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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國人對古代皇帝的稱呼，經歷了從諡號到廟號再到年號的變化。那麼為什麼我們對皇帝的稱呼方式一直在改變呢？
其實很簡單，要稱呼一個人，我們需要這個稱呼有兩個特點：特殊性、簡便性。從這兩個特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出稱呼方式的改變究竟是為了什麼。
首先是諡號，這東西自上古時代就有，一開始並不規範，周文王、周武王在世時便會自稱文武，直到西周中期才定下死後加諡的規矩，自此，諡號開始成為一個“蓋棺定論”性質的東西。這時候的諡號通常就一兩個字，而且形成了一條潛規則，一個朝代的皇上，諡號不重複用，這下特殊性、簡便性都滿足了，我們就用諡號稱呼這個時代的最高統治者。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覺得諡號這玩意兒“子議父，臣議君”，就給廢了。他給秦朝皇帝定下的稱呼方法jiand簡單粗暴，數數就完事兒了。按說這個法子數的太多容易亂，好在秦朝厚道，二世而亡，最多加個子嬰就齊活兒了，還算不亂。
漢朝有個一個變化，漢朝恢復了廟號制度，所以什麼太祖、高宗之類的東西又出來了。這玩意兒在一堆文啊武啊的諡號裡脫穎而出，因為特殊性更高了。但是廟號有個問題，《禮記》有云，天子七廟，換句話說，廟號只有七個，所以漢朝不少皇帝因此都沒有廟號。所以我們還是以諡號為主，只有高祖劉邦享受到了用廟號的待遇。
諡號為主的用法一直到了唐朝，唐朝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第一是不再拘泥於“天子七廟”的規定，當了皇上就有廟號，這樣就不用擔心有皇上沒廟號所以不好稱呼的問題了。
第二是諡號開始變成老太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唐以前諡號一般兩個字，比如漢朝，所有諡號都是“孝X”，比如我們熟悉的劉徹同學諡號就是“孝武皇帝”，一般我們把這種通用的就給省略了，用一個字兒。但是這法子到了唐朝不那麼好使了。
比如李世民死後諡“文”，按原來的叫法，“唐文帝”就能成為漢文帝、隋文帝那樣名垂千古的名號了。可他子孫偏要添亂，可能覺得一個文概括不了李世民的英明神武（老實說，確實概括不了），於是開始給他加字兒。
674年他被加諡為文武聖皇帝。
然後749年又被加諡為文武大聖皇帝（不知道“大聖”這倆字兒和太宗御弟的大徒弟有關係沒）。
最後754年又被加諡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這樣一改，後面的皇上有樣學樣，諡號越來越長，到了朱元璋，諡號已經是“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這麼長的諡號對簡便性的打擊是致命的，加上現在每個皇上都有廟號了，乾脆都用廟號就完事兒了。這個用法一直堅持到了明代。
廟號用了幾百年，哪朝哪代都是“太祖”、“太宗”什麼的，特殊性越來越差，在這個節骨眼上，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同學有幹了個好事兒——一世一元。
年號這個東西是漢武帝發明的，公元前140年，漢武帝使用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建元”。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用年號稱呼皇帝，就是因為每個皇帝都會多次改元，遇到點事兒就改個元慶祝一下，比如漢武帝本人，建元六年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所以第二年就改元為“元光”。漢武帝本人就前後用了十一個年號，而且他居然還不是年號最多的，並列第一的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兩口子，他倆各14個年號，所以年號的特殊性嚴重不足。
但是從朱元璋開始，“一世一元”，繼位的時候改一下，終生不變了（明清兩代各有一個皇帝搞特殊有倆年號，咱們下文會講）。特殊性有了，這東西不會像廟號、諡號那樣重複性高，基本都是獨一無二的。簡便性也有了，年號一般都倆字兒。這簡直就是為了稱呼他們量身定做的制度啊！咱不用豈不是辜負了朱元璋一片苦心？所以從明朝開始，除了明清兩朝的大部分皇帝我們就都用年號稱呼了。
當然，有幾個特殊的，比如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倆功勞太大，太祖世祖之名太顯，就用廟號了。再比如努爾哈赤沒年號，就也用廟號了。還有兩個搞特殊的，有倆年號。一個是明英宗，土木堡被逮走了，後來奪門之變復位之後改了個年號，所以一般稱廟號。還有溥儀，當偽滿洲國執政的時候也改了個年號，但是一般我們都直呼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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