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聯網中“對話”的消亡

​【三哥薦語】

疫情期間，我們一同參與了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見證了中文輿論場的各種撕裂——“人們圍繞某一話題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平臺抱團形成同溫層並向對方進行激進的攻訐”。在文字垃圾的影響淹沒下，公眾的表達能力開始衰退，理性的探討、對話似乎離我們愈發遙遠。

這篇文章比較了當下五個社交媒體（微信公號、豆瓣、微博、知乎、機核網）來反思，互聯網技術是否促進了言論自由和平等。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這些平臺為了生存，主動通過互聯網技術閹割了討論區，從而鉗制了公共領域的發展。 並通過觀察他們自我閹割的不同手法，反推出理想的數字化公共領域應該具備的特徵。

誠然，最重要的是作者反思了公共領域消亡背後的原因。我並不認同其表述“解釋公共領域的存在為什麼必不可少是一件很多餘的事情”，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篇文章最大價值正是在喚醒公眾對公共領域存在的必要與渴求。

0. 引言

最近一段特殊時期，很多人觀察到這樣的現象：一些文章在微信公眾號上能暢通無阻地發表，發表之後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聯網上，反而是在更小眾也更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上發表時，迅速遭到審查和刪除。這種有趣的對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體的結構搭建。

政治哲學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些現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期，全球的學者們就憧憬並且討論過一件事：網絡空間代替城市空間接管公共領域，甚至創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領域的可能。顯然這個理想最終破產了，但其破產的原因其實值得被分析。在這個層面上也能更宏觀也更直觀地理解為什麼我們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體是現在這個樣子。

互聯網剛剛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那段時期，許多人幻想“數字化理想國”的到來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臘城邦當中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傳統深刻地影響了此後的西方政治體系，但其參與者僅僅是成年男性，而奴隸、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和街心花園也是公共事務討論場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參與者其實也限定在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當互聯網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時候，自然有一部分學者熱切企盼，互聯網作為全新的、低門檻的、匿名化的媒介會為全球網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平等話語權，因此，它為什麼不可以成為烏托邦式的公共領域呢？

△ 左：《雅典學院》；右：《在若弗蘭夫人沙龍里誦讀伏爾泰的悲劇〈中國孤兒〉》

很遺憾的是，故事後面的發展仍然遵循了那個重複了千百遍的俗套——人類期待某種技術的進步能夠顛覆性地改善人類世界，但事實上，新的技術只是反過來再次強調了人類群體原生的缺陷。近20年過去了，我們或許並不用太長時間就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中，真正意義上平等公開的討論不（再）存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搭建邏輯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名化——社交賬號須與身份證、手機號綁定。學者曾經暢享的那個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終究也沒有到來；可以看到，官方媒體、“頭部賬號”與草根用戶之間已經拉開了無法逾越的流量差異。用戶製造的內容（UGC）徹底潰敗給專業團隊製造的內容（PGC）。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質詢至今的問題——追隨領袖與創造等級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不可撼動的天性？

高質量的對話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充要條件。“公共領域中，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一起，形成公眾，”在這裡他們不斷通過理性對話達成統一的意見——公共的意見。公共意見在很多時候不同於統治性權力的意見，或者公眾探討並揭示的“真相”不同於統治性權力對於該事件的敘事。個體用戶來到一起，藉助公共領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見。它是獨立於國家和人民，又處在國家和人民之間並起協調權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韓國的青瓦臺網站和美國的白宮請願網站都算得上是（經過簡化後的）數字化公共領域。它在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國民的意見，推動相應政策的改革。

△ 左：公共領域不存在的情況下，用戶被分為原子化的個體，面對權力的濫用沒有渠道進行反饋，右：公共領域存在的情況下，作為私人的個體可以來到一起形成公眾，討論形成公共意見，對權力的濫用進行商榷。

一篇公開發表的內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戶瀏覽，但如果它結構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討論的產生，這篇內容仍然不是“公共”的。這也是為什麼當代傳播學中一般認為，論壇、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數字時代迄今為止最好的公共領域。很遺憾，我們已經見證了論壇與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體的留言板早已被閹割到殘缺不堪。

△ 傳統的論壇和博客的交互界面中，信息層級是平等的。內容發佈與所有評論以相同權重出現在同一界面中。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有多種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論壇和博客的衰亡歸咎於其從電腦端轉戰智能手機端的失敗過渡，把社交平臺中嚴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釋為對粗俗內容以及鑽空子、刷流量等惡意行為的防範。但是綜合說來，數字時代公共領域的消亡是技術原因，是時代發展，但是究其根本還是體制原因。

