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最悠久的優良傳統。“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是歷代史家念茲在茲的立身、立學之本，是中國史學不斷成長、持續繁榮的源泉和動力。經世致用飽含著史學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懷，體現著史學家“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追求。還原歷史和經世致用，構成史學的兩個基本功能，它們相輔相成，互為表裡。沒有客觀歷史，即沒有觀照當下的基礎；缺失經世致用，即失去史學存在的價值。經世致用發軔於中國史學出現之初，濫觴於中國史學形成之始，與中國史學發展相伴相隨。把經世致用置於中國史學成長的視域中加以考察，有助於我們對新時代中國史學的使命、責任、擔當有更深刻的認識。為此，編輯部邀約五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以饗讀者。今天我們將“經世致用與中國史學的成長”系列的第三篇文章《社會史論戰與中國新史學的成長》分享給大家。
以1902年梁啟超《新史學》的問世為標誌，中國迎來了“史界革命”，傳統史學（也稱作“舊史學”）開始向新史學轉型。新史學誕生伊始無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歷史學無論是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還是書寫模式、論著內容都帶有深刻的舊學印記，許多新領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運用尚未展開。以梁啟超為例，他雖然對舊史學“四蔽二病三難”的批判極為犀利、到位，但畢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的心願，這不僅是他個人的遺憾，也是當時中國史學狀況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舊史學的窠臼，打破只破不立的局面，從理論、方法、範式、材料、內容等方面全面建立新史學，是擺在中國歷史學者面前異常艱鉅的任務。蓄積20餘年之後，中國史學界發生了兩件大事，極大地推動了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此後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基礎和方向。這兩件大事便是“古史辨派”的興起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展開。兩者產生的理路不同，影響和意義也不同。古史辨派是中國傳統史學與近代科學史觀結合的產物，提倡疑古辨偽，以科學求真態度對待歷史文獻、研究中國古史，打破“唯古是信”的傳統觀念和舊的古史系統。中國社會史論戰則與現實聯繫緊密，第一次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核心，緊緊圍繞中國社會性質和未來發展方向探討中國社會史諸問題，是一場波及海內外和社會各界的大論爭，因此可以視為中國歷史學“經世致用”的典型個案。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開展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是由現實問題引發的，其目的也是解決現實問題。1927年北伐戰爭結束之際，由於對中國社會性質和大革命的認識存在根本分歧等因素，國共合作破裂。在人們對中國未來普遍感到迷茫時，1928年6—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心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傾向國民黨改組派的陶希聖迅速反應，於當年8—12月在國民黨主辦的《新生命》雜誌發表系列文章，主張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結束，秦漢以後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兩大基本階級是士大夫與農民。在這樣的認識下，其認為的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性質當然與中共的主張大相徑庭。
到底哪種主張更符合中國實際？中國該往哪裡去？對於現實和未來的關切，使得各黨派、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加入討論。現實總是從歷史中走來，因此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剖析必然上溯至歷史上的中國。陶希聖說：“要掃除論爭上的疑難，必須把中國社會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國社會，又必須把中國社會史作一決算。”1930年，郭沫若在被譽為“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也說：“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正是在這樣緊迫的現實需求下，中國社會史論戰“在中國，在日本，在蘇聯，青年人，老年人，實際家，理論家”中，“衝破了國界，抓住了各種社會集團”，熱烈地開展起來。
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雖然參與論戰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場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理論依據，其背景即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齊思和曾總結說：“北伐後的中心思想是社會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的觀點對於中國過去的文化加以清算。”此外，馬克斯·韋伯的東方社會理論也有一定影響。需要說明的是，關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性質的討論最早是在蘇聯展開的，它與亞細亞生產方式討論密不可分，蘇聯的觀點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產生了直接影響。
