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越国"圭禾司"印与"夫禾司"印的性质与意义问题，从秦朝与南越国的官制承袭的角度来分析，秦朝从中央到基层拥有完备的农官建置，南越武帝赵佗原为秦军高级将领，直接参与和谋划了秦平岭南战争的全过程，鉴于中原先进的农业体系在统一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南越国的农官建置应较前朝更趋臻善，笔者认为：南越国"圭禾司"或"夫禾司"即应属于中央或其诸侯国"治粟内史"属下新创设的农官系统。
一，秦朝从中央到基层的农官建置完整而齐备
秦朝中央九卿有"治粟内史"，属下有"太仓""均轮""平准""都内""籍田""斡官""铁市"等，南越国中央及其诸侯国是否拥有"治粟内史"，虽然史乘不彰，但是作为秦汉帝国时代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越国理应拥有相同或类似的建置。余天炽先生即曾持肯定意见，惜未能实际举证，笔者认为上海博物馆藏鱼钮"泰仓"铜印即为南越国"治粟内史"属下之"泰仓"可谓明证。
关于鱼钮"泰仓"铜印的年代，尽管菅原一广先生较为审慎，未能判断是否为南越国印章，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一方面，从文字特征判断，尽管"泰"字与"太"字通假，然而诚如大西克也先生指出的，秦人创造性地使用"泰"字旨在彰显新造之邦的水德和天下统一，汉人则因"泰"字与"秦"字相互暗示且笔画繁杂，故多有舍弃或改易。秦汉两朝的官印系统直接反映这一变化特征，秦代官印印文多用"泰"，汉代官印印文多用"太"，南越国官印则直接承袭秦制，如"泰子"金印、"泰子"玉印、"泰夫人印"铜印及数量众多的"泰官"封泥，南越木简中亦常见"泰子""泰官"之语。是故，"泰仓"作为"治粟内史"属下重要机构和职官，印文沿用秦制之"泰"而非"太"，只能为南越国官印而非汉代官印。
另一方面，从形制特征判断，尽管鱼钮官印南越国和汉朝均曾使用，然而，就像阿部幸信先生指出的，汉朝大约在武帝中期以后采用动物形象对官印进行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华夷内外的新秩序，此前皇帝所在的关中为"内"，诸侯国与异民族同为"外"，此后皇帝与诸侯国同为"内"，异民族则为"外"，因"驼"与"蛇"蕴含"它"的意义，遂成为北方与南方等它邦的象征钮式。汉武帝经略岭南也曾赐予南越或在其周边颁授鱼钮官印，借此打破南越国既有的官印结构与体系。南越国鱼钮官印多见诸中央内部的直属机构和外部的中低级别官吏的印章，如"景巷令印"和"胥浦候印"，"泰仓"为"治粟内史"属下重要机构和职官，与"景巷"为"少府"属下重要机构和职官类似，印钮用"鱼"本是南越定制，说明只能为南越国官印而非汉代官印。
所以，南越国中央九卿之中确实拥有"治粟内史"或者与之相仿佛的职官与机构。岭南不宜植粟，从制度名物上讲，南越国的"治粟内史"当然可能拥有其他的称谓，然而基本职责应该是相同的，新创设而未见诸史籍的"圭禾司"或"夫禾司"当系其属下，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圭禾司"印与"夫禾司"印分别发现于桂林郡治布山县和南越国都宫苑，则说明南越国中央及其诸侯国（或比县侯国）的行政建置基本相同，同样拥有各自的农官系统。
二，秦平岭南战争中农业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逐渐彰显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命屠睢将楼船之士五十万，兵分五路，南攻百越，一军深入番禺之都，越人循避山林间，秦军不得攻，屯守空地，粮食乏绝，旷日持久，遂为越人所乘，屠睢身死，伏尸流血数十万。三十年（前217），秦始皇乃命任嚣攻越。