我們從自身發佈內容最常用的平臺——微信公眾號平臺開始，具體解剖這個問題。

作為全世界日/月活動量最大的社交平臺，微信的成功與它初創時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開關係。朋友圈可以是意見發表的場所，但是發佈的內容只可以由用戶的好友看見。正是這一點促成了這款產品最初時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這一點使得這個平臺——無論其用戶數量有多麼龐大——實質上仍然是一個

那麼在微信平臺中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場所，容許“互不相識的，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一起，形成公眾，進行討論而產生公共意見”？事實上是有的，那即是公眾號推送中的“留言區”，這是微信平臺中唯一一處允許“並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戶”同時出現並且彙集公共意見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識的微信用戶們在一篇推送的留言區接龍《人物》週刊的“發哨人”文字內容，體現的正是這種陌生用戶之間富於合意的互動。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微信推送中“留言區”受到如此嚴格的限制。

限制一，無法討論：並非所有公眾號都擁有留言區。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續發佈原創內容的公眾號會得到官方邀請，開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並不長的“好日子”，在這段時間註冊的公眾號自動帶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後註冊的公眾號再次沒有留言區。理論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時進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後向公眾號運營者發出邀請開通留言功能。但是就運營者之間的交流可以知道，這實屬極其個別的情況。

限制二，討論的數量受限：如果公眾號擁有留言區，那麼留言數目的上限是100條。精選評論的限制是5條。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討論場所的留言區顯然依附於“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數量被限制在訂閱號每天1次，服務號每月4次。

限制三，討論的互動次數受限：留言出現以後，只能由作者對評論進行最多一次回覆。他人不得回覆。（即便是後臺已經極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樣限制了48小時的回覆時間。在此之後留言會被刪除。）

△ 微信公眾號圖文消息的交互界面中，信息層級基本平等，內容發佈與所有評論（上限100條）以相同權重出現在同一界面中。然而互動次數被限制在兩次，並且只能由作者對讀者進行回覆，讀者與讀者之間難以互動。

限制四，公眾號主體對討論內容負責：留言的發佈並不是由讀者自主決定，而是由公眾號的運營者在後臺選擇出來展示，這也意味著，如果留言區中出現的內容違規違法，公眾號的運營者也需負擔責任。事實上，這種邏輯體現在公眾號運營的每一處細節。譬如，每篇推送發送之前需要用手機掃碼確認發送——明確責任人——如果推送內容違規違法，那麼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經綁定了身份信息的個人。也譬如在留言區的申請上，2018年3月12日之後如果想要獲得留言區，幾乎唯一的方法是進行公眾號遷移，即從“個人訂閱號”遷移至“企業訂閱/服務號”。而“企業”號的註冊則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稱、註冊號、法定代表人、社會信用代碼、登記註冊地址等。這種門檻的升高將公眾號的內容發佈更緊密地與企業綁定在一起，意味著主體要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自身對於內容的發佈、留言區的討論內容，都負有無處遁形的法律責任。

2. 豆瓣

在此基礎上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麼更小眾也更偏“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平臺對用戶發佈的內容進行了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是因為豆瓣的傳播架構比起微信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容易形成“公共領域”了——無論是廣播、日記、評論、相冊或是小組中的發帖，留言區都是自動存在的。豆瓣平臺上的留言數量不受限制、每一篇留言的字數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間互動次數依然不受限制。又因為自從2005年網站創建開始，“書影音”的標記就是功能的重點，豆瓣網的第一批“網紅”以受教育程度較高，甚至帶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為主。可以理解，這個數字空間自然有潛力成為公共意見凝聚的場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為社交平臺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實上以“友鄰系統”知名。彼時，用戶和用戶之間的交往方式是申請“與對方成為友鄰”，在這種情況下，兩個用戶要麼互相關注要麼是陌生人，更類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還原平常人際交往過程中交朋友的過程。這種親密感、在場感和私人化特徵打動了不少用戶，最後也導致一部分用戶在其“友鄰系統”改版時一怒之下注銷了賬號。改版以後沿用至今的“關注”式互動基本類似於微博。當原先那種更趨向“原子化”的結構改變成更復雜也更流動的網狀結構，“廣播”、“小組”功能塊也就正式化身成為豆瓣在數字時代的“廣場空間”——如果說“友鄰系統”更像是街坊鄰居之間點對點的走訪做客，那麼現在，互不相識的人們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來討論事情了。

