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字春澍，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學研究》主編。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八、九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他是文學界的泰斗，滿腹經綸，一生致力於文學研究，剝開歷史的文化岩層，於寂寞中探尋文學的要義。他著作等身，成果斐然。作為師者，他率先垂範，提攜後輩；作為文人，他清風明月，淡泊名利，有著文人的氣節和風骨。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與弘揚者，作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他將中國文化作為一種“文明的饋贈”，奉獻給世界。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第七任館長，他致力於把文史研究館建設成名流耆宿彙集之地，使中國的文史文化得以發揚光大。現在，就讓我們循著先生的論著理絡，一起走近袁行霈先生……
青春不負凌雲志
在詩詞文籍中長大的少年。1936年袁行霈出生於濟南大明湖畔。少年時代先後轉輾北京、濟南、青島。父親是前清的舉人，長於詩文書法，後因手顫不能執筆，袁行霈便代父寫信札詩文，耳濡目染，記下了大量的詩詞典故。他學著吟詩填詞，潛移默化中種下了酷愛古典詩文的種子，特別是當接觸到東晉山水田園詩人陶淵明的詩時，袁行霈被陶詩的恬淡樸素深深吸引，甘之若飴地閱讀了大量的陶詩，這為他後來研究陶淵明奠定了基礎。
當一個人的愛好轉化為畢生的抱負時，激發出來的能量是驚人的。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文學史家林庚先生。林庚先生集詩人的氣質與學者的襟懷於一身，令袁行霈嚮往不已。特別是大學時期，袁行霈集中系統地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思考問題。當袁行霈接觸到清人陶澍編的《靖節先生集》時，佩服陶澍治學的嚴密，但又覺得他過於迂執，直到讀了梁啟超的《陶淵明》，便如覓到了知音，這本書啟發袁行霈從思想史、社會史的角度去看待陶淵明，從此他決心將陶淵明作為自己畢生的研究對象。1957年，袁行霈大學畢業，也許是精神的契合，林庚先生選他當了自己的助教，袁行霈開始了自己的教學與研究生涯。
人生繁華淡最真。1958年秋，袁行霈被下放到北京城子煤礦勞動。每天彎著腰在礦下勞動七八個小時，勞動完後再給學生們講王維。生性樂觀豁達的他把這段艱難的歲月當成是磨鍊心智的修行，他接觸了當地大量的農民，深深被他們的善良樸實打動，更懂得了稼穡之艱。後來他到了江西，也許冥冥之中自有緣分，隔著鄱陽湖，對面就是陶淵明當初做縣令的彭澤縣。陶淵明的清高及對理想的追求支撐著袁行霈度過了那段難忘的歲月，他如飢似渴地閱讀陶淵明的作品，把這份美好的感覺，化為自己靈魂的一部分，跨越千年，執禮相見，“
以朋友之禮待陶淵明”，並將做學問和做人結合在了一起。後來的歲月裡，他遇到了知識分子最好的時代，在美麗的燕園裡教書育人，潛心研究。談起自己的人生經歷，袁行霈一臉的波瀾不驚，他淡淡地表示: “我的好運是從40歲開始的。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傳奇的故事，更沒有什麼離奇的境遇。”這不正是知識分子最好的狀態嗎？人生繁華淡為真，如今袁行霈雖然著作等身，擔任了諸多社會職務，但他清虛澹泊，最在意的卻是教師身份。他說，一句“老師”便是最好的稱呼。
袁行霈不僅古典文學造詣頗深，談詩論道，能書善詠，而且在書法研究上也頗有心得，時常臨摹觀望二王顏柳(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柳公權)，寫得一手蒼勁雋永的好字。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正面的“錄取通知書”五個燙金大字，便是袁行霈的墨寶。上過先生課的學生都說，上先生的課是一種享受，因為一節課下來，滿滿的黑板都是書法作品。
袁行霈的生活簡單卻充滿了情趣，這在他的散文中多有表現。在《茶趣》中，他寫道:“我總是在寫作的間隙，離開那堆已使我疲倦的書籍和稿紙，另找一個清靜的去處專心致志地衝一杯茶，慢慢品來。這時除了茶什麼也不想，於是從茶中得到一種趣味。”頗有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碗，寄與愛茶人”的禪境之美，
這也正是袁行霈做學問的境界，灑脫恬淡，一切從心出發，看似無為而有為。袁行霈喜歡欣賞西方古典音樂，深諳文字奧妙的他認為“音樂始於詞盡之處”,有時人類的細微情感可意會難言傳，卻可以透過音樂來抒發。他喜歡一邊聽音樂一邊讀帖，眼前是二王，顏柳，蘇黃米蔡(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京)，耳邊是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書法與音樂，中國和歐洲，相通相映；巴赫與顏真卿的恢宏，貝多芬與蘇東坡的雄放，肖邦與文徵明的俊逸，往往令袁行霈驚異其間的相似。當讀到筆墨酣暢之處，又恰逢五音繁會之際，常常浸潤在一片不可言說的愉悅之中，如痴如醉，物我兩忘，不知時光之流逝。
把學術作為一生的志業
苦心孤詣的學術之道。深厚的家學淵源和嚴格的學術訓練，使袁行霈有了深厚的古典文學的功底及廣闊的事業。他致力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的研究，兼及中國詩歌史、中國文言小說，並由此開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從文學史到美術史、音樂史，繼而從中國文學史出發，擴大到中華文明史的研究。
