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2020.4.2上午）。
謝謝主持人。我主要結合前三個討論要點，講講基本觀點，時間有限不多展開論證。
第一點。因為這次瘟疫中病毒為害是不區分民族國家的，所以本次疫情很好地再次證明：所謂“地球村”，是一個各民族國家持有“全球化”和“各國顧各國”兩種趨向的矛盾統一體，在矛盾摩擦不斷髮生的過程中，人們又會不斷地反覆體會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的主潮流和根本出路，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現在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旗幟，中國領導人已經把它樹立起來了，我覺得有必要強調它和把它更好、更明確地形成我們自己的“軟實力”。
第二點。我認為中美關係方面，“回不到從前”的這個兩國關係，有緊張、有緩和，這次疫情展開以後，我們看到有類似“貿易戰”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嘴仗”，但基本的走向，還是在美國繼續要遏制和打壓中國的言行之中，它和中國無法脫鉤。在兩邊最高領導人通電話的信息公佈之後，我們現在感受到的是相對緩和的一種氛圍。那麼人們會更多地反思：網上所說的“美國是中國最大的用戶”，後面實際上也會跟著是“不可放棄的一個貿易和投資夥伴”；反過來，中國對美國而言，也是“重要的供應商”和“不可放棄的貿易和投資夥伴”，這個政治經濟學所說的生產力層面的互動作用是根本的。那麼在“互通有無”的這樣一個互動之中，我們也要承認，高端是碰到天花板的——不可能以“比較優勢”和“互利互助”這個原理來解釋的，就是中國出再多的錢，美國真正高端的東西也是不會賣給中國的；但是其他的部分呢，仍然有很好的互動可能性。天花板以下的部分，包括民間的部分，這次也有很好的表現，網上說的美方公司提供的瑞克西韋，我沒有見任何的闢謠，看來是真的。總體來說，這些有利因素，還可以繼續促使中美之間按照“鬥而不破”這個軌道來發展。中美之間的矛盾，我認為說白了就是來自人類社會仍然存在的“叢林法則”，老大必然要打壓老二。至於使矛盾不走向極端，我們從學術分析來說，我願意把它表述為：所依靠的是供給側的創新、生產力和文明的發展。中美之間所謂“和則兩利，鬥則兩傷”這個大判斷、這個應管小道理的大道理，我願意給的學術解釋，從形成動力的正面講，是因為中美已經共享一個全球產業鏈，那麼這個物質利益基礎跟當年美蘇冷戰時期各領一個產業鏈，是有極重大的區別的；再從形成制約的負面講，當“核威懾”一旦形成，二戰之後為什麼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是鄧小平說的“和平與發展”的主題，在核威懾這樣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制約之下，取代“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主題的這樣一個基本戰略局面。現在於疫情演變過程中，這些也都沒有變，中美之間的關係回不到從前，但是仍然應當和很有可能爭取“鬥而不破”。
第三點。在對中美關係的掌握上，我們還是應該心裡有數，不必按照宣傳中時不時出現的以意識形態“貼標籤”式理解為“主義之爭”和動不動揮舞“投降派”帽子罵人、走極端這種方式處理。中美之間的最終結果，應該是避免“誰戰勝誰”的零和博弈，而實現共存的發展，那麼中國在受遏制打壓的過程中，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要領來對美方應對和反制，而同時的關鍵，是中國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握自己可選擇的確定性，這樣就可以繼續縮小和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距離，爭取中國現代化的和平崛起。這個鬥而不破過程中，當然還有很多複雜的問題，比如說怎麼做多邊博弈，這個是有很明顯的空間的。在我們自己不犯低級錯誤的前提下，我確信“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當然我們就要努力避免少犯錯誤，特別是不要犯低級錯誤。
最後我想提一個建議。剛才口部長的建議非常有啟發。我覺得中國方面應考慮，我們要以當年“乒乓外交”式的寬廣胸懷和誠意，來進一步對發達經濟體提供在疫情中間可能的援助，因為我們本土的疫情控制住以後，除了繼續考慮適當援助非洲、援助一些窮朋友之外，現在確實於歐洲和美國方面，也有一些我們可做的援助，應該積極穩妥地推進。除了美國的州級之外，我知道美國的地方（local）層級，也有不少跟中國結為友好城市的，如果有需要，我們在嚴格控制質量的情況下，應該抓好合適的窗口期，向那邊輸出專家、防護服、口罩、醫療用品等等。雖然這幾天聽到有些對我國產品出口質量的非議——不排除這種情況，但是如果我們有較好的管控能力，理應在質量關口上嚴格把好關的前提下，更積極做好這種對外應急物品的銷售與多種適當方式的援助。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間，中國現在可做的事情，而且確實存在應抓住、抓好的這種窗口期。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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