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形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有兩段經典論述：“資產階級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當時論戰的焦點就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和理解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上。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是否存在過這種生產方式；中國是否經歷過奴隸社會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性是什麼；中國是否以及何時結束封建社會，目前中國是否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或專制主義社會。這些問題的核心是人類歷史發展是否有規律可循，各國是否因地理、民族、文化的因素而存在特殊性，中國歷史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具有特殊性。
1933年，隨著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戰場《讀書雜誌》的停刊，論戰逐漸降溫。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論戰基本結束。何干之在這一年出版了兩本總結性著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由於論戰各方所持的政治立場、學術見解等存在巨大差異，論戰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見。論戰中也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以政治立場決定學術立場，不能秉承學術原則客觀看待問題；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嚴重，不是把唯物史觀看作一種理論方法用以指導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而是生搬硬套，削足適履；對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遠遠不夠，許多討論從概念到概念，缺乏堅實可靠的立論基礎。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場各界人士廣泛參與、備受社會矚目的社會史大論戰對新史學的成長仍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裡主要談四點：首先，它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何茲全回憶：“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學術界、思想界、史學界，我感覺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獨步天下的時代。上海的新書店，如雨後春筍，出現很多，都是出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書。舊的老牌書店，如商務，如中華，都一時黯然無色。”通過論戰，許多學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對唯物史觀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其次，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問世為標誌，開創了以社會經濟形態為主線研究中國歷史的範式。論戰後，以這一範式撰述的中國歷史著作大量湧現，不僅在學術界，在社會上也影響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成為歷史撰述的基本範式。再次，研究視角、問題意識、研究領域有了很大擴展。最為突出的是對經濟史和社會史的關注大大加強，包括生產力、生產方式、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等。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社會史論戰的直接激勵下，1934年以陶希聖為代表創辦了《食貨》雜誌，專門收錄有關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論文，以促進其研究，從而形成“食貨學派”。最後，極大地推動了歷史學者對社會現實的關心。社會史論戰讓歷史學者強烈地感受到歷史學並非單純的書齋裡的學問，而是與國家、民族、人民命運息息相關，並加深了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
論戰前後中國通史的書寫變化可以充分反映上述影響。梁啟超主張歷史應以“進化”為主線，其設計的中國史的“時代之區分”，分上世史（從黃帝到秦統一）、中世史（從秦統一至乾隆末年）、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今）三個時期，劃分的標準是漢族與其他境內民族、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的歷史。清末最為人稱道的兩部新通史，一部是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分上古（由草昧到週末）、中古（由秦至唐）、近古（由宋至清）。如中古部分主要論述三方面的內容：一皇室，凡為興亡之所繫者；二外國，如匈奴、西域、西羌之類；三社會，如宗教、風俗之類。其心之所繫除王朝興衰外，主要是種族和宗教。另一部是1905—1906年出版的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從上古至商，第二冊為西周。