回到審查的話題上，正是因為“廣場空間”的出現以及留言區的開放，豆瓣必須採取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內容審查。豆瓣運營團隊自身也清楚意識到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做的不僅僅是對用戶發佈內容的嚴厲監管：在特殊時期，廣播功能、日記功能、甚至熱度很高的小組（如“豆瓣鵝組”）都會被暫時停用——“廣場”暫不開放；特殊時期，擁有高粉絲量的活躍用戶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戶遭到禁言甚至封號——意見領袖不許“搖旗吶喊”；此外，一些敏感內容即使不被刪除，其留言區也會被限制為“不允許回覆”——嚴防死守任何“公共領域”的出現。最後，幾乎每當公共意見翻湧的時期，都會再次傳來“豆瓣有可能被整個關停”的消息——非要進行公共討論嗎？那就乾脆一窩端掉。一些清楚意識到此間取捨的老用戶也會語重心長地規勸：勿商國是，知識分子還是回去討論文藝作品吧。

△ 豆瓣的交互界面中，評論之間的交互層級增多時，信息層級會經過一次摺疊，內容發佈與所有評論以不同權重出現在同一界面中。交互強度較高。

如果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那即是說公開的討論會揭示出真相。如果討論不被允許，那麼真相就會永遠隱沒在陰影當中，某一單方面想要壟斷敘事也變得容易起來。

漢娜·阿倫特也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達了基本相同的意見。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這一概念。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既是多樣的又是統一的。人們從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對同一位置進行觀察，聚集在它周圍的人在多樣性中看出了統一性。所以公共領域的現實性依賴於多樣與統一的同時存在。另外，真理或許本就是虛無的。在公共領域中，公眾應“以意見取代真理，以意見掌握真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發表不同的意見，沒有人掌握的是絕對的真理。意見相互交流，公眾才能對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瞭解。

△ 漢娜·阿倫特與《人的境況》節選

3. 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後談及微博，因相似的“關注”機制，兩者之間有許多“結構性預防公共領域產生”是類似的。區別大概在於，在空間上，微博平臺中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用戶以“大V”為中心產生聚集而不是以“話題”為中心產生聚集

當談及微博對於留言區公共性的控制，它則更多是從交互設計的空間結構上去降低留言討論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視層級要遠遠低於內容本身。討論的困難還在於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往復交流被插入的廣告打斷。

△ 微博的交互界面中，評論之間的交互層級增多時，信息層級會經過一次摺疊，內容發佈與所有評論以明顯不同的權重出現在同一界面中。評論區中會插入廣告。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將媒體分為“貧媒體”和“富媒體”。簡言之，富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少而單一，但它傳遞的內容可以更復雜；而貧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則多而複雜，只是其內容往往簡單明瞭。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浪的重點產品從“博客（blog）”到“微博”的轉變就可以被看做從富媒體到貧媒體的轉向。後者的交互性質清楚說明它並不鼓勵長篇的內容，更不鼓勵長篇的回覆，而是鼓勵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瀏覽的內容，鼓勵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擴展和複製（go viral）。

如果嚴格深究“社交媒體”的定義，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體甚至都還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體架構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進行過大數據抓取，結論是推特中用戶的“互粉關係”其實非常不對等，所以，這個平臺的主要功能或許應被理解為“獲取信息”而不是“建立關係”。既然並不建立關係，也並未促進平等多元的對話，那麼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聞媒體（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了。

△ Haewoon Kwak, Changhyun Lee, Hosung Park, and Sue Moon, What is Twitter, a Social Network or a News Media? 2010 研究展示了用戶中極不對等的“互相關注”關係。十年後的今天這種不對等的程度有增無減。

微博中草根用戶的“喪文化”流行顯然也與社會結構的原子化分不開關係——個體無法參與公共討論或參與公共討論也沒有意義，這加強了個體的無力感，而這又進一步消耗了個體下一次參與公共討論的積極性，於是無力感更深……在這種循環之下，似乎只有“喪”、“低慾望”和看似無關政治公共領域的“偶像消費”才是年輕人發洩注意力的僅存話題。

