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2020.4.2上午）。
谢谢主持人。我主要结合前三个讨论要点，讲讲基本观点，时间有限不多展开论证。
第一点。因为这次瘟疫中病毒为害是不区分民族国家的，所以本次疫情很好地再次证明：所谓“地球村”，是一个各民族国家持有“全球化”和“各国顾各国”两种趋向的矛盾统一体，在矛盾摩擦不断发生的过程中，人们又会不断地反复体会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的主潮流和根本出路，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旗帜，中国领导人已经把它树立起来了，我觉得有必要强调它和把它更好、更明确地形成我们自己的“软实力”。
第二点。我认为中美关系方面，“回不到从前”的这个两国关系，有紧张、有缓和，这次疫情展开以后，我们看到有类似“贸易战”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嘴仗”，但基本的走向，还是在美国继续要遏制和打压中国的言行之中，它和中国无法脱钩。在两边最高领导人通电话的信息公布之后，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是相对缓和的一种氛围。那么人们会更多地反思：网上所说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用户”，后面实际上也会跟着是“不可放弃的一个贸易和投资伙伴”；反过来，中国对美国而言，也是“重要的供应商”和“不可放弃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这个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产力层面的互动作用是根本的。那么在“互通有无”的这样一个互动之中，我们也要承认，高端是碰到天花板的——不可能以“比较优势”和“互利互助”这个原理来解释的，就是中国出再多的钱，美国真正高端的东西也是不会卖给中国的；但是其他的部分呢，仍然有很好的互动可能性。天花板以下的部分，包括民间的部分，这次也有很好的表现，网上说的美方公司提供的瑞克西韦，我没有见任何的辟谣，看来是真的。总体来说，这些有利因素，还可以继续促使中美之间按照“斗而不破”这个轨道来发展。中美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说白了就是来自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的“丛林法则”，老大必然要打压老二。至于使矛盾不走向极端，我们从学术分析来说，我愿意把它表述为：所依靠的是供给侧的创新、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中美之间所谓“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个大判断、这个应管小道理的大道理，我愿意给的学术解释，从形成动力的正面讲，是因为中美已经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那么这个物质利益基础跟当年美苏冷战时期各领一个产业链，是有极重大的区别的；再从形成制约的负面讲，当“核威慑”一旦形成，二战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核威慑这样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制约之下，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这样一个基本战略局面。现在于疫情演变过程中，这些也都没有变，中美之间的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仍然应当和很有可能争取“斗而不破”。
第三点。在对中美关系的掌握上，我们还是应该心里有数，不必按照宣传中时不时出现的以意识形态“贴标签”式理解为“主义之争”和动不动挥舞“投降派”帽子骂人、走极端这种方式处理。中美之间的最终结果，应该是避免“谁战胜谁”的零和博弈，而实现共存的发展，那么中国在受遏制打压的过程中，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要领来对美方应对和反制，而同时的关键，是中国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握自己可选择的确定性，这样就可以继续缩小和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距离，争取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这个斗而不破过程中，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怎么做多边博弈，这个是有很明显的空间的。在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的前提下，我确信“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当然我们就要努力避免少犯错误，特别是不要犯低级错误。
最后我想提一个建议。刚才口部长的建议非常有启发。我觉得中国方面应考虑，我们要以当年“乒乓外交”式的宽广胸怀和诚意，来进一步对发达经济体提供在疫情中间可能的援助，因为我们本土的疫情控制住以后，除了继续考虑适当援助非洲、援助一些穷朋友之外，现在确实于欧洲和美国方面，也有一些我们可做的援助，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除了美国的州级之外，我知道美国的地方（local）层级，也有不少跟中国结为友好城市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在严格控制质量的情况下，应该抓好合适的窗口期，向那边输出专家、防护服、口罩、医疗用品等等。虽然这几天听到有些对我国产品出口质量的非议——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有较好的管控能力，理应在质量关口上严格把好关的前提下，更积极做好这种对外应急物品的销售与多种适当方式的援助。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间，中国现在可做的事情，而且确实存在应抓住、抓好的这种窗口期。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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