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所有皇城宮門被打開時，1127年，攻入開封城的金兵驚訝地發現，開封皇城中竟然秘藏一通石碑，上面寫著：
“保全柴氏子孫，不得因有罪加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
不加農田之賦。”
至此，這塊從趙匡胤建立宋朝開始，就被勒石珍藏了150多年的石碑，終於得以曝光在世人眼前，儘管在亂世之中它似乎不值一文，靖康之變的戰火及隨後而來的系列動盪，使得它此後長期淹沒在歷史的煙塵中，甚至連是否存在都為人所質疑，但在以往，這塊只有北宋歷代皇帝才知曉的石碑，卻無疑閃爍著歷史的光輝。
根據史書記載，宋太祖趙匡胤下令銘刻這通石碑後，一直下令將它鎖置在開封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平時封閉甚嚴，並且下令新皇帝即位後，必須入內跪拜默誦這通石碑的誓詞，而皇帝在跪拜時，只能由一位不識字的太監陪同在旁，因此，這通石碑究竟寫著什麼，一直無人知曉。而秘密，一直到1127年女真人攻破開封城時才被打破，在金人擄掠過後，進入皇城圍觀的人們才發現，這原來就是大宋帝國的祖宗家法。
儘管後周柴榮真正的嫡系子孫是否存活歷史上一直有質疑，但宋朝皇帝優待讀書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宋真宗就很欣賞自己的伯父、宋太祖趙匡胤，為此，宋真宗還親自寫下了一首勸學詩《勵學篇》：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這，就是後世“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典故由來，創始人是為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趙恆（968－1022年，在位時間為997-1022年）。
作為一位書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純屬偶然。
話說宋太宗趙光義共有九子，他在“斧聲燭影”稱帝之後，隨即開始逐漸剷除大哥、宋太祖趙匡胤遺留的兩個兒子趙德昭和趙德芳，隨後又以造反的罪名貶黜自己的弟弟趙廷美，在系列的宮廷血案之下，宋太宗趙光義的長子趙元佐受到強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縱火焚燒東宮，從此被廢為庶人；趙光義的長子趙元佐發瘋後，他的二兒子趙元僖又在太子位上無疾暴斃。在這種輪番的意外之下，在趙光義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趙恆因此得登大位。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病危，當時，李皇后與曾經在“斧聲燭影”中協助趙光義發動政變奪位的宦官王繼恩，試圖謀立已經發瘋的趙元佐為帝控制朝政，幸虧宰相呂端力挫政變，才保得趙恆順利登位。
宋真宗即位這一年，北宋已經先後平定了五代十國以來割據分裂的後蜀、南唐、吳越等國，但在北上爭奪燕雲十六州的過程中，宋太宗趙光義兩次北伐失敗，甚至被遼軍射中兩箭狼狽逃竄，以致多年後最終因為箭瘡反覆迸裂而死。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後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敗後，喪失了進取之心，此後，北宋在對遼的戰爭中轉入長期守勢，而長期長在深宮之中的宋真宗趙恆，更加喪失了伯父宋太祖趙匡胤，以及父親宋太宗趙光義的進取心，傾向於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讀書人的榮光史無前例。
為了徹底遏制、剷除自從唐朝安史之亂以後、蔓延至五代十國的藩鎮割據和軍人稱霸格局，宋太祖趙匡胤採取了杯酒釋兵權、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聲燭影”的滿朝質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趙光義，就更加註意收買知識分子的人心，這使得從宋太宗朝開始，每期科舉進士錄取人數從唐朝時的十來人，激增至宋太宗時期的數百人，隨著科舉錄取面的擴大，以及科舉出身的進士們紛紛位居高官要位，這就極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發展和考試教育。
漢唐時期，中華帝國崇尚軍功，因此武治強盛，以致漢代有班超“投筆從戎”，而唐代許多宰相則是以名將軍功而得以“出將入相”，但是歷史進入宋代以後，通過“崇文”以“抑武”的宋代，宰相幾乎全為讀書人，而武將軍人則地位愈發低下，“見（文人）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
因此從宋太宗時代開始，每次狀元公佈後，“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狀元）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傾羨，讙動都邑。”
