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官方首次公開通報，接受醫學觀察的無症狀感染者為1541例，其中境外輸入205例，境內1336例。
31日新增發現130例，解除302例，症狀發作2例。總計1367例，其中湖北982例（71.83%）。
4月1日新增境內38例，入境17例，共55例；當日解除觀察境內326例，入境12例，共338例；入境轉確診9例。尚在觀察境內849例，境外226例，共1075例。顯示境內尚存無症載毒者以每天近300例的速度持續減少。
而之前我們也知道，根據各方面抽樣數據可以估算，中國曾經有過約2萬名無症狀感染者。
從已公佈數據看，扣除境外新輸入，境內保持至今的無症狀感染者，比例大約是1300/20000 = 7%（總感染者比例約1.3%）。這個比例略高於此前外界的估算（有人估計750人左右、比例3.75%）。
關於目前公佈的無症狀感染者規模——約1300人，有以下解讀：
1、這些無症狀感染者都已經納入醫學隔離觀察，不在社會上活動，對公眾疫情不構成任何傳染性。
2、目前已知的1300人，都只是目前通過檢測密接者等辦法查出來的。應該還存在一批未測未知的無症狀感染者，這批隱匿人群的規模依然是一個謎，但數量應該更低。
3、官方已經決定有針對性加大篩查力度，將檢測範圍擴大到重點地區、重點人群等。其中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流行病學分析研究。
4、總體來說， 無症狀感染者的本質就是免疫系統壓制了病毒，但尚未清理乾淨。所以實質上傳染性弱（有估算認為R0=0.1，每10個無症者會傳播1起，是正常感染者的1/20~1/30），而到目前依然殘存的無症載毒者比例更低，依然不必擔心。要擔心的還是外面的世界。
紐約病例密度已是武漢高峰期時兩倍
全球確診人數以日均6萬人的速度增長，而其中美國佔到了1/3，2萬人以上。
到當地時間4月1日下午，美國全國確診人數超過了20萬人，其中病亡5116人，新增病亡一日過千（1040人）。
其中“震中”紐約州確診83948人，死亡1941人。僅紐約市就確診47439人，但只有約7300人得到收治。
一般人對如此大的數字已經感到麻木，這裡僅提醒幾個事實：
1、僅算已確診病例，紐約市的密度比例已經是武漢2月18日存量病患高峰時的2倍。紐約州其餘地區是武漢的1.2倍。
2、而武漢在2月份高峰期能承受這個強度的疫情，是定點接受機構床位翻了6倍以上，從5000張增加到3.3萬張，淨增2.8萬張的結果。
3、紐約市、紐約州的醫院床位比例，不足武漢的40%甚至30%。僅收容目前病患，就需要至少分別增加近4萬張、3萬床位。目前新增的1000床位醫療船、1000床位“方艙”依然杯水車薪。
4、在廣袤的全美其他地區，病患比例也超過了高峰時期的湖北省，醫療系統已經承壓。
另外，紐約州最初給1萬多人做檢測的時候，檢出的比率是15%，已經很高了。
後來檢測規模以每天1萬的速度不斷擴大，現在已經檢驗了超過22萬人，佔到全州1950萬人口比例已經超過1%。
但是檢出的概率卻越來越高，20%，25%，30%，35%，38%，一直在持續上升。這相當於每3個受檢的紐約人，就有1箇中招的。
隔壁的新澤西州檢驗了5.3萬人，相當於全州0.6%的人口，檢出比例更是高達42.3%。
美國人口第一大州加州測了近9萬人，但是不知為何大多數至今都是待定，沒出結果，真正出結果的只有3萬人，結果檢出比例也高達27.2%。
總之，目前的確診數據還只是冰山一小角而已，冰山在海面以下的部分（已感染），塊頭還是極大的。
美國已經連續6天每天新增近2萬人，現在進一步增加到日檢出2.5萬，增長和檢出率一點都沒有減少。之前2個月所有的懈怠，現在都全部暴露出來了。
更要命的是，傳播還遠未阻斷。 不少在美華人切身觀察，各大城市居家令形同虛設，幾乎無人遵守。
雖然紐約市已經要求市民主動自我居家，減少社交近10天了。但是沒有強制也無法強制。
