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关羽，因为失荆州而声名一落千丈。直至今天，人们批评关羽之过，认为他愚蠢麻痹、骄纵轻敌，造成了蜀汉无法挽回的败局：“关羽大意失荆州，对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部署是个严重的打击，不仅使‘跨有荆、益’的计划失败，也使‘两路出军’北伐的战略落空，同时也中断了‘联吴抗曹’的决策。”但是一味指责关羽失荆州之过，却不肯定关羽争夺荆州的功劳，实在失之公允。
从表面上看，关羽兵败源于曹、吴夹击，尤其是东吴的背盟偷袭。孙权为了东吴利益而毁弃盟约袭取荆州，很难谴责其是非对错，对于后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没有意义，唯有寻找失败的根本原因，才是探究历史真谛的正确途径。
三国时期荆州区域图
蜀汉集团的腐败才是关羽失荆州的根本原因。当曹魏援兵到来之际，关羽与曹仁、徐晃等打成了相互消耗的对峙战。当吕蒙大军偷袭公安、江陵得手之后，荆州局势急转直下，关羽不仅仓皇南撤致使前功尽弃，而且尽失荆州南郡、宜都、武陵、零陵四郡，自己弄得身毁名败，“关羽走麦城”成了人生悲剧的象征。
关羽最终兵败而失荆州有其自身的失误，更有蜀汉最高决策层的严重过失，最主要有三点。
第一，蜀汉集团麻痹大意，对于东吴集团的毁盟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和防范措施。人们常责怪关羽麻痹大意，事实并非如此。之前关羽对东吴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一是在江陵、公安两大重镇留下充足兵力，以防不测；
二是构建江防报警体系，在长江堤岸每隔十里建造一处烽火台，一旦出现敌情便可点燃烽火发出警报。今湖北公安县至枝江市沿江二三百里江滨尚留许多关羽所建烽火台之遗迹，证明关羽的防卫措施是相当严密的。
枝江烽火台的障城遗址
《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与孙权密谋以治病为名回建业，以欺骗关羽，让关羽放心地将防备东吴之兵北调襄阳，然后吕蒙秘密西进，“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可见，吕蒙率部巧扮商船掩人耳目，骗过蜀汉江防士卒。
又据《陆逊传》记载，陆逊虚辞假意，盛赞水淹七军之殊勋以麻痹关羽：“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魏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毋庸置疑，偷袭荆州是孙权君臣精心策划的一次军事行动，尤其是陆逊“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之类的谎言，更使关羽相信了东吴遵守同盟协定而放松了警惕性，终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吴蜀同盟关系的维持和巩固并非地方长官关羽的职责，而应由蜀汉决策者来承担。早在建安二十年（２１５年），刘备亲率五万精兵出川奔赴公安与孙权对峙，对于东吴集团夺占荆州的野心，蜀汉决策者岂能感受不到，但在关羽发起樊城之战而无暇顾及后方时，蜀汉决策者却不派人进驻公安、江陵等重镇，也不委派任何官员来协调吴蜀关系，最终导致关羽首尾不能相顾而痛失荆州。与其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关羽丧失警惕性，倒不如说是蜀汉决策者的责任。
第二，蜀汉集团放任内部矛盾冲突，从不注重内部思想教育。蜀汉政权内部山头林立，彼此矛盾不和的现象十分突出，不仅存在着益州派、荆州派、东州派等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臣僚将帅之间常常弄得水火不容：魏延与杨仪两相憎恶，刘封与孟达忿争不和，诸葛亮看不惯彭羕，刘巴不与张飞共语，关羽不与黄忠同列。
作为镇守荆州的最高长官，关羽确实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如高傲自大、盛气凌人、与部属关系不睦等。吕蒙轻易夺得南郡，与他的周密布局分不开，也与关羽三个重要部下的叛变有密切关系。
《关羽传》载：“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又《邓张宗杨传》载：“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睦。孙权袭羽，遂入吴。”麋芳、士仁、潘濬三人均身居要职，麋芳为南郡太守，镇江陵；士仁为将军，守公安；
潘濬为荆州治中从事，是荆州刺史的主要佐官，关羽北攻樊城后，潘濬应主持荆州政务。三人早年便追随刘备，与刘备关系亲密，能力出众，尤其是潘濬，降吴后成为吴国出将入相的重要人物。如果这三人齐心协力严防吴军偷袭，吴军强夺荆州亦非易事，只要他们坚守阵地，等待关羽主力回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惜三人均与关羽有私怨而叛蜀归吴，这是关羽的悲剧，更是蜀汉集团的悲剧。
任何国家和集团内部都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放任和激化内部矛盾冲突只能使国家和集团的有生力量相互消耗而走向衰败，努力化解内部矛盾就能使国家和集团齐心协力赢得战争的胜利。孙权消除凌统与甘宁的杀父之仇，李典与张辽冰释前嫌以共同抗敌，陆逊以家国情怀教育不服气的众将等等，这些都是善于化解内部矛盾冲突的成功例证。
而蜀汉将帅们普遍素质不高，家国情怀和大局意识十分淡薄：麋芳、士仁因为关羽轻慢他们，便对关羽“不悉相救”；刘封、孟达面对关羽孤军作战而作壁上观，不管不顾；潘濬因为关羽怠慢自己，便早怀二心叛蜀降吴。其心胸之狭隘，境界之低劣，与魏、吴将帅们非凡的大局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蜀汉文武官员素质不高，与蜀汉领袖们不注重思想教育，放任部属私心膨胀有很大关系。刘备、诸葛亮、法正等蜀汉首脑人物不但不约束部下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自己也胡作非为。法正“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对于法正杀人害命的不法行为，刘备岂能不知晓？刘备不闻不问，诸葛亮也不好出面过问。
