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本身是個很偉大的人物，知識淵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對社會有很大貢獻。從孔丘發展出來的儒家和儒家學派，對中國人的影響，更非常深遠，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嚴格一點地說，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對進步的。儒家這個“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禮所用的司儀，因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國家重要典禮的時候，必須有這樣的人提供意見，這種人在本質上當然是崇古的。
那個時候，沒有新興的禮樂，必須用古時的禮樂，為了維持他的飯碗，必須先維持他職業的穩定，所以他必須崇古。我們不用崇古這個不好聽的名詞，但可以說他們非常保守。這種精神在中國造成堅強的保守意識，而中國社會在這種意識之下，因而喪失了創新的動力，因而也沒有了自我檢討、自我反省、自我調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時候談起美國，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國”面前班門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聽之，好比有人講到美國的種族迫害，對印第安人無情的殺戮，對黑人的虐待，對中國人的歧視。我曾參觀過安琪兒島，看到中國人留下來的字和慘苦的詩句。美國這些缺點是不是真的？當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還要壞。但是我們應注意到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們有沒有改正的能力？有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現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沒有的話，我們就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前途；假如有的話，我們就覺得這個國家偉大，充滿了活潑的生命。
美國以前也有吊人樹的，可是現在沒有了，美國以前對囚犯用過水牢，可是現在逮捕人的時候，他們會把憲法第幾條念給他聽。美國有錯誤、有偏失，但是美國有改正錯誤的能力。可是，我們中華民族，卻沒有這個能力。長久的崇古，不求上進，保守，使這個能力喪失。在歷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變法把秦國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在未變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們過文明生活，不準父母子女同房，也不準哥哥妹妹同房，告訴他們一定要分開來睡，可見那時他們是一個怎麼樣野蠻落後的國家。商鞅變法，並不是變出一個原子彈，也不是物質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會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變，他成功了。那時候是紀元前四世紀，到現在兩千餘年，中國卻沒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個想要突破的人，最後都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場，是車裂，是五馬分屍，儒家學派也常常宣揚這些改革人的下場，阻嚇中國人進步。
歷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學問和工作能力，無懈可擊，可是他的改革卻遭到那麼大阻力。像張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樣悽慘，他剛死了之後，家就被查封，他的兒子活活餓死；一直到康有為的戊戌變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學派有一種說法：“利不十，不變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沒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絕不可以改革，這種觀念正是我們中華民族不能進步、不能強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變都沒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點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說你現在要從斯坦福開車到聖荷西，我認為你不可以開車去，因為汽車可能出車禍；你應該步行去，因為利不十，不開車。這樣的看法你怎麼說吧，而且開汽車還要先去學開車，浪費時間，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會來撞你。如果步行，既可以節省金錢，又可以增進健康，而且沒有危險，各位聽了我的話，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開車了。事實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們就應該變，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遠不可能。
昨天晚上，幾位朋友談到漢字拼音化問題，有人講這樣毛病，有人講那樣毛病，當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沒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緒上反對，有的是理論上反對。可是假如你要它一變，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處，天下根本沒有這樣的怪事。因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問司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漢王朝一直不變蕭何的法律可以嗎？司馬光回答說，當然可以，正因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亂變，才使賊盜橫行，假如一直不變的話，堯舜時代的美風善俗，就會保持到今天。各位，這種人真是妨礙中國進步的蟊賊。司馬光是一個官場老將，他一當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廢除，包括效果已十分顯著的募役法。蘇東坡和范仲淹的兒子範純仁，都提出反對，司馬光馬上翻臉。這說明時代絆腳石是不論是非的，不為人民的利益著想，也不效忠國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馬光不是一個政治家，不過一個官場混混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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