這種狀況到了宋真宗時期更加明顯，以致當時的洛陽人尹洙曾經說：
“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莫不可及也。”
經過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斷的“崇文抑武”，在當時人的眼裡，武將軍人地位已經從晚唐、五代十國的高高在上，劇降至即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狀元的文人受人仰慕關注了。
對此，宋真宗習以為然，這種風氣發展到後來，就是北宋時人汪洙甚至寫詩道：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
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北宋文采風流，宋真宗的書法也為人稱讚
在北宋君王看來，中國自魏晉以降的貴族階層，在經歷晚唐和五代十國的戰亂動盪之後，已經幾乎被掃蕩一空，難以對皇權形成重大挑戰；而科舉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這不僅有利於選拔國家才俊、促進社會的階層流動，而且文人沒有貴族和武將的龐大勢力，既有家國情懷敢於擔當，又容易控制，這也就是宋代君王願意與普通知識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對此，宋真宗就曾經親自告誡負責科舉考試的大臣說：
“貢舉重任，當無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凡事有正必有負，過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歡安逸，對此宋真宗在當太子時的老師，後來官至宰相的李沆（hàng）就看得很清楚。李沆做宰相時，王旦擔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當時因為用兵西北，宰相們要到天黑才能吃飯，對此王旦有一次嘆息說：“我們這班人怎麼才能坐致太平，能夠優閒自得沒事呢？”
李沆則說：“稍微有些擔憂辛勞，足以作為警戒。將來四方寧靜，國家未必沒有大事發生。”
當時，契丹在經歷與宋多年的戰爭後進行和親，王旦詢問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說：“好當然是好事，然而邊疆的憂患停止後，恐怕皇上漸漸產生奢侈放縱的想法。”
王旦對此不以為然，但李沆卻經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上奏宋真宗，王旦認為這些瑣事不值得上報勞煩宋真宗處理，但作為太子賓客出身，深知宋真宗從小長在皇宮、不知四方艱辛的李沆說：
“皇上年輕，應當讓皇上知道四方的艱難。不這樣，皇上血氣方剛，就會大加留意聲色犬馬之事，那麼動土木、興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會發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見這些，這是參知政事（副宰相）你將來的憂患。”
在對待遼國的問題上，李沆更是認為不可與敵講和，李沆更是曾對王旦說：“我死後，你一定會做宰相，切記不要同敵講和。我聽說出則無敵國外患，像這樣的國家常常滅亡，如果同敵講和，從此以後國家武備廢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遠見，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旦當時並不以為然，一直到多年以後宋真宗荒廢政事、大搞“東封西祀”、營造宮室，他才醒悟到當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與遼國講和的澶淵之盟後，武備廢弛的北宋君臣，也將在一百多年後的靖康之變中，深刻體悟到李沆的遠見卓識。
3
1004年，在後世被稱為“聖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這一年，遼國再次大舉南下。
中華帝國在五代十國時期喪失北方的屏障燕雲十六州以後，此後契丹經常沿著華北平原南下入侵，而1004年的這次南侵，遼國的20萬大軍更是長驅直入到了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距離北宋首都開封僅僅數日路程之遙，面對這種生死存亡時刻，當時開封城內震動，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欽若甚至主張遷都金陵（南京）避禍，而作為國防部副部長的樞密副使陳堯叟則主張遷都成都，從小長在皇宮、只知讀聖賢書的宋真宗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當時朝內大部分人主張遷都避戰，只有同為副宰相的參知政事畢士安，和集賢殿大學士寇準等少數人堅決主戰。