事實上以微博作為主要陣地的“飯圈文化”或許在這次分析中確實值得一提。我們可以把“飯圈”視作“消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它也行使了我們上述權力模型中的效果。這種嚴密的組織把本來互不相識“作為私人的個體”通過一個偶像作為中心聚集了起來，他們凝聚成為極具行動力的團體，在虛擬空間中進行大範圍的“控評”和“公關”。因為可以結成社群，粉絲團體的話語權和地位顯著提升了。他們不再是從前“偶像-追隨者”二元關係中無法發聲的普通受眾，而是變成了可以積極參與偶像的“人設定位”和職業規劃的長輩式人物。

△ 上：政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下：消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飯圈”）

4. 知乎

知乎與微博相似的地方在於，老用戶同樣普遍認為這個平臺在其早期擁有一段黃金時期，而現在已經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2011年起開放內測註冊後的兩三年裡，知乎更像是一個未出圈的學科精英遊戲場，其早期用戶憑藉廣博的知識積累，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們展示優秀的求索過程，也擅於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論以及帶有明顯火藥味的意見衝突。

與豆瓣的慢節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經按成了F輪4.5億元的融資。十年來激進的商業化推動平臺邊界迅速擴大，從前那種所謂小圈子“精英氣質”顯然難以為繼。這種狀態驅逐了一部分老用戶。可以看到，新用戶並不再著迷於接近真相，不再進行深度理性的討論，甚至也不再擁有早期用戶插科打諢的幽默感。在這個“知”字打頭的平臺中，似乎真正意義上以求知求真為目的的討論正在快速消失。

△ 知乎的交互界面中，評論的信息層級會經過兩次摺疊，內容發佈與所有評論並不出現在同一界面中。

從結構上來說，知乎內部意見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見之間的內耗。出於瀏覽體驗的優化，交互設計中內容發佈和評論之間也有明顯的等級劃分——評論的可視度大大低於內容本身。並且因為按照“贊數”對評論進行排序，用戶和用戶之間平等多次的對話變得困難。

近些年來，運營者也儘量避免平臺對於特定社會事件形成公共領域的輿論熱潮。而他們此時需要做的事情其實相對簡單：只要把問題刪掉，大量回答的內容也就一同消失。

5. 機核網

虎撲對於公共事件的討論並不太具有理性的傳統，短視頻平臺因為其所選擇的媒介特性，同樣並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領域。我們認為機核網值得一提是因為發現其中知識性、思想性的內容在留言區引發了超出我們預期的高質量討論。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十餘年前一些論壇的黃金時期。

△ 機核網的評論區也經過摺疊，其可視化層級也明顯低於內容本身。但是交互的質量較高。這個圖例是“沙丘研究所”在0粉絲的情況下在機核網發送的第一篇文章，它自動激發了大量閱讀和高質量評論。

我們並不是機核網的老用戶，在此處把它與前面四個社交媒體相提並論是因為它可以作為一個類型進行分析。我們需要考慮這個事實：中文互聯網中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優秀的討論，像機核網這樣的平臺還是存在，只是這些討論存在於比較小眾的互聯網島嶼裡。

機核網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來的用戶其實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眾的角度，而是充滿能動性地站在開發者、創作者和運營者的角度去展開討論。這樣的傳統鼓勵用戶把思辨過程呈現出來，這在中文互聯網中已經算是稀有品質。只是這個帶有很高黏著度和cult氣質的小眾平臺，其用戶量顯然沒有辦法和上述幾個等量齊觀。由於並未佔據中文互聯網生態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視的疆域，機核網不太可能，事實上本來也無意成為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

從結構上說，機核網的小眾也體現在它在組織形式上更類似於一個線上社團而不是社交媒體。在時間維度上，媒體必須強調即時性。然而草根用戶想要在機核發布內容，往往要經過幾天甚至到幾個月的內部審核時間。

6. 比較與綜述

我們描述了中文互聯網中微信公眾號、豆瓣、新浪微博、知乎、機核網這五個“社交媒體”的結構特性，並比較了這些平臺上提供給用戶們進行討論的具體形式和空間，因之理解它們分別在技術上如何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不同文獻中的評價維度大同小異：《麥圭爾大眾傳播理論》中，丹尼斯·麥圭爾（Dennis McQuail）把新媒體的關鍵特徵分為互動性、社會現場感、媒介豐富性、自主性、享樂、私人化和個人化。簡·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將社交媒體分為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係、身份、對話、群組與聲譽。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裡，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則是：交互性、時間結構、社交線索、存儲、可複製性、可及性和移動性。

