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
首先要看到，科技是向善的，人類歷史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因為在過去幾千年的時候，人們技術的進步和人們的生理的基本上是同步的，人們的內心沒有恐慌。
當火車、輪船出現的時候，包括紡織機械出現的時候，人們也出現一些小的恐慌，但是為後來的工業社會的發展，這個恐慌就消除了。社會不斷髮展過程中，社會進入到信息社會，進入信息社會時代是什麼時代？是電子技術已經高度突破了，儘管摩爾定理還會繼續，電子技術的進步，但是今天把芯片的能力做到兩微米、三微米已經不是問號。
第二，信息技術由於計算機能力的極大提升，已經讓信息技術撒滿了世界。生物技術的突破，各種技術的突破，跨學科、跨領域的突破，學科交叉創新的突破，跟人類社會積累了一個能量，這個能量就是技術大爆炸。這個爆炸是給人們帶來一種恐慌，這爆炸是好還是壞的？我認為是好的。我認為人類在新技術面前總會利用它來造福這個社會，而不是利用它來破壞這個社會，因為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嚮往未來是幸福的生活。
我剛出生的時候，就是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時候，所以到了我五六歲、七八歲的時候，人們最大的恐慌就是原子彈，全球都是原子彈。但是隨著人類社會拉長了這個鏡頭來看，原子能發電，原子能造福社會，包括放射性在醫學上的應用，都造福了人類。
我們今天對人工智能的恐慌，沒有必要這麼恐慌，原子彈爆炸可能會傷害人類，人工智能的發展不會有這麼大的對人類的傷害。當然我們研究的主要是類人工智能，是有一定的邊界，是有一定的條件的，是有一定數據支撐的，比如汽車的駕駛，礦山的開採等等一系列的東西，它是有邊界的。這些邊界在人工智能的提高以後，它是大大創造了財富，在創造財富過程中，有很多人失業了，這是社會問題。但是財富創造出來，總是比沒有好。
今天我們這個社會，絕對財富是比過去幾十年以前都多了，但是貧富懸殊拉大了，並不等於窮人走向絕對貧困了，解決這個社會貧富懸殊，是社會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美國政府還沒有真正去想明白人工智能，中國政府還沒有開始想，如果這兩個國家開始想的時候，他應該在基礎教育和基礎研究上加大投入。中國現在的教育還是沿著工業的教育方式，主要以培養工程師為中心的教育體系，所以人工智能中國不可能發展很快。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數學家，需要大量的超級的計算機、超級能力的連接、超級的程序性，這些地方來說，中國還是在科技上在起步的國家。
我認為美國的憂慮過多了。因為美國長期習慣世界的老大，每件事情都應該他做得最好，某一件事情別人做好了，可能心裡不一定很舒服，他這個不舒服不代表世界潮流。我認為全人類最終都要很好地研究人工智能，研究這個東西，他怎麼造福人類，尤瓦爾·哈拉里先生專門講了，就是要制定一些規範，什麼東西允許研究，什麼東西不允許研究，來控制他的走向。
我個人認為在二三十年之內，或者更長的時間之內，尤瓦爾·哈拉里先生想的就是電子技術侵入人類思維和人形成一種新的形態，我認為二三十年內不會出現，生產的過程、生產的效率創造更多的財富，只要有更多的財富，政府就有分配的東西，就能平衡社會矛盾。
我這次在《經濟學人》發表一篇文章的時候，也引用了這個電子芯片和基因結合起來、會形成什麼樣的東西，《經濟學人》雜誌給我刪掉了，這也是挑起話題。我馬上同意了，我知道，我自己出了一個難題。
本來華為公司是一個很親美的公司，華為公司今天能那麼成功絕大多數管理都是向美國學習的。因為我們從創立到現在，我們僱傭了幾十個美國的顧問工程師，教我們怎麼管理。在教我們怎麼管理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我們整個體系很像美國，美國應該感到驕傲，他的東西輸出以後，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發展。所以從這一點出發，我認為美國不必過於擔心華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成長。
美國實體清單，去年打擊我們，沒起到多大的作用，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基本上能抵抗得過來，我們過去就做了一些準備。今年他又會升級繼續打擊我們，但是我們認為我們受影響也不會非常大。因為我們本來在十幾年前就是一個很窮的公司，我在20年前並沒有房子住，住在一個30多平方米（的房子），錢到哪去了？投資到公司的研究、開發上去了。我們那個時候如果美國有了安全感，我是不需要做備份的，因為我們沒有安全感，我們就做了備份，花了幾千億做了這個備胎，第一輪打擊我們應對了。
今年繼續打擊我們，我們有了去年打擊的經驗和隊伍的鍛鍊，應對今年的打擊，我們更胸有成竹不會出現問題。但是世界會不會因此而分裂成兩個世界？我認為不會。因為科學是正義，正義只有一個。任何一個科學家發現這個正義，他就廣播讓全世界知道，科學技術這個底層是統一的，但是技術發明本身就是可以多元化的，技術發明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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