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歷史愛好者在讀《史記》時會發現,《史記》當中的不少內容其實是前人的作品。現在,已經有專家考證說,早在東漢初期問世的《漢書·司馬遷傳》中已經明確指出,《史記》是司馬遷剪裁和整編了西漢國家圖書館藏資料中的《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前人著作,有的是摘敘其事,有的是全用其文,卻都不註明出處。比如《史記》第四卷“周本紀”所載,大半出自《左傳》和《國語》,通篇卻沒有一句提到《左傳》,也沒有一句提到《國語》,讓人一瞧,彷彿所有內容都是太史公原創,倒是裴、司馬貞、張守節等後人註解《史記》的時候,替他註明了出處。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末尾,還幾乎全抄賈誼的《過秦論》,但卻在有些段落的行文過程中,署成了“司馬遷、賈誼曰”。這倒好,本來是人家賈誼一人寫的,現在成了賈誼和太史公的合著!按照現在的觀點來看,這種行為不可原諒。
那麼,《史記》算不算司馬遷剽竊而來的呢?
其實,所謂“抄襲”或“剽竊”,有其特定範圍。在現代,在文學創作、學術專著(包括學術論文,學位論文)的範圍,直接、大量地抄錄別人著述的內容,而隱沒其出處,冒充自己的論述或研究成果,這就是抄襲和剽竊。而古人修史(通史、斷代史或專史),其特點是綜合排比前人留下的史料,依照新的體例,集中起來,匯成一書。史學的靈魂是真實,價值首要在於史料,不是文學創作,可以不講真實,將無作有,添枝加葉,發揮想象。文章家不肯蹈襲前人一字,唯恐一言不出於己;史家與之相反,追求的是條條有據,唯恐一言不出於前人。
當然,史書如此,不等於論著亦如此。論著的價值在於觀點、識見之高下,有沒有開創性。如果論著抄襲別人,那還能有什麼價值呢?所以,文學創作、學術論著中的反對“抄襲”或“剽竊”,是必要的。不過,中國古代即使是論著的抄襲剽竊,也一直少被人追究。這之中,與中國文人的隱士文化傳統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許多有真才實學的隱士,他們只管自己沉湎於“大公無私,甘為人梯”的自我欣賞之中,自己並不想拋頭露面。比如,魏晉王弼可謂是中國易學和老子註釋大家,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學術地位甚高,但是,誰能夠相信24歲就死亡了的王弼有如此高的學養水平?這就是說,非常明顯,魏晉時代,有隱士高人託名王弼發表了許多作品。當然,他們的這種“高尚”行為,在客觀上也給那些真正抄襲剽竊別人作品的人一種藉口,無形之中助長了社會上的真偽顛倒和弄虛作假的不良風氣。所以,中國歷史上,儘管人文作品浩如煙海,但是,很難找到有幾篇類似於西方文人那樣明確引證的作品。甚至連所謂的諸子百家和五經,都有抄襲剽竊的問題。
其實,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是發現了這種“你剋制,他放肆;你善良,他卻惡劣”的悖論社會現象的。這也是中國道家為什麼反對“禮義、謙讓”的原因!因為,這是不符合自然公平原則的,一旦社會失去公平原則,就會有不良鏈式反應!最終會危害你自身!你認為剋制自己是善良,可能你也就助長了對方的惡劣,這樣,對方的惡劣旦產生社會鏈式反應,最終你的善良得到的就是惡報了!
所以中國古代歷史上對著作權“較真”的事出自道教,這就是五代十國和宋初的蜀人道教學者陳摶和他朋友譚峭的《化書》事件。這大概也是中國古代史上惟一的有關著作的維權事件。《化書》作者本是譚峭,《化書》寫出以後,一向輕視功名利祿的譚峭將這部傾注了自己畢生精力的書籍送給了吳國高官宋齊邱觀瞻,沒有想到,此人卻將這部著作盜竊為己出。此事後被陳摶發現,由於陳摶曾經與譚峭共同在當時的後蜀國的臨邛(現四川的邛崍市)地區共同師事何昌一學易多年,所以,作為譚峭師兄弟的陳摶非常瞭解譚峭才是這部著作的真正作者,所以,陳摶後來公開對世人澄清了這段竊取書案,使《化書》的作者又重新迴歸於譚峭。
在中國古代史上,這是非常罕見的事例。如果這樣較真的人多些,那麼,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必將更加燦爛。
對修史而言,只要你有自己獨特的體例與結構,世上的史料人人可用。採摭百家之言,是應有之義,越是用得廣博,才越是有價值。司馬遷繼承其父太史令司馬談的遺志,寫作《史記》;班固繼承其父班彪的遺篇,並直接採用司馬遷《史記》的材料,做成前所未有的斷代史《漢書》,都是公開的、正大光明的行為,不應該看成“抄襲”或“剽竊”。
換一個角度來說,修史不是要表達什麼觀點,也不是要論證什麼結論,而是記錄歷史事實。如果不採用前世史學家留下的資料,是無法修史的。例如,《資治通鑑》裡戰國至漢武之世,百千事實,司馬光如果不依照司馬遷、班固,難道他要自行編造一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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