20世紀60年代初，袁行霈和林庚、陳貽焮共同主編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還參與了林庚、馮沅君主編《中國曆代詩歌選》的編注工作。袁行霈認真閱讀作品，辨別各家的不同風格。1962年發表了《杜甫的人格與風格》的論文，1973年參加教研室集體編寫的《中國小說史》。1977年後，袁行霈選擇了一向被學術界忽視的詩歌藝術作為研究課題，將詩歌與哲學、宗教、繪畫、音樂等鄰近學科溝通起來，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上肆意縱橫。他將研究成果結集為《中國詩歌藝術》，試圖建立以言、意、象、境為核心的中國詩歌藝術理論體系，旁涉哲學、宗教、繪畫、音樂等領域，在廣泛的文化背景上論述了屈原等十幾位詩人和詞人的藝術特色、藝術風格、藝術成就，力求將他們的人格與風格、詩歌主張與詩歌成就、藝術淵源與藝術創新貫通起來，展示中國詩歌之美。1981年，袁行霈開始箋註《陶淵明集》，2001年完成《陶淵明集箋註》。在袁行霈眼裡，整理陶集既是工作的必須，又是一種精神寄託，是跟陶淵明這位真率、樸實、瀟灑、倔強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詩人對話的渠道。隨後他又寫了《和陶詩的文化底蘊》《古代繪畫中的陶淵明》等論文，結集為《陶淵明影像》，通過“圖像證史”，研究了歷代關於陶淵明的畫像及其與文學史之間的關係。
1987年，袁行霈出版了《中國文化概論》，在這部書中，他重起爐灶，建構了自己的體系，既不同於中國文學史，又有別於偏重理論的文學概論；既涵蓋中國文學的各個方面和全部過程，又簡明扼要且具有理論性。這本書立足於袁行霈閱讀古代文學作品的感受，用簡單明瞭的文字將自己感受最深、曾經打動他的東西告訴讀者。袁行霈很樂意做了一次新的嘗試。
治學需要採銅于山。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袁行霈對學術的痴迷達到了忘我的境地，做學術時他一頭埋進古字堆裡，採銅于山，與古人對話，那好像是一個“場”，外行進不去，內行卻沉浸其中，其樂無窮。隨著學問的精進和學術成就的積累，袁行霈對做學問的見解也愈加高屋建瓴。他認為，做學術研究，要有學問的氣象，如釋迦之說法，霽月之在天，莊嚴恢宏，清遠雅正。不強服人而自服，毋庸標榜而下自成蹊。有氣象的學問格局和視野自然開闊，因而他做學問常常左右逢源，遊刃有餘，處處顯示出總攬全局的能力，治學平正通達，思維清通簡暢，常常發凡起例，為後人樹立典範。
他指出研究文學史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縱通，即就文學論文學，著重研究文學史上各種現象、體裁、流派的產生和發展，研究一個時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啟下的發展狀況，以此將上下三千年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整理清楚；另一種是橫通，將文學與哲學、宗教、藝術等學科聯繫起來，打通其中關節，以期如實、完整而深刻地瞭解文學發展的規律。他認為，縱通與橫通相輔相成，各有各的長處，我們更需要開它幾條旁午錯出之路，使文學史與哲學史、宗教史、政治史、經濟史、藝術史、科技史攜起手來，共同前進，這樣就能四衝八達，無往而不至。
在詩歌研究領域，袁行霈從中國詩歌的實際出發，蒐集第一手資料，吸收、發揚中國古代詩歌理論的精華，並借鑑外國詩論中適用於中國詩歌的成分，嘗試建立一種較系統的詩歌藝術理論，把博採、精鑑、深味、妙悟四者結合起來，藉此打開中國詩歌藝術這座寶庫。
袁行霈表示，研究中國文學史，要關注“文學本位”，一個主體(文學創作)兩個側翼(一個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鑑賞，另一個是文學傳媒)；要有“史學思維”，運用史家的眼光觀察和研究文學的現象，描述出承傳流變的過程；同時還要將文學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上進行研究。
對於中華文明史的研究，他主張，一是要描述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特別要注意用濃墨重彩描繪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亮點，彰顯那些對文明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二是要著重描述那些反映中華文明總體面貌的標誌性成果，即對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的進步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成就；三是要力求多學科的交叉與綜合，做出總體性的描述，力求寫出中華文明各個時期的特點及其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所處的地位，中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以及中華文明對世界其他各種文明的吸收和借鑑，在此基礎上揭示中華文明的發展規律和歷史經驗。
袁行霈強調，中國文化史有時間、地域兩個座標。一方面，黃河和長江流域的文化顯示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有多個發源地，其發祥與興盛的時間也有先後之別。特色與時間不盡相同的文化板塊之間互相交錯、移動，呈現一幅幅色彩斑斕的文化地圖，編織成中國文化的全景。袁行霈希望學術界共同努力，構建一箇中國文化史的立體模式，描述時與地整體演進的圖景。
