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課程進入了最後一個板塊，開始討論後冷戰時代的西方思想。
什麼叫後冷戰時代？1991年，蘇聯解體了，冷戰當然也就結束了。後冷戰時代，就是從1991年至今的時代。我們還處在這個時代，它的重要特徵就是還在“進行之中”，還沒有辦法蓋棺定論，我們還不知道怎麼來為這個新的時代命名，就加上一個“後”字做前綴，叫“後”冷戰時代。
那麼，怎麼理解我們正在其中的這個時代呢？這是所有人都面臨的新問題，也是這個課程板塊的主題。
在這一板塊出場的思想人物只有兩位，就是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繆爾·亨廷頓。肯定會有人質疑，為什麼只選他們兩位？在當代那麼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當中，難道他們的水平最高，觀點最正確嗎？
學術水準高低，觀點是否正確，當然是可以爭論的。但
在我看來，福山和亨廷頓兩位學者，有一種難以爭議的重要性。因為在後冷戰時代，他們是西方思想辯論的議程設定者。什麼議程呢？就是針對“如何理解全球秩序”這個大問題，各自提出了新的理論模式。說來很有意思，亨廷頓和福山是一對師生，但他們的理論模式是相互衝突的，對應著後冷戰時代的兩種世界趨勢。什麼趨勢呢？我們可以從一個故事說起。
全球化與逆全球化
1997年的8月31日，西方許多媒體都報道了一個大新聞，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你可能知道，那一天，戴安娜王妃因為車禍在巴黎去世。
這可能是一條令人悲傷的消息，但美國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巴格沃蒂教授卻從這個事件中看到了另外的東西。他說，戴安娜之死就是“全球化的縮影”。
何以如此呢？他是這麼解釋的：
“一位英國的王妃，帶著埃及的男友，在一個法國的隧道里撞車，開的是一輛德國車，安裝著荷蘭的發動機。司機是一個比利時人，喝多了蘇格蘭的威士忌。追趕他們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隊，騎著日本的摩托車。為她治療的是一位美國醫生，用的是巴西的藥品。這個消息是一個加拿大人傳出的，使用的是比爾·蓋茨的技術。而你可能是從一臺電腦上讀到了這個消息，電腦用的是中國臺灣製造的芯片，韓國生產的顯示器，在新加坡組裝，運到硅谷，最後由一個墨西哥非法移民送貨給你……我的朋友，這就是全球化。”
是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曾經分裂的世界開始融合，開始了新一輪的全球化，這正是後冷戰時代，世界最顯著的特徵。它不只是一種宏觀的趨勢，而且廣泛地滲透進了我們的生活細節。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與遙遠的異國他鄉的生活，越來越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但在另一面，關係越緊密，也就越容易出現摩擦。隨著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被拉得越來越近，一些原本容易彼此包容、或者至少可以漠不關心的問題，越來越凸顯出來，甚至爆發出難以想象的衝突。比如，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就是一個例子。
你看，與全球化浪潮一同到來的，還有反全球化的浪潮。
我們最初看到的反全球化力量，往往是來自國際秩序中的一些弱勢國家，它們希望抵禦來自西方的衝擊。但到了近幾年，我們看到，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強勁的反全球化勢力，包括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崛起，體現為排外、反移民和脫歐等等現象。
當我們把視角拉開，俯瞰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兩種相互牴觸的大趨勢：一個是
全球化，世界走向相互融合和依賴，強調人類的共同性；而另一個趨勢是在抗拒這種全球化，可以叫做“逆全球化”，也有學者稱之為“部落化”。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
對應著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這兩種現實趨勢，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而亨廷頓則提出了“文明衝突論”，這兩種理論甚至在格式上都很像。我曾開玩笑說，這對師生好像是給大家上了一幅對聯。
福山先寫了上聯，他在1989年發表了文章《歷史的終結？》，標題末尾打了個問號。三年之後，他去掉這個問號，把文章擴展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給之前的標題加了一個尾巴。
亨廷頓對了下聯，他在1993年發表了文章《文明的衝突？》，標題末尾也有一個問號，三年之後也去掉這個問號，把文章擴展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是給之前的標題加了一個尾巴。
你看這對師生，學生福山寫了上聯，老師亨廷頓對了下聯。但其實亨廷頓是在批評福山。他1993年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點福山的名字，但文章第一句就提到了歷史終結論，整個文章的意思就是，不同意。