當“舒適”號醫療船抵達紐約的時候，一堆人跑出去看熱鬧，也不見幾個戴口罩的，當然也買不到了。
湖北和武漢在只有500人檢出規模（實際5000人）的時候就全民禁足了，最後才停留在了現在這個規模（武漢5萬，全湖北6.7萬）上。
按美國人依然在公園裡鍛鍊、馬路上群集、宅子裡聚會，一幅事不關己的樣子。 美國和全世界什麼時候能出現拐點？
很多人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事實上依然遠遠無法預測。
被感染基數到底是多少？傳播在什麼程度上得到阻斷？這兩個關鍵問題目前都無解。
總之，還會創造驚人的數字。
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員法裡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當年奧巴馬曾想讓他做國務卿）已經在自己的節目中明確表態：美國抗疫不力都是在為幾十年的錯誤買單。
扎卡里亞說，雖然特朗普應對疫情的措施“遲緩且致命”，但這只是最表層的原因，美國還存在更深層的問題。
包括美國所謂的“小政府”模式與官僚作風，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缺少統一領導等等。
其實，作為政治評論員，扎卡里亞更多著眼於政府機構應對疫情的態度、認知、策略等方面。但面對疫情，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實力問題——那就是醫療與公共衛生系統。
而美國的醫療系統究竟如何，生活在美國的人都有切身體會，中國人就不是那麼瞭解。
中國人很難理解的美國醫療
以前就說過，秉承數百年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社區自治、精英行會傳統，美國的醫療完全不是以中國人所理解的方式在運作。
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都是醫生從屬於作為組織機構的醫院。醫院負責門診、檢查、藥房、收費、手術、住院的全流程服務。大醫院也集中了大部分醫生。
而在美國，醫生才是整個醫療體系的中心。而其中佔主力的63萬醫生，都是診所醫生。
社區診所是美國醫療體系的基石。既提供初級醫療服務，也解決大多數常見病、多發病。
患者按與保險公司的約定，長期在固定的診所醫生那裡看病，醫生一般都是全科醫生，也有專科醫生，他們長期管理著這個社區患者甚至患者全家幾代人的健康檔案。
其中高達51%的診所，只是一名醫生加幾名護士的個人診所（這樣的醫生及診所數量約18萬），剩下38%的診所也只是2~5名醫生合夥。絕大部分診所（含日間手術中心）不超過20人規模。
另外，醫藥徹底分離，診所和藥房是完全獨立的，很多複雜一點的檢查部門也是獨立營業的，醫療服務相當碎片化，中國一棟樓裡能解決的問題要跑好幾個地方。
所有診所都要和1~2所醫院建立合作關係，全科醫生無法解決的，就要轉診有關係的專科醫生；專科醫生不具備複雜手術條件的，就繼續向簽約醫院介紹轉診，或者自己去借用醫院資源展開手術。
在開診所的醫生之外，也只有11萬醫生是醫院僱員。剩下的22萬醫生，仍然是獨立的自由執業者（其中約一半的獨立醫生也會合夥組成“醫生集團”，以團體執業）。
對於自由執業醫生來說，醫院只是他們的合作方，醫院對他們來說，就像一個“共享辦公”場所。
醫生只是“借用”醫院的手術設備、儀器床位、護理人員等，對患者進行診療。診療費由醫生單獨收取，其餘服務費用由醫院收取。
因此，不少綜合型醫院只在急診室僱傭一些年輕醫生，專業科室只配備護士和醫療設備，供簽約主治醫生來“借用”。
而無論是全科醫生、專科醫生、醫院還是藥房、檢查中心，患者所有的預約、轉診、配藥、手術、結賬，都要置於保險條款的規定、制約和聯繫之下，否則不予支付。