兩冊內容均述及王朝興衰史，又根據時代特色專題論述，如第一冊分古代的地理、禹平洪水、交通、與異族的關係、政治、階級制度、倫理、宗教、文字、學術、風俗、禮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學校、商業、工藝、宮室、衣服、飲食；第二冊則進行合併增刪，有疆域、政體、地方自治、宗法、人民之職業、教育、財政、禮俗、美術。梁啟超和夏曾佑的通史設計均帶有濃厚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時代思想色彩，劉師培則在此之上兼顧了以往類書的特色，並增添了近代科學的成分。1923年出版的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作為第一部白話本中國通史，“是20年代、30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長期以來被用作大學的教本”。其分上古（從三皇五帝至週末）、中古（分上中下，從秦到唐中葉）、近古（分上下，從唐安史之亂到元末）、近世（分上下，從明到清末）、現代（從武昌起義迄今）五個時期，在分期上打破了以往以朝代斷限的慣例，對歷史脈絡的把握更為準確，很多說法為後代所承襲。內容和領域也更為豐富，如在春秋戰國時期設置了“古代的社會經濟組織”一章，下設“農業”“工商業和貨幣”“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遷”三節，但遺憾的是這一設置並未貫穿始終。並且從全書的比例看，依然偏重史事的敘述，而關於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內容偏少。例如在中古部分的八章中，前七章均為史事，只有第八章為“秦漢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分官制、教育和選舉、賦稅、兵制、法律、學術六節。
相比於論戰前的三部著名通史，論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撰述的通史從分期、內容到所使用的概念和話語模式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例如，1941年出版的范文瀾主編《中國通史簡編》分為三編：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成立——遠古至秦、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成立後對外擴張到外族的內侵——秦漢至南北朝、封建制度社會螺旋式的繼續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以社會經濟形態為主線，生產方式、社會階層、土地制度、經濟狀況等無不納入章節標題中。再如，1943年、1946年先後出版的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漢史》，將史前至秦漢的歷史分為：前氏族社會（原始群）、氏族社會、古代社會（奴隸社會，商代）、初期封建社會（西周至戰國）、中期封建社會（秦漢）。雖然同樣以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但闡釋獨具特色：主張西周封建說；從經濟構造、生產關係與家族關係、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等角度進行建構；吸收大量考古學資料，對舊石器時代進行詳細論述；關注中國古代民族的交往、融合及其對歷史的影響；重視商業活動和商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湧現了一批有影響的通史性著作，如范文瀾及蔡美彪著十卷本《中國通史》、郭沫若曾任主編的七卷本《中國史稿》、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下冊、白壽彝總主編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等，以及林甘泉等主編九卷本《中國經濟通史》、龔書鐸總主編八卷本《中國社會通史》、張晉藩總主編十卷本《中國法制通史》、白鋼主編十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鄭師渠總主編十卷本《中國文化通史》，陳高華等主編十卷本《中國婦女通史》及十三卷本《中國風俗通史》等專題性通史著作，建立了闡釋中國歷史的基本範式、體系和概念，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同時，在體裁、具體認識和書寫上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
雖然中國社會史論戰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但由於論戰並沒有取得統一意見，論戰討論的問題又觸及中國歷史的根本，若想從宏觀上把握中國歷史的特質及其發展脈絡，就不能迴避這些問題。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受到高度重視，中國社會史論戰討論的問題再度成為熱點，並延伸轉化為中國歷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在史學界掀起新的討論高潮。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討論，雖然未能完全有效避免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出現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以論帶史等問題，但仍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和成就。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了中國歷史學的健康發展之路，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深入。改革開放後，學界又幾次開展中國歷史上是否經歷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等問題的討論，力圖從理論方面尋求突破，但一方面缺乏有力的實證研究支撐，另一方面自20世紀90年代起，由於新領域的開闢、新方法的運用和大量簡牘、石刻等新材料的發現，大多數學者轉向這些方面的研究，具體的實證研究盛行，社會經濟形態、古代史分期等宏觀問題研究盛況不再。
