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市結帳，你拿出了100塊錢的購物卡。當收銀員說：“卡里餘額還剩六十塊錢”的時候你可能會更高興一些，而如果她說的是：“已經用掉四十塊錢了”就沒那麼高興。但仔細一想，這兩句話的意思不是一回事嗎？
這種由於問題表述（決策研究者稱為“框架”）的差異而引起的個人偏好或者選擇的變化，被稱為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Rabin, 1998)。
本課題組綜合使用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經顱直流電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技術，對社會框架效應的神經機制進行了深入探討。題為“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的論文於2020年3月19號被《Journal of Neuroscience》接收, 於4月1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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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應的存在不符合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因為“理性經濟人”的決策不應該受到框架的干擾。然而，迄今數以千計的實驗數據都表明框架效應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Tversky & Kahneman, 1981)。
研究者們還進一步發現，我們可以細分出非社會(non-social framing effect)和社會框架效應(social framing effect)，兩者在心理機制上可能是不一樣的(Ellingsen et al., 2012)。
- 在非社會決策（也可以叫單人決策）中，人們只需要考慮怎麼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此時框架調節的是他們對潛在收益和風險的判斷（比如告訴決策者“你有45%的機會贏錢”或者“有55%的機會輸錢”）。
- 在社會決策中，人們還需要顧及自己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影響，此時框架調節的可能是對他人的關注，以及對社會規範（包括公平、利他和互惠）的遵從意願；例如當我們告訴實驗參加者，需要完成的任務叫“社區遊戲”，他們就會比參加“華爾街遊戲”時更趨向利他(Rege & Telle, 2004)。
前人研究表明，非社會框架效應在大腦內導致（與情緒加工有關的）杏仁核過度興奮，以及（與分析性思維有關的）內側前額葉激活減弱(De Martino et al., 2006)。那麼，社會框架效應的大腦回路是否會與此不同呢？
本課題組綜合使用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經顱直流電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技術，對社會框架效應的神經機制進行了深入探討。
題為“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的論文於2020年3月19號被《Journal of Neuroscience》接收, 於4月1日上線 （點擊“閱讀原文”查看）。深圳大學心理學院、腦疾病與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中心劉潔助理教授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古若雷副研究員為該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深圳大學教育學部心理學院崔芳副教授為論文的通訊作者。
本課題組設計了一種新穎的社會框架範式，要求參加者在自身經濟利益和他人感受之間進行權衡。具體來說，參加者可以自願選擇放棄一部分獎金，從而為實驗中的對家降低受到電擊的概率。在“傷害框架”情境下，參加者要決定是否“傷害”他人；而在“幫助框架”情境下，要決定是否“不幫助”他人——兩者的實際含義是一樣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
實驗流程圖
首先進行了一項fMRI實驗，發現與“幫助框架”相比，參加者在“傷害框架”下表現出更強的助人傾向（即社會框架效應），而且該效應的強度與顳頂聯合區（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的激活水平相關，尤其是其右側部分。
對大腦激活模式的機器學習分析也發現，右側TPJ能有效地區分與框架效應一致和不一致的試次。此外，右側TPJ與內側前額葉的功能連接強度也可以預測社會框架效應在行為水平上的強度。
腦區激活圖
為了檢驗右側TPJ與社會框架效應是否確實有因果關係，我們進一步使用tDCS技術，調節這個腦區的皮層興奮性。被試需要分組完成社會或者非社會框架效應任務。結果表明在tDCS陽性刺激（提高興奮性）條件下，社會框架效應變得更加顯著，而非社會框架效應則不受影響，從而證明TPJ在社會框架效應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根據前人文獻，我們認為TPJ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為這個腦區與觀點採擇（換位思考）和道德判斷有關。這一系列實驗結果可以促進理解人類社會決策的深層邏輯，也有助於我們考慮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助人行為。
該研究工作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科院青年創新促進協會、深港腦科學研究所-深圳基礎研究機構和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支持。
參考文獻：
1. Liu, J., Gu, R., Liao, C., Lu, J., Fang, Y., Xu, P., Luo, Y., Cui, F. (2020).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in press（本文）.
2. De Martino, B., Kumaran, D., Seymour, B., Dolan, R. J. (2006). Frames, biases,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human brain. Science, 313, 684-687.
3. Ellingsen, T., Johannesson, M., Mollerstrom, J., Munkhammar, S. (2012). Social framing effects: preferences or belief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6, 117–130.
4. Rabin, M. (1998),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1-46.
5. Rege, M., & Telle, K. (2004). The impact of social approval and framing on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 situ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8), 1625-1644.
6. Tversky, A.,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53-458.
7. Van Dijk, E., Wilke, H. (2000). Decision-induced focusing in social dilemmas: give-some, keep-some, take-some, and leave-some dilemm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92-104.
作者信息
文章：陸娟芝 廖衝
審稿：古若雷 崔芳
校審：Simon（brainnews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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