養區劃定範圍擴大化
從（原）環保部公佈的進展情況來看，我國禁養區養殖場關閉搬遷工作進展順利。但在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不僅出於環保需要，還綜合甚至更多地考慮了城鎮化發展、動物防疫、文物保護、基本農田、河道管理等多種因素劃定禁養區。尤其是城鎮化水平高、工業發達的地區，畜禽養殖禁養區範圍較大。例如，廣州市市轄區的番禺區，在今年5月修訂了生豬的禁養區規劃，禁養區面積由原來的50平方公里大幅擴大至410平方公里，達到原規劃面積的8倍。
南北差異化導致供需不平衡
同時， 農業“南豬北養”政策推進過程中，也由於南北生豬產業轉移發展不銜接、不配套的問題，在短期內對生豬佈局和產能造成了影響。農業部《關於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佈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提出，根據南方水網地區水環境保護要求和土地承載能力，科學確定各區域適宜養殖規模，須減則減，宜調則調，其中珠江三角洲水網區應堅持減量為主，長江中游水網區加快退出禁養區內生豬規模養殖。但實際上南方地區在減少養殖規模的同時，北方地區無法承接或不願承接生豬養殖產業，加劇了生豬的供給短缺。一方面，由於生豬養殖業本身投資大、風險高、收益低等特點，同時北方地區也面臨環保壓力，因此對於承接生豬養殖也存在顧慮。另一方面，由於地理、氣候與人文條件的差異，一些北方地區客觀上並不具備直接承接南方轉移的生豬養殖產能的條件。
因此，在部分南方地區“一刀切”劃定“禁養區”，加之北方地區承接生豬轉移產能條件有限的客觀背景下，環保和產業政策落地過程中對畜禽養殖業帶來了一定的衝擊。生豬作為我國養殖業的主要畜種，產量也受到了一些影響。據調研數據顯示，調減南方水網地區養殖總量1600萬頭，全國水網地區133個主產縣禁養區內關閉或搬遷養殖場24659個，減少生豬存欄282萬頭。
3.“豬瘟”導致肉價高企，環保執法並非主因
2019年1季度開始全國能繁母豬存欄和生豬存欄數據雙雙開始加速下滑，直到9月份環比降幅才收窄，而居民對豬肉的消費習慣一時間難以改變，豬肉的“剛需”性能驅使下產量供不應求導致豬肉價格高企不下。結合2015年以來我國環保持續加強的態勢，不少民眾將“環保執法”與“豬肉漲價”二者關聯起來。然而，環保真的是此輪“豬市”不順的“罪魁禍首”嗎？
事實上，進入2019年以來，隨著非洲豬瘟疫情向全國迅速蔓延，地方大量撲殺能繁母豬，養殖戶主動或被動地恐慌性拋售生豬、淘汰母豬，導致肥豬價格和淘汰母豬價格均大幅下跌至近幾年的低位。據相關調研顯示，個別中部生豬養殖大省約6成的能繁母豬被撲殺，部分省份存欄降幅達到60%-80%，行業去產能貫穿2019年前三個季度。而從生豬存欄量上看，2017年前根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汙染防治條例、動物防疫法、等禁養區清理導致的生豬存欄量淨減少約3000萬頭，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2019年非洲豬瘟疫情蔓延後，2019年9月比2018年底淨減少1.2億頭，遠超“禁養區”規範行動後的存欄量下降幅度（如下表所示）。可見，從產能降幅角度來看，禁養區清理雖帶來了產能的波動，但其影響遠小於“豬瘟”事件。
表 2 2018-2019年生豬產能（存欄量）變化情況
從時間維度來看（如下圖所示），在禁養區相關政策出臺及落地較為頻繁的2014-2017年間，能繁母豬及生豬存欄情況出現了小幅度震盪，但並未對市場產生顛覆性影響。而自2018年我國開始報告非洲豬瘟後，能繁母豬及生豬存欄均大幅下跌，可見非洲豬瘟事件對“豬週期”產生了較大影響。從生豬市場波動的幅度和時間兩方面綜合考慮可見，過去有些地方執行中存在的“一刀切”執法對生豬養殖行業存在小幅影響，但與非洲豬瘟相較，環保執法趨嚴對生豬市場的影響較弱，不應成為2019年度生豬市場異動的“背鍋俠”。
圖 1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同比增減幅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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