马超归降蜀汉，刘备、诸葛亮称赏有加，关羽心怀不满，写信责问诸葛亮：难道我不如马超吗？诸葛亮不讲原则写信吹捧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心满意足的关羽将信函传阅左右。这种做法分明是在纵容部属不和与激化矛盾。
杨仪、魏延水火不容，连孙权都知晓，可诸葛亮不但不调解，临死前还在激化矛盾，将魏延排斥在外，同杨仪、费祎商议身后退军节度事宜：“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致使魏延抗命不遵而烧毁阁道，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蜀汉领袖们放任部属私欲膨胀，致使文武百官家国情怀淡薄，严重缺乏大局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蜀汉集团对荆州战事漠不关心，不遣一兵一卒支援关羽。自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年）五月汉中战役结束至十二月关羽兵败，有整整八个多月的时间（该年闰十月），蜀汉首脑机关和军队主力一直处于休整状态。如前所述，关羽孤军奋战，创造了蜀汉集团夺取襄阳郡、南阳郡的绝佳局面，只要刘备增兵一击，历史或将改写。
然而奇怪的是，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蜀汉首脑机关对荆州战事漠不关心，不仅未派一兵一卒前赴襄阳策应和支援关羽，未派任何重要将领至公安、江陵以协调巩固吴蜀同盟，而且也不派孟达所部回防荆州秭归（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导致蜀汉荆州兵力不增反减。与此相反，在关羽孤军作战的大半年中，魏、吴集团对于荆州战事高度重视。
曹魏集团除曹仁、满宠等名将固守樊城、襄阳外，还先后派庞德、于禁、徐晃、吕建、殷署等部约六七万人增援曹仁，后来还增派张辽等大将赶赴前线，足见曹操守卫襄阳郡的决心。
东吴方面孙权亲自筹划，吕蒙临阵指挥，陆逊、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大将都参加了袭夺荆州的战役。敌对阵营兵力如此强大，谋士猛将如云，而关羽以区区数万久战疲惫之师对抗魏、吴两大集团之精锐部队，结局可想而知。
对于蜀汉上层人物听任关羽孤军血战，不发一兵一卒驰援荆州的怪异表现，章太炎说关羽骄横跋扈，难以节制，刘备、诸葛亮“不惜以荆州全土假手于吴，以陨关羽之命”。这种推测之论，自然不被认可。从客观上讲，吴、魏合力毁杀关羽，其原因在于蜀汉上层人物的冷漠。
蜀汉集团麻痹大意，冷漠不作为，内部矛盾重重，归根结底源于贪腐享乐思想。对于蜀汉腐败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危害，只要认真阅读《三国志》等魏晋原始史料的记录，就不难发现，蜀汉官僚腐败对于关羽失荆州的影响是致命的。
早在建安十九年（２１４年），蜀汉集团贪腐现象和享乐主义思想便有过一次集中爆发。《先主传》载：“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张飞传》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
《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载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备不仅重赏他的得力臣僚，还以国库百物来利诱蜀汉士众攻城略地，导致战后士兵哄抢库藏宝物金帛，军用不足。哄抢国库钱物之后，蜀汉群臣又企图占有成都良田美宅。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曰：“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在蜀汉文武百官中，像赵云这种具有浓烈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如果没有赵云直言谏阻，成都良田美宅恐怕早已被贪婪的蜀汉群臣瓜分殆尽。可悲的是，赵云耿直无私的诤言丝毫没有改变蜀汉的腐败风气。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年）五月汉中战役结束后，蜀汉上下弥漫着功成名就的浓烈氛围，不思进取，致力于“称王建号，立身扬名”。在以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群臣的积极推动下，刘备设立坛场，自称“汉中王”，并举行隆重的称王庆典，之后“还治成都”，不惜劳民伤财而大兴土木，修建馆舍等四百余所，安稳地享受着太平天子之福。
刘备称王
《先主传》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起馆舍、筑亭障、修建桥梁和道路均有必要，但应根据国家财力而定，且在战争时期必须考虑轻重缓急。
《陈群传》载魏国重臣陈群曾上疏批评魏明帝修建宫室而提及刘备曰：“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而先宫室，臣惧百姓遂困，将何以应敌？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陈群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一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腐败政权，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关羽孤军苦战荆州的大半年时间里，蜀汉上层却在尽情享受，对前线战事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导致樊城之战开创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葬送了荆州半壁江山，葬送了一代名将关羽的卓绝奋斗，也葬送了蜀汉集团的战略优势和统一天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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