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准备】
沈醉 (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员。1960年11月28日被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以下文字选自《我的特务生涯》—沈醉回忆录
沈醉
【第一次“锄奸”，被戴笠逼着干】
戴笠更加赏识我，我胆子也大了。我一出院就发现情报组有一个叫胡继业的组员经常不露面，我到他原来的住处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去了，还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情报。
对这种情况，我不知如何处理才好，连忙把胡继业的事告诉了戴笠，我建议把胡继业开除出去，不要他了。戴笠连忙摇头说；“不行！留着这种人是个祸害，必须干掉他。”
“那你派行动组的人去干吧！'我说。
“不，这次你亲自干。”戴笠突然严肃地盯着我说。
“我？”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尽管我很想取悦戴笠，很想尽力去完成他交给我的任何工作。但是让我去杀人，我是没想到的，也不愿去干这种事。我脱口而出说：“不，我干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去干吧！’’
“不！我就让你去，这是命令。”他声音不高，但这句话真是如雷贯耳，震得我目瞪口呆，顿时惊得满头大汗。
戴笠见我那副惊恐的样子，就缓和一下语气说：“怕什么？青年人慢慢锻炼嘛！”他开导似的对我说：“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懂吗?”
“懂，只是我什么也不会，怎么能干掉他呢?”我此时也镇静下来，借故推辞说。
”这好办，我写个条，你去找技术股和行动股，他们会教给你个好办法的。”既然话已说到这个地步，我也无法推脱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临走他又写了一个条“发特别费贰百元”。我当时心里一怔，这二百元就是等我杀人的赏钱，我接到这条子，手都有点抖了。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离开戴笠，到特务处行动股去。戴笠在电话里早已通知了他们，有人接过戴笠交给我的条子后，就递过来一根削得又薄又尖的竹刀，我伸手去抓时却被那人一下给拦了回来。
“这是有毒的竹刀，快极了，刀尖上有剧毒，只要碰破一点皮这人就别想活！”说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掐着刀柄，把刀装进一个牛皮套里交给哉。我又拿戴笠的条子去领了二百元的特别费。
回上海的路上，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口袋里的竹刀和二百元钱仿佛有千斤重。我胆子虽大，但要我亲自去杀一个人，这太不可思议了。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飞驰，我望着车窗外匆匆掠过的房屋、树木发呆。心里反复地问自己，难道我也将变成刽子手吗？这样做对得起母亲吗？我苦恼极了。
我明白戴笠是想借此来考验我对他的忠实，如果这次不按他的意思办，势必不能再取得他的信任。可是人命关天呀，我怎么能凭戴笠一句话就去杀人呢？母亲临走前不是一再叮嘱我。“你在外面不管干什么，都应记住；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
算了，我不干这工作了，我越想越不安，愤愤地站起身来，走进列车的厕所，一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用纸包着的二百元钱和竹刀，想把它们一起扔进茅坑，然后远走高飞，永远脱离这个让我去杀人的地方。然而，手举起来了，可怎么也扔不出去。这沉甸甸的一包银元扔掉了多可惜！我每个月的薪水、办公费等加起来也只是二百多元，这竹刀和二百元一扔，等于扔掉了一切：金钱、地位、前程。
我举起的手又慢慢地放了下来。不能扔，扔了怎么办呢？我一个初中未毕业的青年离开了戴笠的提拔，又到哪里去找这种一个月二百多元钱的差使呢？
我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了母亲的照片。母亲的照片镶在桌上的镜框里，我觉得她那慈祥的目光突然变得异常的严肃，仿佛盯着我说；“孩子，你要干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扑到桌边，跪在母亲的像前喃喃地说：“妈妈我怎么办?我不干怎么办？”我趴在桌上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翻来覆去地想，干，还是不干？总下不了决心。我开始失眠了，连着两夜没睡着觉，白天昏昏沉沉吃不下饭。
第三天，我实在受不了啦，跑到药铺买了两片安眠药吃了下去。睡一夜，脑子总算清醒一些。我想起戴笠的话“这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嘛”。我的良心总算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避难所。
决心下定了，心情也平静下来。我再次跪在母亲的像前说：“妈，原谅我吧，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
头几次我去胡继业家，他妻子在身边。他神色惊慌，总说他有病，现在不能出去工作。我表面上安慰他，让他好好养病，心里想着怎么下手。
有一次，他妻子送我们出门，我故意说。“老胡有病，可真难为你了，里里外外都要你操劳。”
他妻子忙说，可不是，我一会儿不在身边都不行，有时我早上出去买菜，回来晚了，他都要发脾气的。我这才知道，他妻子早上不在家。
一天早上我带队员躲在他家马路斜对面的人行道树后，见他妻子提着菜篮子走出大门，我让其他两人在外看着，自己悄悄跑上楼去。门是带上的，没有上锁，我轻轻推门进去，胡继业还没起床，他听见门响，慌忙坐起来，看见我，当时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组长，我，我没干什么，我真的是有病，腰疼l"
我的心里也象打鼓似的嘣嘣乱跳，我强作镇静地笑着说：“你别动，我学过国术，会按摩。”说着，掀开被子，按他指的地方给他按摩了几下．我边按摩边想，再不下手就晚了。心里这么一想，手不由得有些发抖，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正要转身，我索性心一横，从腰里拔出竹刀就扎了下去，我并没有看见扎在哪里，只听他“啊”的一声惨叫，我拿刀的右手也如同触电一般，我扭头就往外逃。
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下的楼，只知到了街头，我对两个人说了句：“你们在这里看着。’’就跑回家去了。
进了家门，我连忙用肥皂把右手洗了又洗，实际上右手本没沾上血污，但我总觉得上面不干净，好象这只手不属于我的一样。
后来那两个看守在胡继业家的组员跑回来告诉我，胡的妻子买菜回去后，很快就从楼上大哭大叫地向楼下跑，可能是去叫巡捕来，他们就赶快溜回来了。当时我正在用早餐，刚把餐刀挑一点黄油抹在面包上，一听到这情况估计胡已被我杀死了，右手拿着的西餐刀一下就掉进了牛奶麦片的盆子里。我一语不发，轻轻地把左手拿的面包放下，跑回房内仰面倒在床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究竟是恐惧？是得意？还是后悔？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是两眼发呆地看着房间中央悬着的一盏电灯，躺了多少时间我也记不清，最后我才慢慢地坐了起来，对着母亲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妈妈，我杀人了I”
好久好久，我脑子里还仿佛听到胡继业的惨叫，总是想到自己杀了人，听见敲门声，就以为有人来抓我了。我害怕得不敢在家里呆着，拿了两件衣服就跑到了南京。提心吊胆地过了半个月，只有一家小报上登出胡继业被杀的消息，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反应。戴笠一个劲地夸我干得漂亮，有出息，又发给我一笔奖金。渐渐地我悬着的心定下来了，胆子也大多了，我想，原来杀一个人就这么简单，这么轻而易举。自己仿佛也觉得这是干了一件抗日爱国的事，就更加心安理得。
黄维、溥杰、刘亚哲、沈醉的合影.(1980年代)
沈醉说：
“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参加国民党时，也是为了革命，都是些热血青年，许多人包括我，对国民党是抱有前途理想的，对国民政府也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不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是很敬业的，可以用忠于职守形容。那时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我想你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那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态度。因此，对想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人，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很自然坚决的。但蒋介石违背了民意，我们也没有这个先知先觉，结果就跟着他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个教训是很深的。1961年，周恩来总理对我说，“认真总结历史，写好史料”，我现在还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是不会忘记周总理对我的叮嘱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我这过来之人，要写好史料，教育人们，做一个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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