兩位“預言家”
為什麼他們提出的兩種理論會引起熱烈的討論呢？他們之間的分歧又究竟何在呢？這需要回到歷史情景中才能理解。
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是在冷戰的末期。他的觀點，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選項，歷史發展到這一步就抵達了終點，在這之後不管發生什麼，意識形態的競爭已經結束。他的文章發表兩年之後，蘇聯解體了，西方贏得了冷戰，福山被看成像是先知般的人物，“歷史終結論”成為了這種勝利的理論解釋。
但不到十年，就發生了911事件，這幾乎像是當頭一棒。西方思想界開始追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衝突？於是，“文明衝突論”就走到了臺前。
文明衝突論的要點是什麼？最簡單的概括就是，世界上有七種（或者八種）主要的文明類型，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種，還有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在意識形態的衝突結束之後，亨廷頓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會成為世界衝突的主要形態。文明衝突論最早發表在1993年，911事件發生後，也被看作是預言了歷史。
你看，福山和亨廷頓，一個說歷史終結了；一個說並沒有終結，還有文明的衝突呢。師生兩人的觀點針鋒相對，那不吵起來才奇怪呢。但僅僅這麼看，只是看到了他們的分歧的最表層。
“制度”與“文化”之爭
他們之間更深層的爭論焦點在哪裡呢？其實，這是“制度”與“文化”之爭。就是，制度的選擇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文化？究竟是文化決定製度，還是制度會改變文化？
福山認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和經濟上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是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並不屬於任何特定的文化。只是因為首先在西方出現，就被人看成是西方的制度。如果選擇這種制度，雖然會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但文化並不是決定性的。福山認為，在本質上，這種制度是現代化的結果，而現代化是全人類發展的普遍邏輯。
這就好像是，咖啡樹這種植物最早出現在非洲，但在根本上，種植咖啡樹需要的只是一定的光照、熱量和水分條件。只要滿足了這些條件，在美洲和亞洲都可以種植咖啡樹、生產咖啡。如今，咖啡已經成了全球性的飲料，你一定要說咖啡是一種“非洲飲料”，那聽上去才奇怪呢。
當然，文化也會對制度產生影響，但福山強調，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制度也可以轉變文化，轉變的過程可能很慢、很曲折，但人類終究會在制度上越來越像，同時也可以保留自己文化的特殊性。福山本人是日裔美國人，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既有最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又很好地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文化。
但亨廷頓不同意，他認為，福山低估了制度對於文化和宗教傳統的依賴。亨廷頓認為，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都是高度依賴於西方文明；尤其是民主政治，他認為這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產物。所以，非西方文明很難接受西方文明的制度，日本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外罷了。
那麼，如果制度是特定文化的產物，那麼就只能適用於特定的文化；但如果制度本身可以塑造和改變文化，那麼即使文化傳統不同，也可以採用大致相似的現代制度。
亨廷頓與福山的爭論，導致師生二人相互疏遠了很久。直到老師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才與弟子和解。感情和解了，但他們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正在進行時”的問題
不同文化之間會在制度選擇上越來越相似嗎？還是必然會形成對抗、甚至走向衝突呢？這是後冷戰時代的西方思想界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正在面臨的重要問題。
對此我們還沒有最終的確切答案。
但我們應該去了解，觀點不同的思想家，是如何觀察、解釋和論述這個問題的，然後，展開你自己的思考。下一講，我們就先來看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究竟說了些什麼。
問答
最後留一個問題給你：前面講到經濟學家用“戴安娜王妃之死”來解釋全球化，像這樣，在具體事件中，折射出全球化大趨勢，你能想到類似的例子嗎？想聽聽你怎麼說。
——劉擎《西方現代思想四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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