執教燕園真名士
不藉秋風聲自遠。袁行霈把科研當成一種磨鍊，一種修身養性的歷程，而把教學當成一種享受。科研時潛心篤志，力致爐火純青，出神入化；教學時就能左右逢源，閒庭信步。如今雖然他早已離開了課堂，但在北大的校園裡仍然流傳著他上課的故事。人們清楚地記得，他的教室通常人滿為患，連走廊裡都擠滿了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袁行霈曾在《我心中的北大》一文中描述過當時的情景:“教室裡坐滿了我的學生，一雙雙眼睛投出渴求知識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興奮、喜悅、感激。因為這些光束的撞擊而產生的靈感紛至沓來，一向寡言的我，竟滔滔不絕地講出一連串連我自己也覺得新鮮的話語……”
袁行霈的課堂很有爆發力，講到忘情處，他時而激情滿懷，時而義憤填膺，陶醉在忘我的境界裡，好像在與古人對話；當講到某一個詩人的得意之作時，他會動情地吟誦，沉醉其中。他的學生、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曉音曾說，先生的課著重在詩歌的意境和藝術表現，他善於用最關鍵的幾句話將每首詩歌的好處點透，又深入細緻，讓聽眾跟著他清晰的講解進入意境。袁行霈的學生、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王能憲表示，跟著先生讀博時，組織了一個學術沙龍，每週一次，每次一個下午，每次活動袁行霈帶著他的博士生和留學生一起促膝傾談，“
逐條研討，往復辯難，於一字一句一典故一名物亦不敢苟且”。北大國學研究院招收培養文、史、哲、考古等專業的博士生，併為他們開設了一門傳統文化的通修課程，該課程每學期最後一次課通常由院長袁行霈親自講授。在袁先生的主持下，學生們分別報告論文並相互評議，切磋琢磨，儼然一個小型學術研討會。其後袁先生會將學生們的論文逐一評騭，並手書信札一通加以勖勉。袁先生經常教導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做學問要“取精用宏”“蓋非宏則無以取其精，非精則難以御其宏”；從事傳統文化研究應“以文本為基礎，考察某一概念範疇則當具備歷史眼光，揭示其演變過程，尋繹其內在邏輯”。諄諄亹亹，情溢紙上，成為國學研究院學子們最珍貴的回憶與留念。
袁行霈待人親和，毫無架子，和學生亦師亦友。他的學生、“全國模範教師”孟二冬病倒在新疆支教的課堂上，袁行霈親自去北京的醫院看望他。孟二冬去世後，袁行霈在《八挽錄》裡情真意切地寫下了追憶文章，眷眷懷顧，殷殷師情。袁行霈在北大執教50餘年，桃李滿天下。遇到好學之人，他像發現珍寶一樣愛惜，他喜歡帶領著學生行走在文學古典的叢林裡，去尋找文學中的“名勝古蹟”，挖掘隱藏在歷史煙塵中的人文寶藏。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從2009年秋季開始在北大攻讀博士學位，正是師從袁行霈，先生在北大的學術地位可見一斑。
培養代表中國人文精神的人。袁行霈視古人為同道，做學問不是向別人炫耀，而是為了增進個人學養。他收徒有一個原則，那便是看人先看品。他說，研究古代文學一定要找人品和作品都要好的，人品不好還研究，那有什麼意思？看似不經意，卻道出了先生學品與人品兼修的治學原則。他表示，人文學科學者的培養，絕不僅僅是傳授知識，而是通過知識的傳授培養足以代表中國人文精神的人 。一要有獻身學術、獻身祖國的敬業精神，在學術上有大的志氣，大的氣象，願意用自己的學術為祖國服務；二要有追求真理、服從真理、堅持真理、捍衛真理的熱誠；三要有謙虛的態度和博大的胸襟；四要有高雅的情趣、清高的態度，潛心學問，不羨慕名利，不隨波逐流。我們應當培養那種既專精又淵博的人才，既能有絕招又能在許多相關領域拿得起來的人才。特別是博士生，要建立學術格局，學會做博大精深、堂堂正正的學問。
“出於對跨學科培養的學術要求，國學研究院的博士論文選題橫貫中國古代文學、語言、文獻、歷史、哲學與宗教等多個學科。國學院畢業生，主要在科研院校工作，他們在新單位依舊好學深思，積極有為，大多承擔骨幹教學任務，有的在短時間內被評為教授，成為學術研究骨幹，承擔重要的科研項目。”袁行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梳理、對整個國家文化的流傳和發展做出了貢獻，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者，不遺餘力地培養了大量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才。
國學無用之大用
為讀者提供中華文化的元典。對於國學，有人從實用主義出發，認為國學無用。對此袁行霈坦言，要說沒用也真沒用，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教人投資賺錢，它更多的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著我們與其他國家的人、其他文明不同的符號，但它能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用到造福於人類的正道上來。這是人文無用之大用，也是國學無用之大用。試想，如果我們的心靈沒有詩意，我們的記憶沒有歷史，我們的思考沒有哲理，我們的生活將成為什麼樣子?“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們研究國學，應以承傳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