當時，寇準當著主張遷都的參知政事王欽若和樞密副使陳堯叟的面，故意假裝不知地說：“是誰倡議陛下遷都避戰？這些人當殺無赦！如果陛下御駕親征，那敵軍勢必將戰敗而逃。我們有必勝的把握，為何要拋棄祖宗和太廟，跑到蜀地這樣偏遠的地方去避禍？否則如果人心崩潰，敵人乘虛而入，天下還能保得住嗎？”
在寇準的力請和堅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決定御駕親征以振奮軍心，當時，面對“急書一夕五至”的軍事形勢，宋真宗惶恐不已，面對不斷逼近的遼軍，宋真宗愈加疑慮，這時，又有人勸說宋真宗到金陵（南京）避禍，寇準則再三堅持，並提醒宋真宗說，進則士氣備增，退則萬眾瓦解。
當時，澶州分別在黃河兩岸建築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強抵達黃河南岸後不願再渡河北上，寇準力請渡河鼓舞軍心，但宋真宗猶豫不決，於是寇準出來對禁軍大將高瓊說：“太尉您承蒙國家厚恩，今日打算報答國家嗎？”
高瓊也是憤慨不已，說：“國家臨危，理當效死！”
於是，寇準與高瓊一起返回面奏宋真宗、力請渡河鼓舞軍心，高瓊說：“宰相（寇準）主戰，實乃良謀。禁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師（開封），如果陛下您要遷都逃往江南，禁軍恐怕將會發生動亂。”
緊接著，高瓊奏請宋真宗立刻動身、渡河北上，此時一旁的樞密院事馮拯高聲呵斥高瓊無禮，高瓊則憤怒地反駁說：“你只會寫文章，官做到兩府大臣。眼下敵兵向我軍挑釁，我勸皇上出征，你卻責備我無禮。你有本事，為何不寫一首詩使敵人撤退呢？”
於是，高瓊與寇準立刻命令衛士將宋真宗的車駕轉向澶州北城前進，到了黃河岸邊時，探馬飛報遼軍勢盛，宋真宗非常懼怕、遲疑不進，於是高瓊奮力驅趕禁軍將士、幾乎是裹挾著將宋真宗的車駕驅趕過了黃河的浮橋，直抵黃河北岸的澶州北城下，接著，寇準和高瓊又力請宋真宗全副儀仗登上澶州城牆鼓舞軍心，於是，當宋真宗出現在城牆後，澶州“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在象徵性的巡視後，宋真宗又迅速撤回到黃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但寇準則繼續留在澶州北城督戰，當時，宋真宗幾次派人探視寇準的舉動，當得知寇準在澶州北城上從容喝酒下棋，表現得胸有成竹時，宋真宗才逐漸定下神來。
當時，遼軍20萬大軍雖然迅速挺進到了黃河北岸，但後方的幾乎所有重要城池仍然為宋軍控制，孤軍深入、後路有可能隨時被斷的遼軍開始心生不安，就在此時，宋軍又以伏弩射殺了遼國大將蕭撻凜，使得遼軍士氣愈發低落，於是，雙方決定轉而議和。
本來就畏懼戰爭、甚至想遷都避禍的宋真宗聽說遼國願意議和，馬上派出小臣曹利用前往遼軍談判，隨後雙方基本議定遼軍退兵、宋軍則每年賠償遼軍銀、絹來促成和談，在前往議定最終條款前，曹利用向宋真宗請示最多給遼國每年賠償多少銀、絹，宋真宗猶豫過後說，“必不得已，一百萬（銀、絹）亦可。”
此時寇準在一邊不便當面反駁，於是在曹利用面奏出來後迅速追了上去，寇準特地叮嚀曹利用說：“陛下雖有百萬之約，但你去交涉，如果答應所給銀、絹超過30萬，那你就提人頭來見我！”
經過反覆談判，最終，擔心退路被截的遼軍答應議和退兵，而宋遼則約為兄弟之國，其中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這比五代十國時，後晉皇帝石敬瑭在契丹前自稱兒皇帝有所進步，但另一方面，宋朝則必須向遼國“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曹利用於是返回面奏宋真宗，當時宋真宗剛好正在吃飯，於是先派宦官出來問跟契丹許諾賠償多少銀絹，曹利用認為這是軍國機密，堅持要面奏皇帝，在被宦官追問得沒辦法後，曹利用只得伸出三根手指示意。
宦官誤以為是三百萬銀絹，於是返回奏報，宋真宗聽說後嚇了一跳，連忙說，“太多了，太多了。”但過了一會又自我安慰說，“能把事了了，也還行。”
隨後，曹利用進入面奏，當得知賠償款為30萬銀絹時，宋真宗頓時如釋重負、轉憂為喜說：
“才三十萬，這麼少。你很會辦事，你很會辦事！”隨後，宋真宗重賞了曹利用。
於是，就在宋真宗抵達澶州十天後，1005年1月，宋遼雙方在澶州城下達成了澶淵之盟，儘管對於宋朝來說顯得屈辱，但這也結束了自從公元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遼國以後，宋遼雙方間接持續長達25年的戰爭。另外與鉅額的軍事開支（3000萬）相比，每年30萬銀絹的歲幣賠償，也極大減輕了宋朝在北方的軍事負擔，而通過與遼國的邊境（榷場）貿易，宋朝不僅賺回了比歲幣更多的錢，而且通過茶馬互市貿易，在經濟上開始制衡遼國，此後雙方維持了長達118年的和平，使得宋遼邊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髮長者），不識於戈”。
4
儘管澶淵之盟議定，遼軍退兵，但作為中華帝國的皇帝至尊，卻被迫與南侵的蠻族簽訂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終覺得下不了臺階，因為城下之盟可以帶來安全，卻無法為他帶來君王的體面。