在高昂費用、條款制約之下，美國人均每年只看醫生 4 次，而其它OECD（經合組織，36個較發達國家）國家的病人每年看醫生的中位數是 6.5 次，日本是 12.9 次。
封建行會式的美國醫療界
在美國醫療行業中，診所業務就業人數佔比也最多（44%、約675萬人）。而醫院則只有34%、約525萬人，其餘22%、340萬人則屬於康復護理和長期照護領域。
在這1550萬人中，總數只有90萬的醫生，就是醫療體系的國王。他們的人均收入可達美國公眾平均值的7倍。
美國醫學會（AMA）等行業工會，早在高等教育精英化、貴族化年代的末期，就“富有遠見卓識”地通過極力抬高新醫師准入門檻，控制醫生數量，形成了職業壟斷格局，維持了美國醫生的高收費和高收入水平。
美國沒有本科醫學院，先讀完4年本科（文理不限），成績優秀，同時輔修醫學預科課程，參加醫院義工服務，才可以參加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進入4年學制、每年學費近6萬美元的醫學院。
等4年研究生階段的醫學院畢業以後，還不能獨立行醫，而是要到醫院做上3年的住院醫師，每週要在醫院裡待60小時以上，甚至80小時（五天工作制是40個小時）。
典型的住院醫生一天12小時是這樣度過的，早上5點起床，6點前到達醫院；忙上一整天，然後傍晚6點半收工、講評、清點，常常7點才離開。
作為層層選拔的精英，經歷了諸多瑣碎的打雜工作，超高強度的訓練，壓上了十年最好的青春，通過USMLE考試，才能獲得全科醫生執業資格。
這時候人已經30歲了。很多人熬到這裡已經不行了。因為住院醫師的年工資只有6萬美元，比普通美國人高不了多少。
要論工作時間更慘（一個小時就18美元，略高於平均工資），根本無力償還沉重的學生貸款（之前四年又四年，累積了20萬甚至30萬美元）。
在住院醫師中，學生貸款負債20萬美元以上的佔47%，其中負債30美元以上的達23%，另有23%的住院醫沒有任何負債，這部分人家庭條件很好，足以支付學醫期間的高昂費用。
只得先簽個診所或者醫院，當幾年全科醫生賺點錢，還一點貸款，好養家餬口，再回來衝刺更高難度的專科醫生（全科醫生年收入22萬美元、專科醫生年收入32萬美元）。
要想當賺得更多的專科醫生，就又得回來做住院醫，繼續跟班進行專科醫師培訓。
專科培訓根據定向專業的難度，短則2年，長則5年。也就是得再當被剝削的廉價苦役2~5年。
絕大部分專科主治醫生出道，都是35歲以後的事了，“4+4+3+X”,半輩子整整讀書訓練了30年。一路上稍有耽擱，40歲出頭才開始做住院醫實習生，也不鮮見。
“明明說好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都快三十年了老大！”
因此，美國的醫生都至少是博士後水準，專科醫生更都是教授級水準。
但是，看個社區門診一定要博士後？開個處方藥一定要博士後？這完全是惡意限制供給，極度抬高標準，人為製造稀缺。
目前全美共有醫學院 140 多所，每所院校年招生控制在100~200人，報考競爭比1:6，以往每年的新醫生供給總規模控制在 1.6萬人左右。
通過把持醫科教育、行醫標準、執照管理，這種故意嚴苛的准入制度已經持續了上百年（USMLE考試是1915年開始的）。美國醫生們由此得以在一個高等教育早已普及的國家，維持著自身數量稀缺的壟斷地位。（“新產物”PA和NP則是另一個維度的事了，此處暫且不提）。
從本質上說，美國醫療界就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封建行會，是美國醫療制度諸多問題的總根源。兩個字評價：反動。
羊毛永遠出在羊身上
十幾年寒窗，萬般艱辛，當然是衝著穩穩當當掙高薪來的。美國醫生的收入（全科22萬、專科32萬，平均28萬）冠居全球各種主流職業之首。
相比之下，西歐醫生平均收入在10萬美元左右，中國醫生平均收入約1.1萬美元。
美國醫生的高收入，自然最終來自於對患者的收費。美國的醫療收費究竟怎樣？
