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漢學家，當時正在復旦大學做第二次訪學，而我母親是個有42年經驗的全科醫生，對傳染病非常敏感，不僅會在平常就關注相關信息，而且對每一種特定的傳染病都會有潛意識的緊張和質疑。去年12月內蒙古發現了兩個鼠疫病例，她連這個信息都知道，當然也會注意到此次與非典有點像的新冠病毒了。只是，我當時真沒想到，回國不到一個星期，中國就爆發瞭如此大的疫情；但更沒有想到的是，再過6個星期，意大利會陷入看似比中國還要嚴重的困境。
我1月上旬都穿梭在上海和杭州，處理一些必辦事宜，1月14日夜裡才從浦東機場順利飛回了意大利：先落地慕尼黑機場，再轉機飛巴里機場——位於意大利東南角普利亞大區的“鞋跟”——然後再坐一個小時的火車回到老家的小鎮。
說實話，這次回意大利我本沒有長期停留的打算。回國之前，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朋友向我預告今年4月份紹興還要召開一次隆重的書法學術活動——就是我去年5月底參加過的紹興論壇，因此我計劃不久還會再去中國。同時，我還在校對自己第一部中文書的校樣，並策劃在中國舉辦首發儀式等推介活動。所以雖然當時我回了老家，但滿腦子想的都是我自己專業的事，包括寫論文和練字，一直處於一種特別積極、興奮的狀態。可是回家不到一週，聽說武漢出了如此嚴重的問題，情緒也開始有波動了。
我立刻聯繫了幾位關係密切的武漢書法研究專家，大部分人都說自己在家裡隔離，基本沒什麼問題。我去過好幾次武漢，最後一次是2019年6月初的時候跟湖北美術出版社商談一個出版項目，並且還在《書法報》報社快快樂樂地接受了一個白天的採訪，可以說我對武漢很有感情，自然也會很關注武漢的疫情。我這次在復旦訪學期間沒去過武漢，但是我有一個老家的好朋友在2019年底參與米蘭交響樂團的中國巡演時去武漢演出過，1月9日返回的意大利。我馬上同她聯繫，所幸她和她的音樂家同事們都沒事。
我從中國回來時並沒有任何不適症狀，也不怎麼擔心會在路上被感染。雖然我14日坐飛機前在上海和杭州之間往返了好幾趟，並且坐了一共好幾個小時的地鐵和出租車。我一直覺得自己算是一個比較注意衛生安全的人，不但經常洗手，與他人保持間距，還習慣多喝熱水，相信會維持新陳代謝的良好運轉。所以我觀察了兩個星期以後，基本得出結論：或許我在地鐵或飛機上也“遇到過”這個新冠病毒，但它沒有進入我的內臟，也並沒怎麼找我的麻煩。
隨著疫情的加劇，我的意大利朋友也陸續關心起我的情況，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是否還在中國，什麼時候回來的，有沒有去過疫區等問題。大部分意大利人——我相信大部分不熟悉中國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對中國地理毫無概念。國際媒體一旦報道中國出現了什麼事情，絕大多數的人們實際上對其具體的地理位置並不瞭解。這次疫情爆發在武漢，他們以為“武漢”這個地方也很可能離朋友們所住的地方很近很近。
在家的時候，因為四川人民出版社還給我發了小著的校樣，我基本沒有太多出門的時間。一邊要校對稿子寫論文等，一邊還要練書法。我從上海回來後，幾乎每天晚上要寫兩三個小時的字，從早到晚都在家裡待著，偶爾白天去城裡買菜購物——我住在農村地區，離市中心還有幾公里的路——我很少出門，唯一不可錯過的是跟音樂家朋友去聽古典音樂會。
一開始我以為疫情就是一箇中國境內的問題，就像2003年的非典那樣，中國通過封城等措施在幾個星期時間內就會把疫情徹底克服。直到1月下旬我還是這麼想的。2003年我沒在中國，但是當時跟中國朋友通電話時，也對疫情有一些瞭解。我徹底改變這種看法是在1月28日那天，一對來自武漢的遊客夫妻不幸發病，隔天被送到羅馬Spallanzani醫院救治。我相信很多人的反應都跟我一樣，大家終於明白在全球化的今天，貨品通過海運還需要幾個星期時間才能到達地中海這裡，可是跟著人體細胞乘飛機的病毒細菌用不了半天就能從東亞抵達歐洲大陸。這是簡單的道理，可是，當人們遇到突發事件，第一反應未必是承認真相。想想也很奇怪，似乎每個人的理智思考和心理反應都不在同一個軌道上。即使一點都不瞭解中國的意大利人也能通過網絡看到介紹中國疫情的各種視頻和報道，可是他們心裡想的永遠是“沒事的，離我們這兒還遠著呢”。
意大利眾議院議長Roberto Fico和旁邊戴口罩的接待員。眾議院線上直播，3月25日
此後不久，意大利政府居然取消了通往中國的直飛航班，當時好多人都想不通。直飛航班被取消了不等於與中國相通的路線切斷了。不住羅馬或米蘭的意大利人也會像我那樣從德國等其他國家轉機，從中國到意大利，有不少因為過年回國的中國人在春節過後返回意大利。
從1月底開始，各黨的政治家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防控措施，可是國家除了取消直飛航班好像也沒做過別的打算。我還記得特別清楚，2月21日下午，在米蘭附近周圍地區發現了8個確診病例之後不久，意大利衛生部Speranza部長（有趣的是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希望”）在倫巴第大區政府所在地的新聞發佈會上還說：“意大利已有所準備，我們想過意大利也會有這種傳染病，所以我們也策劃了一個預防病毒的方案”，大概是這個意思吧。這位部長的年齡跟我差不多，也是南方人，我聽他的語氣既溫和又肯定，根本無法想象，過了1個月後，也就是在3月底的今天，我們會發現他那句話與事實相差甚遠。