然而，歷史研究作為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不僅承擔著真實記錄人類發展歷程的職責，而且負有探求人類歷史發展脈絡及動因的重要使命。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別於其他民族，是由其歷史決定的，是由世世代代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群所經歷的一切決定的。歷史上的中國人怎樣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國家以何種方式統治人民，世代之間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變化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問題只有從社會結構層面才能夠得以全面、本質地闡釋。因此，中國社會史論戰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其討論的核心問題至今不僅仍然有效，而且依然是中國歷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基本問題。
筆者是專攻秦漢史的學者。20世紀以來出土了大量戰國秦漢時期的簡牘，極大地彌補了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給戰國秦漢史研究帶來了無限生機。我們可以通過這些新資料瞭解到許多歷史的細節，比如居延、敦煌等西北漢簡讓我們瞭解到漢代邊境地區的戍衛機構設置和戍卒工作、生活情況，裡耶秦簡、嶽麓秦簡讓我們瞭解到秦統一的過程，裡耶秦簡發現的更名方讓我們見到了《史記·秦始皇本紀》沒有記載的秦始皇統一時公佈的更改制度、文字、稱謂的詔令內容，睡虎地秦簡、嶽麓秦簡、張家山漢簡所出法律簡將我們所知道的系統法律條文一下子從唐律提前到秦漢律。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新出資料不僅能夠彌補歷史的細節，還能夠極大地推進對這一時期社會的整體認識，從而使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提出的問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例如，戰國秦漢時期的土地制度和所有制形態問題，過去因為傳世文獻記載太少，學界看法不一，爭訟不決。幸運的是，2001年公佈的張家山漢簡呂后二年（前186）法律《二年律令·戶律》中發現了完整的關於“名田宅”的法律條文。它規定，戶主可根據二十等爵爵位的高低“名有”（即佔有）數量不等的田宅，名有田宅數量不足時，可通過國家授田或繼承、買賣等方式獲得。這一法律規定可以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證明這套制度源於商鞅變法。由於人民佔有田宅的數量受到國家限制，國家還進行授田，因此雖然田宅允許買賣、繼承，但這套土地制度不可能是土地私有制。它也明顯不同於西周以“田裡不鬻”為標誌的井田制。國家建立以爵位名田宅的制度，一方面是為了建立社會等級秩序，另一方面是為了保證每個自由民家庭都擁有耕地，以掌握足夠數量的納稅服役人口。這種統治理念一直延續到唐代兩稅法，漢哀帝的限田令、王莽的“王田制”、西晉的佔田課田制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是基於這一理念而頒行。但由於允許土地買賣、繼承，打開了私有的口子，導致土地兼併猖獗，使得這套制度無法持續下去，法律淪為一紙空文。至唐中期，始通過改變賦稅制度，實行兩稅法，改變土地制度和統治理念，從此進入“田制不立”的時代，國家對人民的控制方式也發生重要變化，從控制人變成控制土地。
再如，關於先秦秦漢時期“庶人”的社會身份和地位，也是中國社會史論戰關注的問題，學界一直有不同意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也出現了庶人的身份，《戶律》中就規定公卒、士伍、庶人可以佔有同等數量的田宅。對此，許多學者包括日、韓學者都進行研究，提出了各種看法。在《戶律》中，公卒、士伍、庶人低於二十等爵中第一級爵公士，高於半刑徒的司寇、隱官，都是無爵者，但名有田宅的權利相同，因此要討論庶人的性質必須和公卒、士伍結合起來，即三者有何種區別，是在何種社會階層原理下加以區別的。然而，目前學界的討論僅限於庶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在《二年律令》的律令被制定的年代，二十等爵尚是少部分人才能擁有的身份，無爵的公卒、士伍、庶人應當佔社會的大多數，因此搞清楚三者的身份區別，對於理解這個時期的社會結構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史學是一個有豐厚積累的學科，數千年來留存下來的史料浩如煙海，研究每一個問題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當陷入一些具體史實、制度研究時，我們彷彿超然物外，有與世隔絕的錯覺。但現實何曾離我們遠去，我們的問題意識何曾不是來自現實世界，我們的目標又何曾不是為了現實世界？中國社會史論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內因並非中國史學發展理路自然生成，民國初年的歷史學者還處在轉型的懵懂之中，只是因為現實政治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衝擊，才“迫使”歷史學者加入這場論戰中。這一事實說明歷史學不是也不可能是純粹的象牙塔之學，不可能脫離或遊離於社會現實而獨立展開。現實常常給歷史學提出各種問題和要求，迫使歷史學為現實服務，進而實現歷史學經世致用的功能。
“讀史使人明智”，不僅在於歷史可以豐富我們的知識，讓我們知道我們從哪裡來，而且可以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將往哪裡去。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時代要求歷史學必須履行自己的學科職責，為中國發展提供智慧和借鑑。探求歷史真實，經世致用，是治史者的理想、目標，也是責任所在。
〔作者楊振紅，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校審：小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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