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游牧渔猎民族的军事活动的八旗制度
旗人这一概念的滥觞，是清代自入关之前，由清太祖努尔哈赤所设立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源于游牧渔猎民族的军事狩猎，基层狩猎单位由牛录组成，后因女真兵力倍增，故设立旗营，便于管理。清太宗皇太极称帝以降，不准再用“女真”的称呼，一律改成满洲族，简称为满族。
一、八旗汉军，并不能叫汉八旗
入关之前的清朝，因皇室宗族爱新觉罗支族与科尔沁蒙古博尔基吉特氏联姻的缘故，该部亦有部曲被列入八旗序列之中，在满洲族八旗之外，开设两支蒙古八旗，明朝在辽地归的降将领士族，后被编入旗营，隶属八旗中的汉军佐领，其军旗为重玄色，军士善于火器及攻城器械，为皇太极所重用。皇太极重用汉军的另一层表现，即重视汉文经典和文学小说，这些还只是表象，在崇德三年，沈阳首座皇家寺院实胜寺建立的当年，皇太极与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孝庄文皇后）的儿子福临降生，福临去皇太极的其他儿子，如豪格、博穆博果尔不同的是，福临之名是用汉文取的，在记录宗集时再以满文转音，像豪格、博穆博果尔则与努尔哈赤时代相同，所取的是蒙古化的名。
吴三桂、洪承畴等汉军将领，是入关之际颇受依赖的军事成员，但后世名声也颇为狼藉
起初不不存在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八旗汉军的所谓三种八旗的说法。由上所述，当时的八旗制度并未与入关后的圈地活动相联系，所谓的八旗汉军，可以解释为满洲八旗军队中，专为汉军开辟的一支部曲，该部曲由汉军将领任佐领，因此只能称为八旗汉军，而不宜称为汉军八旗。统领八旗汉军的高级指挥官，还是满洲族的和硕贝勒，所谓八和硕贝勒，其本意是八方之地的尊贵者，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执政期间，和硕贝勒兼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即旗主。在皇太极称帝之后，贵族的爵位名号，多仿自明朝，和硕贝勒转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在多罗郡王爵位之下的多罗贝勒成为一个固定的爵位，与努尔哈赤期间的宁古塔贝勒、皇太极前期的和硕贝勒已经发生了语义上的转变。
二、八旗汉军，原本归属于满族旗主
和硕贝勒，作为八旗中的一旗之主，在完全承袭明朝制度之前，也不一定由一人担任，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一位和硕贝勒（和硕亲王）掌管两旗的情况。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当时的八旗汉军，虽然具有旗人身份，但同时也有可能因为军功或旗主的信任，成为包衣奴才。在皇太极称帝之后的崇德年间，辽阳军户曹振彦在沈阳归顺了清朝，这位曹振彦即文学家曹雪芹的五世祖。身为八旗汉军的曹振彦，追随两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立下功勋，入关之后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到了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的清算。曹家因此遭祸，但却并未跌入谷底，因为福临去世过早，在康熙朝早期，曹家即被编入内务府包衣的序列。内务府包衣与原来的王府包衣所不同的是，同为奴才，其主子发生了直接的变化，内务府包衣原则上是服务于皇帝的。
曹雪芹的五世祖为军事将领，其祖父曹寅是很受康熙赏识，任江宁织造
二月河《康熙大帝》中魏东亭的原型，即来自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并非所有的八旗汉军，都是内务府包衣，但大凡内务府包衣，普遍具有旗籍。年羹尧在二月河小说《雍正皇帝》中，被描述为世代包衣，实则有失客观，年羹尧是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但年家的确为八旗汉军出身，但也不排除内务府的高级包衣，的确也是具有科举权力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康熙朝以降，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八旗汉军的确已经建立了各自的八旗系统，也就是说三种民族各有八旗，但毫无疑问的是满洲八旗地位最尊，八旗汉军则较为弱势。
三、旗民之间婚配问题的辨析
这三个民族的八旗成员，统称为旗人，与旗人相对的概念，叫做民人。清朝原则上不准许旗人与民人通婚，但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进攻抚顺之时，抚顺游击李永芳就率先投降，成为第一位归顺清朝的汉军将领，努尔哈赤为笼络李永芳，让他做了自己的孙女婿。但李永芳的在满洲贵族眼中地位低下，如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贝勒，对李永芳常常恶语相向，甚至鞭笞。康熙年间，康熙的姑姑建宁公主赐婚平西王吴三桂世子吴应熊，也属于这种政治联姻。
