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曾經看過《商鞅，一個冷血的國家主義打手》一文，有一些疑問。文章甚長，歸結起來，無非是如何看待商鞅變法問題，再放大些來說就是如何看待儒法之爭。文章嚴詞批判了商鞅及其變法，認為是徹頭徹尾的倒退，是中國歷史的毒瘤。一讀之下，覺得不免失之偏頗。故不揣冒昧，僅就幾個方面略作討論，以成此文，願就教於作者及讀者。
商鞅變法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又說這些效果並非商鞅所要的結果，不知作者這個結論的根據何在呢？所謂變法就是為了取得某些效果，何以就簡單地斷定商鞅變法取得的效果非商鞅所要的結果呢？退一步講，即使如此，變法客觀上取得了利國利民的效果，這也算是好事，於變法者無可厚非。就像王夫之評價秦始皇一樣，不能僅僅從所謂的動機出發。所謂“秦國民眾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給秦國這輛戰車添磚加瓦”，也是失之偏頗的。不錯，商鞅變法某個側面就是為了
天下，為何要如此呢？是否商鞅就是徹頭徹尾的戰爭販子呢？這不能孤立地來看，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
《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六國把秦國當成夷狄之國）”，因此孝公即位後才下令說：：“昔我穆公···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通過這段話，我們對當時秦國所面臨的處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秦國當時國弱民窮，非常危險，隨時都可能被東方大國吞併。所謂戰國，就是一個大爭之世，不是靠仁義道德詩書禮樂而是靠實力說話的。不管是好還是壞，也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這已經是不得不面對的歷史大勢客觀現實。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第一要義在於生存，沒有生存能力，其他一切都等於空談。反過來說，當時由於秦孝公的求賢令而入秦國的人也很多，裡面大概也有儒家學者，為什麼單單商鞅能受到孝公的重用呢？這隻能證明，商鞅的做法是順從了歷史大勢的，而不是偶然的“反動戰勝先進”。
那些號稱仁義道德的國君又得到什麼下場呢？如有名的宋襄公，仁則仁矣，最後落得身死國破，淪為歷史的笑柄而已。至於後世那些號稱“聖朝以孝治天下”的朝代，也無非是徒有其表而從無多少實際，悖逆的禍亂層出不窮，老百姓當然只能是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了。反倒是那些並不口稱仁義道德的國家，卻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到底哪個更靠譜呢？這樣說不是說儒家學派毫無價值，而是說在大爭之世，儒家的主張是不可能有多少用武之地的。孔孟的遭遇不是充分說明了這點嗎？
對《史記》記載的秦國變法後的成效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質疑。《史記·商君列傳》載：（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作者認為，所謂的“家給人足”過於簡單抽象，並且認定這種家給人足是一種“半溫飽半飢餓的狀態”。跨越兩千多年居然推測的這麼清楚，不知根據又何在呢？當時認定的家給人足居然成了半溫飽半飢餓！此其一。其二，退一步講，就算是半溫飽半飢餓吧，考慮到戰國時代生產力水平的低下，戰爭的連綿不絕，如果能達到這種半溫飽半飢餓，那很可能也是那個時代比較高的生活水平了。否則，以太史公的嚴謹，我們翻遍整部史記，又能看到幾處 “道不拾移，山無盜賊，家給人足”這類的評價呢？
其中提到《資治通鑑》對《史記》的修正，如把“孝公既用商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改為“商鞅變法，秦人不悅”，如果說“不悅”的話，恐怕這些人應當是秦國的貴族吧。因為商鞅變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剝奪宗親貴族的特權，比如以戰功授爵，就是剝奪了貴族宗親的世襲特權。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有功就必賞，反之無戰功，完全不可能得到獎賞。“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如果是犯了罪，就是貴族也要嚴懲不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因太子犯法而懲罰了其傅公子虔，這些措施當然是有利於下層百姓的，這當然極大地觸犯了貴族們的切身利益。改革改到了到這份上，貴族宗親們能“悅”的起來才怪呢！
也把歷代儒法之爭歸結為國家為本還是以民為本，認為商鞅變法一切政策的出發點皆是國家，絲毫不考慮老百姓的利益。然而僅僅從以戰功論爵位來看，這不正是有利於下層百姓的嗎？這不正是一種平等精神嗎？治罪不避貴族，完全以法律為準繩，不正與現代社會追求的法治平等精神符合嗎？當然這畢竟是兩千多年前的“法治”，與現代社會的法治還有較大的差距，但是終是有了法治的一些因素。要想從中國傳統中尋找法治資源，必須首先從法家而非儒家去找。儒家以德治國的方略，在封建宗法社會，自然有他的優越性，但到了近現代以後，已完全顯示出了它的巨大的侷限性。
後來孝公死後，商鞅被公子虔發動政變予以逮捕並施以車裂之刑，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劇。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儒家溫情脈脈的面紗下，掩蓋不住其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剝削本質。當然我們也不必苛責，這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商鞅的悲劇就在於極大地觸動了貴族巨室的利益，其悲劇結局也有某種必然性。商鞅被車裂之後，其人雖死，但變法的措施卻一直延續了下去，這不是正說明了這場改革運動的深入人心嗎？
還對《商君書》裡的“弱民”理念提出了嚴厲的批判，認為這是赤裸裸地將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對立起來，“強國之道就在於儘可能地剝削民眾”。其實，這裡對“弱民”的解釋還是很值得商榷的，那麼“弱民”究竟什麼意思呢？高亨先生解釋說，所謂的“弱民”就是老百姓不敢違法。另外，《商君書·說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謂的弱民並不是說國家赤裸裸地最大程度去剝削民眾，而是說國家制定了法律政策（政），民眾能嚴格地遵守，這就是國強（兵強）。
如果國家制定了法律政策，而民眾還能夠有左右甚至破壞法律政策，這就會導致國家的衰弱。其實，反觀後世每到王朝後期，朝政漸趨崩壞，正是由於中央政府大權旁落控制力衰弱、政策法規不能暢行導致的，於是王朝的滅亡更替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裡商鞅強調的仍是有法必行，在商鞅變法剛開始時，擔心群眾不信任政府，就採取了徙木立信的方式，最終贏得了民眾的信任，司馬光對商鞅的這點提出了讚揚。“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可見，司馬光對商鞅雖有意見，對他的誠信還是很贊同的。商鞅只是不要儒家詩書禮樂等虛文禮法這些無益於富國強兵的東西，而非就是反對人類文明的。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曾經有人把商鞅列為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並不是信口開河的戲論。當然，作為歷史上的一場變法改革，也有其歷史侷限，限於篇幅這裡不能進行詳細的討論。但僅就諶旭彬先生提到的以上幾點來說，這場變法改革絕不是反人類反文明，更不能就說是歷史的毒瘤。相反，總體來說，這場改革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順應了歷史潮流，調動了下層民眾的積極性，推動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促進了中國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大體來說是一場進步的改革。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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