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關羽，因為失荊州而聲名一落千丈。直至今天，人們批評關羽之過，認為他愚蠢麻痺、驕縱輕敵，造成了蜀漢無法挽回的敗局：“關羽大意失荊州，對諸葛亮《隆中對》中的戰略部署是個嚴重的打擊，不僅使‘跨有荊、益’的計劃失敗，也使‘兩路出軍’北伐的戰略落空，同時也中斷了‘聯吳抗曹’的決策。”但是一味指責關羽失荊州之過，卻不肯定關羽爭奪荊州的功勞，實在失之公允。
從表面上看，關羽兵敗源於曹、吳夾擊，尤其是東吳的背盟偷襲。孫權為了東吳利益而譭棄盟約襲取荊州，很難譴責其是非對錯，對於後世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沒有意義，唯有尋找失敗的根本原因，才是探究歷史真諦的正確途徑。
三國時期荊州區域圖
蜀漢集團的腐敗才是關羽失荊州的根本原因。當曹魏援兵到來之際，關羽與曹仁、徐晃等打成了相互消耗的對峙戰。當呂蒙大軍偷襲公安、江陵得手之後，荊州局勢急轉直下，關羽不僅倉皇南撤致使前功盡棄，而且盡失荊州南郡、宜都、武陵、零陵四郡，自己弄得身毀名敗，“關羽走麥城”成了人生悲劇的象徵。
關羽最終兵敗而失荊州有其自身的失誤，更有蜀漢最高決策層的嚴重過失，最主要有三點。
第一，蜀漢集團麻痺大意，對於東吳集團的毀盟缺乏應有的警惕性和防範措施。人們常責怪關羽麻痺大意，事實並非如此。之前關羽對東吳保持著較高的警惕性並採取了相應的防範措施：
一是在江陵、公安兩大重鎮留下充足兵力，以防不測；
二是構建江防報警體系，在長江堤岸每隔十里建造一處烽火臺，一旦出現敵情便可點燃烽火發出警報。今湖北公安縣至枝江市沿江二三百里江濱尚留許多關羽所建烽火臺之遺蹟，證明關羽的防衛措施是相當嚴密的。
枝江烽火臺的障城遺址
《三國志·呂蒙傳》記載呂蒙與孫權密謀以治病為名回建業，以欺騙關羽，讓關羽放心地將防備東吳之兵北調襄陽，然後呂蒙秘密西進，“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舳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可見，呂蒙率部巧扮商船掩人耳目，騙過蜀漢江防士卒。
又據《陸遜傳》記載，陸遜虛辭假意，盛讚水淹七軍之殊勳以麻痺關羽：“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魏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毋庸置疑，偷襲荊州是孫權君臣精心策劃的一次軍事行動，尤其是陸遜“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之類的謊言，更使關羽相信了東吳遵守同盟協定而放鬆了警惕性，終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吳蜀同盟關係的維持和鞏固並非地方長官關羽的職責，而應由蜀漢決策者來承擔。早在建安二十年（２１５年），劉備親率五萬精兵出川奔赴公安與孫權對峙，對於東吳集團奪佔荊州的野心，蜀漢決策者豈能感受不到，但在關羽發起樊城之戰而無暇顧及後方時，蜀漢決策者卻不派人進駐公安、江陵等重鎮，也不委派任何官員來協調吳蜀關係，最終導致關羽首尾不能相顧而痛失荊州。與其說戰爭失敗的原因是關羽喪失警惕性，倒不如說是蜀漢決策者的責任。
第二，蜀漢集團放任內部矛盾衝突，從不注重內部思想教育。蜀漢政權內部山頭林立，彼此矛盾不和的現象十分突出，不僅存在著益州派、荊州派、東州派等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而且臣僚將帥之間常常弄得水火不容：魏延與楊儀兩相憎惡，劉封與孟達忿爭不和，諸葛亮看不慣彭羕，劉巴不與張飛共語，關羽不與黃忠同列。
作為鎮守荊州的最高長官，關羽確實存在嚴重的性格缺陷，如高傲自大、盛氣凌人、與部屬關係不睦等。呂蒙輕易奪得南郡，與他的周密佈局分不開，也與關羽三個重要部下的叛變有密切關係。
《關羽傳》載：“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鹹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又《鄧張宗楊傳》載：“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睦。孫權襲羽，遂入吳。”麋芳、士仁、潘濬三人均身居要職，麋芳為南郡太守，鎮江陵；士仁為將軍，守公安；
潘濬為荊州治中從事，是荊州刺史的主要佐官，關羽北攻樊城後，潘濬應主持荊州政務。三人早年便追隨劉備，與劉備關係親密，能力出眾，尤其是潘濬，降吳後成為吳國出將入相的重要人物。如果這三人齊心協力嚴防吳軍偷襲，吳軍強奪荊州亦非易事，只要他們堅守陣地，等待關羽主力回援，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可惜三人均與關羽有私怨而叛蜀歸吳，這是關羽的悲劇，更是蜀漢集團的悲劇。
任何國家和集團內部都難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衝突，放任和激化內部矛盾衝突只能使國家和集團的有生力量相互消耗而走向衰敗，努力化解內部矛盾就能使國家和集團齊心協力贏得戰爭的勝利。孫權消除淩統與甘寧的殺父之仇，李典與張遼冰釋前嫌以共同抗敵，陸遜以家國情懷教育不服氣的眾將等等，這些都是善於化解內部矛盾衝突的成功例證。
而蜀漢將帥們普遍素質不高，家國情懷和大局意識十分淡薄：麋芳、士仁因為關羽輕慢他們，便對關羽“不悉相救”；劉封、孟達面對關羽孤軍作戰而作壁上觀，不管不顧；潘濬因為關羽怠慢自己，便早懷二心叛蜀降吳。其心胸之狹隘，境界之低劣，與魏、吳將帥們非凡的大局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蜀漢文武官員素質不高，與蜀漢領袖們不注重思想教育，放任部屬私心膨脹有很大關係。劉備、諸葛亮、法正等蜀漢首腦人物不但不約束部下的不法行為，聽之任之，甚至自己也胡作非為。法正“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對於法正殺人害命的不法行為，劉備豈能不知曉？劉備不聞不問，諸葛亮也不好出面過問。