很多在美的“高級華人”吹噓“十幾萬美元大手術一分錢不花”，也有人張貼在美國看病的驚人天價賬單。究竟哪個是真的？
這都是真的，取決於你買了什麼樣的保險。是好保險還是爛保險或者是沒保險。
在政府醫保之外，美國的商業醫保極其分散而零碎，但也構成了享受個人——僱主——保險商——醫療提供者（醫生、醫院、藥房）之間的博弈。
如果是政府僱員、大型商業公司尤其是硅谷的高科技大公司，談判能力強支付能力高，同時對員工的福利好，可以享有優渥的保險——例如個人每月出400美元，公司配比1200美元甚至更高，而且保險條款涵蓋範圍廣。
而對於小僱主乃至個體勞動者，沒有談判的優勢，所以買到的保險往往在真正需要的時候不給力，自付比例很高，很多醫療手段都不包括等等。
但無論如何，美國中年勞動者每個月要花400~500美元在保險上（每年5000~6000美元），才算有醫療保障。
與此同時仍有11%人口（約3500萬人）買不起商業醫保（奧巴馬醫改之前為16%），對於這些窮得沒什麼可失去的底層，那就只能祈禱自己不要生病了。生病只能去有政府兜底的急診中心，但這裡只管保命，不管慢性病。
而且美國醫療和醫保的一大特點就是漫天要價、坐地還錢。
比如一次簡單的急診，開了幾片止疼藥，診所醫生就能開出4000美元的“基本賬單”，而保險公司是不會理會的，只會按合同約定支付1000美元，剩下患者再自付100美元。當然，即使是攔腰砍、過膝砍、腳跟砍，診所、醫院、醫生還是掙得嗷嗷地多。
但對於毫無保險的人來說，原價賬單那就更是絕對的天價了，等著破產吧。在美國，因為鉅額醫療而導致的個人破產佔全美破產個案的62%。
而這些本來只是毫無意義的商業對詐，醫生和保險公司無論事前事後，都要付出時間精力對線講價、扯皮談判。
因此，美國醫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價格不透明。事前不公示，事後才會寄賬單。普通民眾沒有比價資格。
另外，保險的本質並不是轉移支付，而是攤平成本。保險的支付、自付的成本、乃至保險商的管理費用和利潤，最終都是由民眾來承擔。
美國的人均年醫療支出超過1萬美元，是OECD國家平均水平4000美元的2.6倍，而人均預期壽命卻在OECD國家中倒數第二。可謂是最昂貴又最低效的醫療系統。
全球最貴的美國醫療
美國的醫療績效長期受人詬病，醫療費用全球最高，還一直保持上升趨勢。
美國醫療衛生年支出超過3.3萬億美元，佔美國GDP比重超過18%（大部分國家在6%~10%），也與全部第二產業(工業+採礦業)產值（18.5%）相當。
也就是說，美國的GDP，每 5美元裡就有1 美元消耗在了醫療上。或者說，美國的全部工業和礦產產出價值，全部被消耗在醫療上。這個比例是驚人的，在全球也是絕無僅有的。
和美國國內其他產業比較，互聯網產業佔10%；金融業增加值每年佔GDP 7%左右；律師佔6%左右；美國軍費支出僅佔GDP 3.5%左右。
若將美國醫療行業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它將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排在德國之後，超過法國、英國、俄羅斯和巴西。
在這3.3萬億美元中，佔比最高的是醫院收入，達31%（GDP的5.6%），醫生（含私人診所）佔比21%（GDP的3.6%），另外牙醫又佔了4%，合計25%。醫院和醫生合在一起，達到了衛生總費用的56%。
實際上，醫院和醫生服務正是美國經濟最大的兩個行業，超過了建築業（佔美國GDP的3.6%）和汽車產業（GDP的2.5%）。
而藥品佔比僅為10%，和中國藥品佔比常年超過40%呈現巨大不同。儘管美國因高藥價備受爭議，但人力資源和醫療技術在美國更貴。
再就是約15%的社區、家庭和個人護理費用（包括物理治療、零售護理產品、配鏡等），剩下的20%，則包括由醫療保險、醫療律師和渠道、銷售、管理等，瓜分保護費。醫生每年還要拿出幾萬美元甚至十幾萬美元給付律師費和醫療事故保險費，否則就等著被患者的醫療律師告到破產吧。