與此同時，北宋帝國的官員內鬥也日益加劇，當時，力主抗戰的寇準與戰前畏縮懦弱的主和派結下了很深的樑子，而性格張揚的寇準在澶淵之盟後，則經常將此事作為自己的功勞，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鳴得意。為此，因為此前主張遷都金陵（南京）避禍，而被寇準怒斥為“該殺”的副宰相、參知政事王欽若也一直在尋找機會中傷寇準。
有一次寇準退朝後，宋真宗目送寇準離去，於是王欽若趁機說：“陛下敬重寇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
宋真宗點頭肯定。王欽若於是假裝憤慨說：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
王欽若本意是打擊功臣寇準，但沒想到這一下子也擊到了宋真宗的痛處，於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欽若探討，應該如何找回一些顏面，王欽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戰、厭戰，卻故意激將宋真宗說：
“只有出兵取幽薊，可以雪前恥。”
出擊遼國、奪回燕雲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沒有這個雄心壯志和能量與膽量，於是又問有沒有別的辦法，王欽若於是又說，“那要不就舉行一次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
王欽若的這個辦法，純屬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因為中國古代帝王封禪泰山，都是漢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軍功顯赫的帝王，而結下澶淵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禪泰山，與前代帝王相比，顯然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
但宋真宗對這個主意動了心，於是他又問王欽若說，封禪泰山要有“祥瑞”，現在沒有“祥瑞”怎麼辦？
善於迎合的王欽若隨即一笑說：
“陛下以為，前代那些什麼‘河圖’‘洛書’都是天然生成的嗎？這不過是‘神道設教’而已，只不過是別人以人力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並且力推，那麼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領神會。
於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當宰相王旦率領群臣早朝完畢時，突然有司來報說，在皇宮承天門的左南鴟尾上，掛著一個黃帛。接著，宋真宗馬上“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為了讓眾人信服，證明這個黃帛是從天而降的“天書”，宋真宗還編了個故事公開向臣子們說：
“有一天半夜我剛要睡，忽然臥室滿堂皆亮，我大吃一驚，見到一個神人忽然出現，此人星冠絳袍，對我說：‘一月三日，應在正殿建黃籙道場，到時會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洩天機！’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話，神人忽然消失，我馬上用筆把此事記了下來。此後我便蔬食齋戒，在朝元殿建道場，整整一個月恭敬等待，終於盼來了天書。”
於是，宋真宗率領百官步行到承天門“迎奉天書”，並當眾打開封口，只見帛布上寫著：
“封受命。興於宋，付於慎，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
緊接著，宋真宗馬上下令將“天書”鄭重裝入之前準備好的金櫃中，並接受百官朝賀，還宣佈大赦天下和改元，特允京師聚飲三日以示慶祝等。
▲詭異的“天書”政治
在宋真宗帶頭故作玄虛的鼓舞下，於是，北宋舉國上下掀起了一股“爭言祥瑞”的熱潮，但對於宋真宗這種低下的伎倆，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裡，宋真宗怕王旦反對自己瞎胡鬧，於是在某日召來王旦到宮中飲酒，又賜酒一瓶說，“你帶回去和妻兒子女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發現瓶中裝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對宋真宗這種姿態低下、幾乎是懇求臣子不要阻撓他的“天書”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後只能默不作聲，“自是不復持異。”
