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庙号、年号,中国人对皇帝的称呼为什么总是在改变?

谥号、庙号、年号,中国人对皇帝的称呼为什么总是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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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古代皇帝的称呼,经历了从谥号到庙号再到年号的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对皇帝的称呼方式一直在改变呢?

其实很简单,要称呼一个人,我们需要这个称呼有两个特点:特殊性、简便性。从这两个特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称呼方式的改变究竟是为了什么。

谥号、庙号、年号,中国人对皇帝的称呼为什么总是在改变?

首先是谥号,这东西自上古时代就有,一开始并不规范,周文王、周武王在世时便会自称文武,直到西周中期才定下死后加谥的规矩,自此,谥号开始成为一个“盖棺定论”性质的东西。这时候的谥号通常就一两个字,而且形成了一条潜规则,一个朝代的皇上,谥号不重复用,这下特殊性、简便性都满足了,我们就用谥号称呼这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觉得谥号这玩意儿“子议父,臣议君”,就给废了。他给秦朝皇帝定下的称呼方法jiand简单粗暴,数数就完事儿了。按说这个法子数的太多容易乱,好在秦朝厚道,二世而亡,最多加个子婴就齐活儿了,还算不乱。

汉朝有个一个变化,汉朝恢复了庙号制度,所以什么太祖、高宗之类的东西又出来了。这玩意儿在一堆文啊武啊的谥号里脱颖而出,因为特殊性更高了。但是庙号有个问题,《礼记》有云,天子七庙,换句话说,庙号只有七个,所以汉朝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所以我们还是以谥号为主,只有高祖刘邦享受到了用庙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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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为主的用法一直到了唐朝,唐朝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是不再拘泥于“天子七庙”的规定,当了皇上就有庙号,这样就不用担心有皇上没庙号所以不好称呼的问题了。

第二是谥号开始变成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唐以前谥号一般两个字,比如汉朝,所有谥号都是“孝X”,比如我们熟悉的刘彻同学谥号就是“孝武皇帝”,一般我们把这种通用的就给省略了,用一个字儿。但是这法子到了唐朝不那么好使了。

比如李世民死后谥“文”,按原来的叫法,“唐文帝”就能成为汉文帝、隋文帝那样名垂千古的名号了。可他子孙偏要添乱,可能觉得一个文概括不了李世民的英明神武(老实说,确实概括不了),于是开始给他加字儿。

674年他被加谥为文武圣皇帝。

然后749年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不知道“大圣”这俩字儿和太宗御弟的大徒弟有关系没)。

最后754年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这样一改,后面的皇上有样学样,谥号越来越长,到了朱元璋,谥号已经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这么长的谥号对简便性的打击是致命的,加上现在每个皇上都有庙号了,干脆都用庙号就完事儿了。这个用法一直坚持到了明代。

谥号、庙号、年号,中国人对皇帝的称呼为什么总是在改变?

庙号用了几百年,哪朝哪代都是“太祖”、“太宗”什么的,特殊性越来越差,在这个节骨眼上,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同学有干了个好事儿——一世一元。

年号这个东西是汉武帝发明的,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使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用年号称呼皇帝,就是因为每个皇帝都会多次改元,遇到点事儿就改个元庆祝一下,比如汉武帝本人,建元六年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所以第二年就改元为“元光”。汉武帝本人就前后用了十一个年号,而且他居然还不是年号最多的,并列第一的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他俩各14个年号,所以年号的特殊性严重不足。

但是从朱元璋开始,“一世一元”,继位的时候改一下,终生不变了(明清两代各有一个皇帝搞特殊有俩年号,咱们下文会讲)。特殊性有了,这东西不会像庙号、谥号那样重复性高,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简便性也有了,年号一般都俩字儿。这简直就是为了称呼他们量身定做的制度啊!咱不用岂不是辜负了朱元璋一片苦心?所以从明朝开始,除了明清两朝的大部分皇帝我们就都用年号称呼了。

谥号、庙号、年号,中国人对皇帝的称呼为什么总是在改变?

​当然,有几个特殊的,比如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俩功劳太大,太祖世祖之名太显,就用庙号了。再比如努尔哈赤没年号,就也用庙号了。还有两个搞特殊的,有俩年号。一个是明英宗,土木堡被逮走了,后来夺门之变复位之后改了个年号,所以一般称庙号。还有溥仪,当伪满洲国执政的时候也改了个年号,但是一般我们都直呼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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