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歐美國家而言，實施全民必須佩戴口罩外出的政策同時面對著兩個挑戰。第一，相較於亞洲國家，歐美國家的口罩供應量嚴重不足。在全民陷入“搶口罩熱潮”後，最需要防護的醫療人員可能無法獲得必需的口罩。第二，一直以來，口罩在歐美國家都是“被汙名化”的存在，當政府下達佩戴口罩的命令後，人們是否能夠對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仍然是存疑的。
西方民間對於佩戴口罩這一行為的“汙名化”也妨礙了人們實踐這一保護措施。在大西洋月刊的報道中，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Christos Lynteris 表示，“在西方，我認為我們需要克服——我不會稱之為對面具的恐懼，而是面具帶來的汙名……我聽人們說，‘我帶了一個口罩上飛機，但我太害羞了，不敢戴。’這種羞恥從何而來？是因為人們會認為你是一個懦夫嗎？還是因為人們會認為你病了？”據報道，在西方文化中, 戴口罩可能被視為疾病攜帶者，所以路上有人戴口罩，對周圍人產生“衝擊”很大。歐洲人多認為口罩的功能是避免傳染疾病給別人, 缺乏“戴口罩是自保”的觀念。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臉”和“身份”的有著直接的關係。由於“蒙面”這一行為常常與抗議示威乃至暴力活動相聯繫，歐美各國都建立了相對應的“反蒙面法”（anti-mask law）。早在1985年，德國就通過了法案禁止民眾“在露天公共集會或前往露天集會途中”佩戴“妨礙身份識別的飾物”，以防止其對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造成威脅。而美國和加拿大的反蒙面法令，則將面罩與暴動以及危害社會安全聯繫起來（加拿大Bill C-309法案：防止個人在暴動和非法集會法令下隱瞞身份）。因此，在西方語境下，口罩、面罩和其他一切遮蓋面部的飾物都與不確定性、不安全、甚至暴力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繫。
甚至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也充斥著對於起到“遮蓋”作用的口罩的負面暗示。來自香港大學人文醫學中心的學者冼順英（Maria Shun Ying Sin）在其論文中寫道：“在西方媒體中，面具常常含蓄地——有時是明確地——與透明、真實和真誠的觀念相對抗。而新聞報道則強調了“揭露”和“揭露”的重要性。”讀者經常能在西方媒體的標題中看到類似揭開面紗（unmask）、掩蓋（covering up）等詞彙，而佩戴口罩則成為了“順從、服從管制和被操縱的象徵”。
即使是在東亞民眾紛紛戴上口罩抵抗新冠病毒的今天，西方民眾仍然無法擺脫他們對於“被汙名化”的口罩的看法。對西方人而言，佩戴口罩意味著你是病人，而東亞人卻總是主動戴上口罩；當口罩成為構成東亞人身份的一種符號之後，東亞人也被視作潛在的病毒傳播者。醫學人類學家Christos Lynteris表示，自從非典以來，西方人把“戴口罩”與中國和東亞更廣泛地聯繫起來。他將西方國家因此產生的汙名感的部分原因歸咎於仇外心理以及“中國是傳染病的起源，而中國人在傳播它們”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你在英國的超市戴著口罩，“人們的反應會很奇怪”，這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懷疑你與東亞國家有聯繫，懷疑你使用的是別人（醫療人員）更需要的東西，認為你生病了並且不應該戴著口罩來超市以及堅信你“散佈了不必要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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