赵佗始入岭南，期间史禄正式凿通灵渠，赵佗又上书陈徙民之策，秦军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至三十三年（前214）岭南完全平定。秦军第一阶段失利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岭南社会始终处于酋邦或部落联盟的状态，尚未形成类似中原六国的国家形态，因此秦军的攻势虽然势如破竹，但是主攻目标并不明确，未能促成两军对垒、主力对决的战争态势；另一方面，由于秦军在岭南缺乏移民和灵渠的助力，没有自给的能力和持续的外援，因此秦军的战力虽然强悍精干，但是持久战的准备并不充分，未能巩固以点带面、攻防兼备的军事基地。而第二阶段胜利的原因：一方面，秦军通过移民具备了一定的农业自给的能力；另一方面，秦军通过灵渠拥有了可靠的外援。在第一阶段的逆境中，秦军孤立无援，但绝不会坐以待毙，适度屯田自保则是其所必须。所谓"屯守空地"而"粮食乏绝"即应作此理解。在第二阶段的顺境中，秦军转守为攻，则得益于移民参与的屯田开发和灵渠提供的战略应援，所谓"适戍以备"和"凿渠通道"即应作此理解。是故，虽然表面上移民与灵渠是克敌制胜的关键环节，但是本质上反映的是农业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这在此后的南越国与长沙国、南越国与闽越国、中央政府与南越国的战争中表现得更趋明显。
先是赵佗治龙川，率军民大力拓荒并且"垦辟定规制"，其后属下吴坝，亦在浈阳"招徕流徙开荒垦"。及至南越自立，秦军将领出身，曾经上书陈徙民之策，拥有屯垦经验的武帝赵佗，应该非常清楚，南越立国之后，在灵渠不再发挥战略作用的情况下，屯田对于维系新兴的南越国军队战斗力的战略意义。以上，即是南越国中央九卿之"治粟内史"属下新创设"圭禾司"或"夫禾司"的时代背景。
三，南越国统治下的岭南农业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
秦汉时期的岭南，气候湿热，降水丰沛，物产丰饶，珠江三角洲密集的水网和珠江水系低缓的河谷平原，为大规模屯田提供了便利条件。南越国对于优质高产的稻作品种、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一年多次的作业方式极为重视，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从器志》即著有外来引进的客籼米，赵佗上文帝《书》则记有吕后针对南越实施的田器牡畜的隔绝令，而杨孚的《异物志》则录有久负盛名的双季稻，是故岭南农业具有中原农业不可比拟的优势。 南越国能够长期与汉朝对峙和周旋，除却政治与地缘优势之外，完全得益于军队在人口中的高额比重和屯田在社会生产中的高效产能。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之时，居南方之长，和集百越，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役属闽越、瓯骆、裸国，其上文帝《书》曰带甲百万有余。
陆贾则言不过数十万，后者当系南越国中央直属军队数量，其实业已恢复到秦朝远征军的水平，足以立足岭南并对北方和周边构成实质性威胁，而前者当系南越国包括中央、属部、属国等蕃汉兵源在内的国防动员能力。关于南越国的人口规模，《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岭南七郡合约140万人，南越国时期实际人口一定多于此数，因为南越国的在籍人口主要是中原汉民，更多的百越蕃民则不在籍内，并且从武帝至平帝，岭南屡经战乱，人口规模未必有南越国昔日之盛。是故，如果南越国的中央军和属部军合约50万人的话，那么其蕃汉人口保守估计约有200万人。关于南越国的屯田效能，陆贾言南越国中央直属军队的数量已经恢复到秦朝远征军的水平，说明屯田的生产能力早已超出灵渠的输入。
南越国如果想要恢复和维系如秦朝远征军般的军事实力，必须大力发挥岭南屯田农业的战略优势，弥补灵渠不再发挥作用的战略劣势。由于岭南农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屯田农业可以在供养军队、聚集财富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南越国中央九卿之"治粟内史"属下新创设"圭禾司"或"夫禾司"，进而协调中原农业管理体系与岭南屯田农业的关系，实是充分且必要之举。
参考文献：
《十钟山房印举》
《南越国史》
《寰宇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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