意大利真正被“暴擊”是2月20日在離米蘭不遠的Codogno小鎮發現了所謂的“意大利1號病人”，一位愛好跑步的壯男，這時意大利人才終於明白可怕的事實：病毒不需要簽證，想來就可以來。問題在於，至少在我看來，意大利政府當時在應對疫情方面缺少明確的方向和足夠的毅力，好像一直停留在“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在和平時期這麼做一般沒什麼後果，可是在緊急情況下就不一樣了。從2月下旬一直到3月初，疫情還未在歐洲鄰國等其他國家大規模傳播時，意大利一度被看作像“鼠疫”一樣的地區，這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巨大。當時歐盟也沒怎麼協調疫情的處理，結果我們鄰國的法國、瑞士和奧地利都採取了各自獨立的抑制疫情的措施，遠一點的英國更不用說了。
另外，意大利政府最初決定，只有北方几個省必須封城，可是過了幾天，變成整個意大利20個大區都要封城了（在意大利，大區大於省）。結果，有個週末，好多住在北方的南方人因為恐慌逃到南方，其中也不免有不少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最後，疫情不僅僅是米蘭周圍地區的問題，而是威脅到了整個意大利。從2月20日到3月25日短短的五個星期內，我們75000個人被感染了，還死了7500個人，相當於極為可怕的10%的比例，比中國報道的數據還要高，其中還有將近5千個醫護人員因為種種原因被感染了。
在我看來，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事。醫護人員被感染這個悲傷的現象讓我聯想到一個人人熟知的比喻：在起飛之前，飛機還在滑行時，空姐示範如何在緊急狀況下戴氧氣面罩和穿救生衣時，會明確指出“先要大人戴好設備才可以幫助小孩等需要照顧的人”這個基本原則。這次疫情就同飛機出事故一樣。飛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技術含量很高，給人看到世界的巨大方便了，簡直是跨越了五洲的間距。可是這個宇宙並沒有完美無缺的事情，任何一臺飛機偶爾也會出問題，而關鍵在於防禦和修理。
意大利亞馬遜總部照樣營業，La7電視臺記者做現場報道。Piazzapulita電視節目線上視頻，3月19日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意大利沒有經歷過如此大的災難。當然，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還不少——我幾個親戚還能回憶起許多那時的情景——但是除了意大利幾個地區有過幾次重大的地震外，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人也不知道“緊急”或“災難”的意思是什麼，尤其是傳染病。1973年那不勒斯曾經出過一次霍亂，據當時經歷霍亂的人講，南方也比較緊張。但是無論如何，解決了衛生和食品的問題，霍亂也可以控制好，霍亂畢竟也沒有新冠病毒傳播得快。
這幾個星期，好多意大利人在陽臺上掛了各種標語，也做了各種表演，一方面是鼓勵大家，另一方面也是安慰自己，這都非常好。
一個羅馬人的陽臺上掛著寫了“大家呆在家裡吧，謝謝”的床單標語。Tiziana Fabi攝影師，3月11日
但是我相信，對住小公寓的三四口家庭來說，封城時間久了，這些表演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我自己有一個感覺，在封城期間，在大城市待著會更難受，在小鎮反而會更加舒適一點。比如，前天我母親的一位農民病人特意送給她一塊傳統麵包，這塊麵包是這位病人的妻子烤制的。我想，這位農民未必懂得政府發佈的那麼多法令的意思，甚至根本不知道新冠病毒到底是什麼，但是畢竟他有一顆團結一致的心，這才是應對災難的基本要素。
農民送過來的傳統麵包
中國古代書法理論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話，大部分中國人也知道，叫“意在筆先”。這句話告訴我們一個基本道理，每次行動成功與否，都取決於起初的“意”，可是這個“意”卻需要漫長的塑造和不懈的努力才行。
羅馬路上“一切都關閉了”的塗鴉。圖源：意大利ANSA新聞社網站，3月9日
我們現在也很無奈，必須在家裡隔離相當長的時間，只有憑個人申明才允許出門買菜，活動範圍縮小了很多，這是大部分西方人很難習慣的生活模式。但是在我看來，雖然疫情的確在經濟上和心理上會帶給人們諸多不良影響，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在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調整心理，思考問題，塑造更有價值的自己。下次，也許，行動之前心中已會有“意”了！
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人，中文名畢羅，二王學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早年曾在北京電影學院、中國美院及浙江大學留學進修，在意大利那波利東方大學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校教授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
（復旦發展研究院供稿）
策劃/組稿：林瑞華
聯絡：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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