清太祖努尔哈赤收服的第一位汉军将领是李永芳，后来成为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婿
佟佳氏，是洎努尔哈赤时期便显赫的军事贵族，但有说法认为佟佳氏是汉军倒戈而产生的规划姓氏，原本是由佟姓之汉姓演变而来。康熙母亲为八旗汉军佟佳氏，清史学者闫崇年亦认为康熙具备较多的汉族血统。亦有说法康熙朝的江南织造曹寅，有为皇室甄选美女之责任，周汝昌、刘心武认为《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即为八旗汉军留待入宫选秀之女。历史学者张宏杰也记述过乾隆帝下江南，收纳民人女子成为后宫佳丽的往事，既已纳入宗室体制，抬为旗籍亦所难免。乾隆帝曾对入关之后纳入旗籍的八旗汉军有所裁撤，使这些汉军旗人转而成为民籍，因此将旗人与民人通婚的问题变得愈发晦暗。
正如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所言，历史并非是用剪刀、浆糊对史料的拼接排列，历史内在逻辑需要符合人的根本生存需求和内在理性。从满洲崛起的情况来看，满洲八旗与八旗汉军是存在通婚的，只不过从康雍乾时期，满汉之防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化解，宗室对满洲八旗的看待，是要高于八旗汉军的。外派到地方任职的满洲旗人，或会与民人婚配，民籍女子一般为侧室。
《茶馆》中的常四爷，是一位很独特的旗人艺术形象
四、旗人是否可以参与商业活动
旗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是存在的。还作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儿子的努尔哈赤，与父母关系并不和睦，彼时的努尔哈赤常常出入于抚顺的集市中谋求生路，努尔哈赤在不仅要做马市交易，同时还要将部分山货倒卖易货。皇太极在与袁崇焕短暂的休战期间，双方是有边贸活动的。与此同时，如清朝修建首座皇家寺院沈阳实胜寺时，还通过与朝鲜完成一定的贸易活动，当然这种贸易活动实为纵兵劫掠之后的补贴而已。
在清朝入关之后不久，摄政王多尔衮酷嗜烟草，关外以为烟草可除雪化之际的湿气和酷暑时期的瘴气，故只有贵族得以享用，当时的烟草价格很高，有一马换一斤的说法。如烟草一类贵族生活用品的来源来看，贵族不必亲自从事购买，但这种贸易活动的生成，仍需旗人的参与。从八旗汉军出身的内务府包衣曹寅一家来看，身为江南织造的曹家，负责地方的财务管理。《红楼梦》作为曹家的自传性作品，书中清晰可见王熙凤放贷的行为，贾府中使用的欧洲生活用品的现象来看，内务府旗人是具备商业技能的，广州十三行从事对外贸易的旗人，也理所应当掌握商业技能。
文学小说《红楼梦》中贾府，来源于曹家的生活经验，小说中的王熙凤，常有放贷的商业行为
关于旗人不经商的说法，或许可以转译为从军尚武的旗人不屑于经商，因为行伍与商贾的职业属性并不兼容，军功赏爵是最为迅疾的富贵之徒。
军功，是早期旗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功勋履历，随着入关之后旗人数量的增多，以及旗人普遍的爵位世袭是按照逐代降低原则，旗人原有的供养，已不能满足大量不从军旗人的利益。康熙一朝，即便在收缴亏空中乾纲独断的雍亲王胤禛，也有过与诸贝勒囤积居奇的商业行为，尽管这类商业行为并非良性，但也可以看出在缺少军事历练的时期，寻求利益的方式，或许通过商业手段更为便利。
投身军事事业的旗人，往往具有很强的内心认可
在军伍编制中的旗人，原则上不能经商。有内务安排的旗人官僚，有可能作为朝廷的商业买办。因此说旗人不经商，应特指还留任在军事组织中的旗人，这类传统旗人不仅不经商，如果仍能从事军事事业的话，这类尚武旗人也会不主动务农。旗人，从法理上讲，是与民人相对的籍别概念；但在大众心理和民俗上讲，或许只有从事军事事业的旗人，才会真正认可自己的旗籍身份。仅有旗籍的普通旗人，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有从事农耕的活动记载，远徙边地的旗人也有操持屯田事业的情况发生。
因此，旗人的经商的实际情况，如武隆阿在道光元年的奏折中所言：
“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官，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
旗人之所以有不嗜商业的习俗，一来有固定供养可以依怙，二来功勋之后仍留有一定的军事人员不经商的思维惯性。还有一定的可能，就是旗人随顺了汉文化中轻视商贾的传统。但要承认的是，在宋代以降的平民社会开始，在最为富庶的商贾聚集地，商民是具有科举权利的。毕竟在安史之乱以后，江浙地区作为朝廷的主要税源，允许商民科举，也可视为朝廷对富庶地区合理的政策倾斜，当地士子长期在科举上占据优势，也是在这种逻辑下得以实现的。即便在遥远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将富有的商人称为“素封”，商人虽受鄙夷，但也是实际获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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