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民族的標誌、民族的驕傲。傳統文化關係到每個民族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歸屬感，以及伴隨這種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來的文化尊嚴感。傳統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一個民族的疆土被人用武力佔領了，還可以收復；一個民族的文化被人滅絕了，或者被自己拋棄了，則萬劫不復！國學作為傳統文化中深層的、學術性的部分，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密切相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中，擁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必須自覺地維護自己的根，這樣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袁行霈強調。面對目前出現的“國學熱”，袁行霈認為，對待國學應抱著分析、開放、前瞻的態度。分析的態度，就是要分清國學中的精華和糟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開放的態度，就是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優秀的文化成果，讓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前瞻的態度，就是要正確對待古今的關係，立足當前面向未來，建立具有當代形態和前瞻意義的新國學。國學研究是嚴肅的學術工作，不可滿足於泛泛的議論，而應沉潛下來，認真鑽研，將切實的成果貢獻給社會。“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滾滾不盡的江河，不斷吸納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緩，或漲或落，變動不居。國學也是這樣，漢有漢學，宋有宋學，今後則必有以今之時代命名的學派。歷史悠久的國學只有不斷以新的形態代替舊的形態，才能永葆青春。”
國學應該具有文化的自信和擔當。一個人的格局境界決定他的高度。袁行霈不僅把教學和學術科研作為自己的本分，更把弘揚國學作為自己的使命。他說，如今我們面臨著一個新的繼往開來、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我們所研究的國學也應當以一種新的、富有當代特色的形態出現。首先，當代的國學應當立足現實，服務於振興中華、增強民族凝聚力，擔任起實現現代化的偉大歷史任務。應當自覺把國學放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研究，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為中國的現代化和全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其次，當代的國學應當建立在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文物認真整理的基礎之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再次，當代的國學應當注意普及，在人民群眾中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應當吸取人類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同時要確立文化自主的意識與文化創新的精神。國學研究既要保持其傳統性與本土性，同時也要彰顯它的時代性與世界性。當代的國學已經具備了各方面的有利條件，足以使之成為不同於以往的新國學。袁行霈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肩負著“走出去”的歷史使命，要以主動的姿態，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和方式，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真誠地介紹給世界各國人民。
“常懷感激之心，常存慚愧之意”。有著君子之風的大先生袁行霈，對自我要求嚴格，對學子和後輩真摯仁厚。他慢慢地退後，將舞臺讓給後輩，然而不藉秋風聲自遠，思想的深邃、學識的精博，正是袁行霈多年潛心鑽研的厚積薄發。對先生來說，文學如同輸入脈管的血，他以書為原點，在閱讀、教學、研究與著作中飛馬揚鞭，激揚歲月；他的筆端飽蘸著生命的激情，他的見解獨特而富含哲理，如同暮鼓晨鐘綿長悠遠，他的著述是當代有志於文學的學子的引路木鐸。袁行霈微笑著，帶著文化傳承的使命、閱盡千帆的淡泊，欣慰地把一代一代新人引向了文學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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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本文刊載於《教育家》雜誌2020年3月刊第4期
作者|本刊記者/邢曉鳳
合作撰稿/曹勝高 陝西師範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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