因為中文互聯網的特殊性，我們把這些評價維度簡化成了五點：審查力度、時間調度、互動強度、平臺熱度和存儲。

不難發現，上述五個社交媒體都選擇性地捨棄了五點的某些方面。微信公眾號並沒有過於嚴苛地進行內容審查，但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豆瓣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方面都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但用戶數量顯然低於微信，審查力度也明顯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設計把留言區隱藏在更不可見的位置，以此勸阻了用戶之間多次往復的討論。至於機核網這一類網站，其互動強度確實非常優秀，但是代價是漫長的審查時間以及內容熱度的有限性——內容停留在小眾平臺上，無法進一步複製、轉發以擴展意見的影響範圍。

“存儲”這一點主要針對於公眾討論的過程以及討論以後形成的公共意見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況》相應章節的論述中，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潛在世俗永恆性的領域。它“持續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生生滅滅，但發表公共意見的火種永不熄滅，重要的事件也應該被永久儲存在公共領域中，作為後來者值得參考的歷史材料。

△ 漢娜·阿倫特與《人的境況》節選

相比阿倫特的時代，當代信息的存儲顯然在技術上進步了無數倍，然而數字信息的“持續存在”所面臨的審查和刪除威脅也增長了。對不少讀者來說，放在書櫃裡的紙質文件反倒比新時代的數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數字化場所中信息的流動顯然異常迅猛，即便不被刪除，絕大多數內容也被遺忘在數字空間發黴的虛擬倉庫中無人問津。

重要的應是互聯網怎樣對公共事件和意見進行記憶。對用戶而言，重要的則是怎樣找到特定的記憶。答案自然是通過“檢索”。很遺憾的是，當我們從搜索時代過渡到如今的投餵時代，搜索也變得比從前更困難了。首先，中文互聯網中幾個重要平臺之間並不共享數據庫。這好比一個曾經包羅萬象的中央圖書館分散成了幾個地方圖書館。譬如說，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臺內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個微信公眾號的歷史推送內容，那麼騰訊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應更方便好用；至於豆瓣，其內部甚至還並不具備一款差強人意的搜索引擎。

△ 不同社交內部搭建了自己內部的搜索引擎，數據庫互不共享。

結合這五點，其實我們也可以反向歸納出將近二十年的學者們暢享的理想化數字公共領域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

1. 審查力度：內容發表不受過多限制——沒有篇幅/字數/形式的限制。不設置過多敏感詞。內容不被刪除或者由用戶自己選出管理者來審查並刪除。

2. 時間調度：用戶發表內容的同時，其他用戶可以即時在平臺中瀏覽。平臺不限制用戶每天發表的內容數量。

3. 互動強度：存在留言區。內容可以被討論，而且討論本身是被看重的。討論的內容沒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視層級不應比回覆的內容低太多。留言之間的交互次數不受限制。

4. 平臺熱度：平臺對所有用戶開放。可達性高，佔據互聯網中一塊重要的疆域。用戶身份是多元而非單一的。

5. 存儲：歷史內容不被清理並且作為一個整體易於檢索。

△ 我們可以從現有中文社交媒體閹割自身討論區的方式，反推出理想的數字化公共領域應該具備哪些特徵。

事實上接近於這種烏托邦的社交媒體並不是沒有存在過。十餘年前的論壇和博客幾乎都滿足了這五點要求。

對於互聯網創業者來說，這似乎也成了頗具諷刺性的一課：想要創業成功，還須自己在搭建平臺的時候就考慮清楚這個問題——如何嚴防死守公共領域的出現？如果搭建出來的新平臺滿足了上述的四條甚至五條要求，那麼很遺憾，幾乎可以確定這次創業將在未來某個時間失敗。

7. 整體結構反思

如果我們把視野進一步擴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結構上，思考運營者為什麼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戶提供“討論”的場所，那麼這背後的原因和這個國家幾乎所有政策的執行都擁有同樣的邏輯。對於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金字塔結構，社交媒體面對的版本即是：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到互聯網企業內部的網絡信息審查部門（從主管到審查員），再到具備廣泛影響力的用戶（“大V”、“網紅”、“POL”），最後是草根用戶。政策在虛擬空間中的傳達和真實空間並無二致，依舊是強調“領會上級的意圖”以及“向上級負責”。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時候會表現出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擴大的反應強度。