醫生利益集團、護師利益集團，當然還有醫院利益集團、藥廠利益集團、醫療律師利益集團、保險利益集團，一夥夥利益集團常年角力。
與此相應，醫療行業也成為美國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550萬人，佔總就業人口比例超過10%。
在外圍，還有無數的實驗室、研發機構、設備商、行政人員.....都附著在美國這個龐大而又冗雜的醫療體系之上。僅較為緊密的行業，總數就將近700萬人。
這上面的每個人都要張嘴吃飯，都希望自己能多賺點錢，過上超出普通人水平的好生活。
所以最後還是得靠剩下80%的民眾去買單。
試圖把物資效率運營到極致
作為彼此對立又合作的利益集團博弈，多方力量在榨取市場最大承受能力的同時，還得試圖把壓一壓對方的油水，給自己留住盈利空間。
既然醫生和醫院已經把一半的蛋糕都端走了，保險公司為了儘量降低費用，節約支付成本，只能督促醫院在其他地方省一省成本，把賬單減一減。
美國醫學會已經把所有可能的治療、診斷、手術過程等，都統一分類，形成7000多項醫療服務項目，也成了管理收費和保險核算的標準。
無論政府和商業醫保，都在此基礎之上，推行“按病種、按醫療服務類型定額付費”原則。
在合同條款重重製約之下，普通人平時只去診所看醫生。只有嚴重的病人，才會到醫院手術、救治。
而在住院環節，醫保機構同樣鞭策醫院竭力提高診治效率和壓縮成本，促使醫生、醫院和患者千方百計地減少住院的次數和時間、提高病床週轉量。
和中國幾乎所有外科手術都在二三級醫院完成不同，美國85%的外科手術，已經由診所（含日間手術中心）完成。
甚至像關節置換這樣的大手術，也被納入“日間手術”當天出院的範疇。當然，並不是直接回家，而是轉到康復醫院完成術後康復。
因為美國的日均住院費用為1850美元，而OECD國家的中位數只是600多美元。
美國的各種醫保制度，大多明確規定各種疾病的住院指徵和康復週期限制，否則，超出規定時間的住院費用由病人自己負擔。
中國的醫院和醫保沒有這樣苛刻的要求，床位費本身也不貴，絕大部分醫院的病床服務把手術、康復甚至長期照護這三類服務混在一起，自然也推高了對床位的規模。
1980年到2015年期間，美國人口從2.27億增加到3.21億，病床總數從136.5萬張減少到92.5萬張，每10萬人床位數從601張減少到280張，降幅為53%。
住院患者平均住院天數從1982年的10.2天，降低到2012年的5.2天，又進一步降低到目前的4.6天。（相比之下，中國的醫院平均住院週期為9.3天）
所以美國的私人醫療體系，也和捉襟見肘的英國、加拿大“全民醫保”式公立醫療體系一樣，把床位壓到了最低水平——每10萬人才280張，紐約市大小醫院診所加起來，一共才2.6萬張床位。
另外，為了極致節約運作成本，美國的醫院還追求短庫存。平時醫療物資由供應商循環動態提供，醫院保持低庫存（所以在這次疫情中瞎眼了）。
美國醫療問題，以最簡單的梗概也只講了一半，還有另一半關鍵因素，篇幅所限沒來得及講（真展開，那將是龐大無比的一門學問，罄竹難書、汗牛充棟）。
簡單地說，美國的醫療問題，就是美國體制問題的濃縮。 美國強大的是醫療技術，糟糕的是醫療體系。
在同樣的疫情面前，美國拿出來的是和伊朗差不多的公共醫療系統，以及更加遲鈍近一個月（伊朗2.20，美國3.15）的反應速度。
川普自己也已經說了，美國死亡人口少於10萬，就是勝利。
川普還說：未來兩週就像是地獄。不需要誇張，紐約，正在向地獄前行。未來將是紐約最恐懼的一個月。
對於時隔100年再度襲擊美國的大疫情，我們也只能且看且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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