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東江門新會人，明代大儒，歿後從祀孔廟，諡號“文恭”。因曾在白沙裡築臺讀書，世稱白沙先生。
正統年間，陳獻章兩次赴京會試不第，對舉業心灰意冷，於是便斷了求仕之想，受吳以弼啟蒙，走向一心向學之路。之後，迴歸故里江門，潛心學術，研究哲理，提出“學貴知疑”“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等主張，受到四方學者推崇，門徒日眾，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術流派：江門學派。
陳獻章因治學而名聲顯著，地方官員也不斷上書舉薦，希望朝廷能以隱士之禮（例）加以任用，但被吏部以獻章本為國子監監生並非隱者等理由所拒絕。陳本人也以事親、疾病之由，婉拒了所有推薦。從他後來的表現來看，這種拒絕是出於真心的拒絕，他確實不想出仕，但這種“不想”不是對“仕途”本身的不想，而是出於對時局的無奈，更多的則是出於對複雜政局的力不從心。這從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他逝世時一些裝束細節可以窺見一二。
比如，他戊辰（1448年）科會次落榜後，曾在吏部做過低級小吏，但因為性格耿直、不曲事權貴而遭到打壓，即便是成名之後，吏部對地方薦他入京任職的態度，也說明他年輕時得罪的權貴依然不肯饒過他——這或許是其不想再“入仕”的一個原因；但是他內心深處對事功是有追求的，比如他去世前身著朝服和朝冠，或許可以說明這一點。
陳獻章在學術上兩大貢獻就是提出了“知疑”與“自得”的主張。具體體現在兩句話上。
一是“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這是對待學問的態度。陳獻章認為，儒家聖賢、儒家經典並一定都正確，士子們在學習過程中要敢於批判、敢於懷疑，只有這樣才能有所覺悟和進步。這種懷疑精神的提出，在當時沉悶的明代思想界無異於春雷一聲，對那些只知死記硬背聖賢語錄並教條般遵循的士子們可謂是當頭棒喝，揭開了明代知識分子思想自覺的序幕。
二是“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這是對如何做學問的態度，是陳氏江門學派的基本方法論。
陳獻章講學貴知疑，那知疑之後呢？便是“自得”。什麼是“自得”？用陳氏自己的話說就是“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其實就是說，要追求自己的心得，要多思多想，不迷信權威、不迷信經典。那麼怎麼“自得”呢？陳獻章給出的法門就是“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
這句話出自陳獻章給學生賀欽寫的一封書信裡（《與賀欽書》）。當時，賀欽按獻章的“知疑”“自得”之說，日夜讀書體驗，卻不得要領，獻章便寫信予以指點，於是便有了這句話。這是修養的功夫，最重要的是“求諸吾心”，以心操心，以念克念，於靜養中“以我觀書”，而不是簡單地閱讀誦記“以書博我”。
陳獻章門下弟子無數，比較有名有賀欽、李光、李承箕、湛若水等。他們這個群體的一大特點就是：不求仕途，專注學問。老師不仕是事出有因，學生們也以不仕為榮，似乎有些過於極端了。
不過，湛若水在陳獻章病逝後，又參加了科舉考試，先累官至禮部侍郎（正三品），後歷任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正二品），為官近三十年。湛若水在揚棄陳獻章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以“體認天理”為宗的甘泉學說，與當時風頭正勁的王陽明心學並稱為“湛王之學”。
說到做學問與求事功的關係，在此略表一些陋見，見仁見智，各憑志趣。
做“清流”沒有錯，文脈傳承需要有人為之著力貢獻。但是，實務也需重視，僅靠道德文章，難以富國強兵。國家的發展，離不開實幹型知識分子的支撐。學術之貴，在於學與用的結合，知與行的合一。明之王陽明，清之曾國藩、張之洞，便是其中的典型。
張之洞更是明確主張學術“要其終也，歸於有用”。在學術成就上，他們或開宗立派、或砥礪聖學、或重名教義理；在事功上，他們將“務虛”的學理與“務實”的實操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或戎馬平叛、或封疆禦敵、或興辦洋務，在名山事業之外又各自成就一番經邦利國之業。稱為楷模，絕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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