馬超歸降蜀漢，劉備、諸葛亮稱賞有加，關羽心懷不滿，寫信責問諸葛亮：難道我不如馬超嗎？諸葛亮不講原則寫信吹捧道：“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心滿意足的關羽將信函傳閱左右。這種做法分明是在縱容部屬不和與激化矛盾。
楊儀、魏延水火不容，連孫權都知曉，可諸葛亮不但不調解，臨死前還在激化矛盾，將魏延排斥在外，同楊儀、費禕商議身後退軍節度事宜：“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致使魏延抗命不遵而燒燬閣道，引發了一場政治危機。蜀漢領袖們放任部屬私慾膨脹，致使文武百官家國情懷淡薄，嚴重缺乏大局觀念，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蜀漢集團對荊州戰事漠不關心，不遣一兵一卒支援關羽。自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年）五月漢中戰役結束至十二月關羽兵敗，有整整八個多月的時間（該年閏十月），蜀漢首腦機關和軍隊主力一直處於休整狀態。如前所述，關羽孤軍奮戰，創造了蜀漢集團奪取襄陽郡、南陽郡的絕佳局面，只要劉備增兵一擊，歷史或將改寫。
然而奇怪的是，在長達八個多月的時間裡，蜀漢首腦機關對荊州戰事漠不關心，不僅未派一兵一卒前赴襄陽策應和支援關羽，未派任何重要將領至公安、江陵以協調鞏固吳蜀同盟，而且也不派孟達所部回防荊州秭歸（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導致蜀漢荊州兵力不增反減。與此相反，在關羽孤軍作戰的大半年中，魏、吳集團對於荊州戰事高度重視。
曹魏集團除曹仁、滿寵等名將固守樊城、襄陽外，還先後派龐德、于禁、徐晃、呂建、殷署等部約六七萬人增援曹仁，後來還增派張遼等大將趕赴前線，足見曹操守衛襄陽郡的決心。
東吳方面孫權親自籌劃，呂蒙臨陣指揮，陸遜、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一大批能征善戰的大將都參加了襲奪荊州的戰役。敵對陣營兵力如此強大，謀士猛將如雲，而關羽以區區數萬久戰疲憊之師對抗魏、吳兩大集團之精銳部隊，結局可想而知。
對於蜀漢上層人物聽任關羽孤軍血戰，不發一兵一卒馳援荊州的怪異表現，章太炎說關羽驕橫跋扈，難以節制，劉備、諸葛亮“不惜以荊州全土假手於吳，以隕關羽之命”。這種推測之論，自然不被認可。從客觀上講，吳、魏合力毀殺關羽，其原因在於蜀漢上層人物的冷漠。
蜀漢集團麻痺大意，冷漠不作為，內部矛盾重重，歸根結底源於貪腐享樂思想。對於蜀漢腐敗現象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危害，只要認真閱讀《三國志》等魏晉原始史料的記錄，就不難發現，蜀漢官僚腐敗對於關羽失荊州的影響是致命的。
早在建安十九年（２１４年），蜀漢集團貪腐現象和享樂主義思想便有過一次集中爆發。《先主傳》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張飛傳》載：“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
《三國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載曰：“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備不僅重賞他的得力臣僚，還以國庫百物來利誘蜀漢士眾攻城略地，導致戰後士兵哄搶庫藏寶物金帛，軍用不足。哄搶國庫錢物之後，蜀漢群臣又企圖佔有成都良田美宅。
《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在蜀漢文武百官中，像趙雲這種具有濃烈家國情懷和大局觀念的人實屬鳳毛麟角。
如果沒有趙雲直言諫阻，成都良田美宅恐怕早已被貪婪的蜀漢群臣瓜分殆盡。可悲的是，趙雲耿直無私的諍言絲毫沒有改變蜀漢的腐敗風氣。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年）五月漢中戰役結束後，蜀漢上下瀰漫著功成名就的濃烈氛圍，不思進取，致力於“稱王建號，立身揚名”。在以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群臣的積極推動下，劉備設立壇場，自稱“漢中王”，並舉行隆重的稱王慶典，之後“還治成都”，不惜勞民傷財而大興土木，修建館舍等四百餘所，安穩地享受著太平天子之福。
劉備稱王
《先主傳》注引《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諸葛亮傳》注引《袁子》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樑、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起館舍、築亭障、修建橋樑和道路均有必要，但應根據國家財力而定，且在戰爭時期必須考慮輕重緩急。
《陳群傳》載魏國重臣陳群曾上疏批評魏明帝修建宮室而提及劉備曰：“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陳群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一個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的腐敗政權，最終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在關羽孤軍苦戰荊州的大半年時間裡，蜀漢上層卻在盡情享受，對前線戰事無動於衷，不聞不問，導致樊城之戰開創的大好局面毀於一旦，葬送了荊州半壁江山，葬送了一代名將關羽的卓絕奮鬥，也葬送了蜀漢集團的戰略優勢和統一天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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