於是，王旦在無奈下，動員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壽父老等二萬四千三百餘人，連續五次聯名奏請趙恆封禪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戲”預熱下，景德五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最終啟程前往泰山封禪，而他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封禪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來，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禪泰山這一出大戲，他原本以為事情到這裡就結束了，沒想到的是，宋真宗卻上癮了，而阿諛奉承之徒則不斷地向宋真宗“爭奏祥瑞，競獻讚頌”。
就在封禪泰山三年後，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陽去行“祭祀后土”大禮，這也與封禪泰山一起並稱“東封西祀”；再七年後，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宮祭祀太上老君。
而從1008年的這場造神運動開始，此後一直到1022年宋真宗去世，趙恆一直痴迷於這種“競獻祥瑞”的“天書政治”之中難以自拔，為了讓各種祭祀和封禪順利進行，宋真宗則大規模向臣下賞賜，其中僅僅封禪泰山，前後就共耗費八百多萬貫；西祀汾陰，耗資更達九百多萬貫；而為了營造玉清昭應宮，僅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萬兩、銀五千兩，在這種大規模的造神運動折騰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內之蓄藏，稍已空盡”。
於是，在“天書”政治中找到折騰快感的宋真宗趙恆，開始在最初的謊言中自我沉醉，在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來，當皇帝太苦，如他伯父宋太祖趙匡胤和父親宋太宗趙光義一般開疆拓土、打打殺殺、陰謀詭計的日子，對他這位一位始終長在深宮、讀著儒家典籍長大的皇子來說，他已經厭倦了履行帝王的職責，而這種沉迷於“天書”政治的胡鬧折騰，反而給了他一種太平盛世的自我快感，在後來，宋真宗甚至寄望於道家長生不老的養生仙術，希望能得到一種脫離現實的虛幻生活。
宰相王旦則始終悶悶不樂，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準一般強硬，而在寇準因為剛硬強直被貶黜流放後，王旦更加收斂了自己的心聲，只是每每接到要為宋真宗的新祭祀儀式奔走的旨意後，史書記載王旦經常“悒悒不樂”，越到後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說的，如果不讓皇帝知道四方艱難，“那麼皇帝就會動土木、興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義所在。
而宋真宗儘管熱衷造神運動，但對於內政也仍然保持著一絲清醒，並始終讓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牽制王欽若、丁謂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宋真宗儘管在後期行事荒誕，但北宋仍然得以穩定發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國財收達到了15085萬貫，歲入甚至比盛唐時期還要高出七倍以上，儘管國庫因為多年的造神運動損耗巨大，但活躍的經濟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而當年（1021年）北宋全國的戶口，也達到了867萬戶，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萬戶。
到了1022年，常年痴迷於造神運動的宋真宗最終去世，享年55歲，他死後，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劉娥以宋仁宗的名義，下令將“天書”封進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這場在北宋歷史上耗時達14年之久的造神運動終於落下帷幕，對此，《宋史·真宗紀》評價說：“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籲，可怪也。”
明代的李贄則說：“堂堂君臣，為此魑魅魍魎之事，可笑，可嘆！”
對於君王來說，瞎折騰和自我沉醉，或許也是一種深層的自慰。
餘蔚：《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易中天：《大宋革新》，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
遊彪：《宋史十五講》，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
陳峰：《在底線上下的宋真宗》，《讀書》2019年6期
閱讀更多 最愛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