△ 我國現實空間（左）和網絡空間（右）中的政策執行都擁有同樣的邏輯。

一般認為，審查和信息管控的具體執行方式是“3F”政策——恐懼（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沒（flooding）

“恐懼”政策很好理解，對於發表過多“敏感內容”的用戶，對其進行禁言和封號的處理。這種懲罰會讓其他內容製造團隊明白發表特定意見的代價何為。如果說為某些事情發聲，其結果是運營了數年，擁有大量粉絲和影響力的賬號被封禁，那麼發表這些內容的賬號將會大大減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一種軟性也相對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懼”政策在很多時候或許會造成更強烈的民意反彈，那麼在這些時候，許多政策執行者會選擇“怠速”政策，也就是為違規的社交媒體增加“摩擦力”——讓平臺的運行不再完美流暢。具體措施可以是暫停平臺的部分服務器，使得用戶在刷新和加載頁面的時候等待時間變長，或者關掉平臺一部分受歡迎的功能板塊，讓用戶體驗變得遲緩、殘缺。這種情況下，即使不進行粗暴的禁言封號，平臺自身的熱度也會大大降低。

如果說上面所說的都還是“1984”的世界，那麼“淹沒”政策則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做法。前兩個政策或許會導致真相不斷被刪除，用戶的語言表達不斷被閹割和篡改。在最後一個“淹沒”政策的施行下，這些都不會發生，真相或許也並不被刪除。

△ “淹沒”政策將真真假假的信息混雜在一起。

值得指出的是，“淹沒”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任何實際政策的實施。因為在今天，每一個用戶身處的本來就是一個信息不斷淹沒信息的混亂世界。很多時候真相確實仍然存在著，只是被無數的娛樂資訊和商品廣告吞沒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英文互聯網中也有一大批用戶在懷念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代，也在感嘆現在的討論質量低下。畢竟“淹沒”的情況是全球性的。

德波寫下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幫助解釋這種信息洪水。景觀社會的基本特徵是“由圖像主導的人際關係代替了真實的人際關係”。十餘年前互聯網中那種真實而生動的網友互動已經漸漸消失，許多人都懷念那種“親密感”和真誠的關係紐帶（connectedness）。

公眾號運營者尤其能夠明白這樣的感受——每天點開公眾號的首頁查看關注人數等數字與圖表曲線。在這個圖像世界中，關注者的人格特徵完全消隱了，他們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標準統一地抽象為了數字。這種由圖像主導的、虛假的、間接的人際關係加強了景觀化文字的產生。我們已經見證了無數公眾號文章通過不斷降低思辨門檻來招徠更多的看客。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真實可感的人，這些作者未必能夠說得出他們寫下的那些聳動、不堪或低幼的內容。這些文字垃圾不引發思考，不促進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注重於煽動情緒，宣洩情感，貼標籤，或是急於發表觀點，明確自己的站隊，包括對他人進行兩極化的道德審判。

最近一種風行的句式或許也證明了人們在這些文字垃圾影響下表達能力的衰退——“嗐，xxxx就完事了”、“嗐，說那麼多，其實就一句話：xxxx”

這種反智的措辭摒棄了問題可能帶有的多義性以及論證過程可能具有的複雜步驟，它將絕對的、暴力的簡化凌駕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對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來說，這意味著大眾媒體已經將公眾的“批判理性訓練”轉變成了“預判（presumption）訓練”。此時，即便某個場所名義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它作為一個公共領域實質上已經關閉了。

解釋公共領域的存在為什麼必不可少是一件很多餘的事情。我們已經不止一次看見中文互聯網中，人們圍繞某一話題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平臺抱團形成同溫層並向對方進行激進的攻訐。網民這種強烈的仇恨、鬥爭和揭發行為已經形成了高速自動運轉的機器。

對話變得越發困難，因為雙方說著不同的語言。在這種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戰爭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不必奢望對於某一話題討論形成一個統一的公共意見，更不必談藉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針對“女性主義”這種宏大話題，群體內部形成兩派互稱“女權婊”和“男權癌”，他們都覺得對方是鐵板一塊、愚不可及，雙方都在各自陣營中覺得和對方爭吵是雞同鴨講；面對“疫情期間留學生該不該回國”這種具體問題，群體內部依然形成兩派，雙方仍然進行毫無可能達成合意的罵街式對戰。這都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

解決的方式只有對話；惟有理性的對話才能消解矛盾。沒有地方討論，只會有更多的兩極化，更多的簡化和汙名化，更多無意義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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