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新冠病毒研究項目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70萬例，死亡病例超過3萬例。面對四處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國政府都不得不對其高度重視並嚴陣以待。但是，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硬核”抗疫的同時，仍然有一些國家在應對措施方面準備不足或力度不夠，可能對全球疫情防控構成嚴峻挑戰。那麼，哪些國家的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政策給力和措施得力？
3月25日，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學院的研究團隊發佈了全球首個用於追蹤各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評估體系，被稱為“牛津大學新冠疫情政府響應追蹤系統”（Oxford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簡稱OxCGRT）。該系統旨在將各國疫情防控政策加以標準化，從而能夠進行跨國比較和跨時追蹤。
該研究通過新聞報道、政府公告等各種來源收集了77個國家和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通過11項指標來對政府響應的嚴厲程度進行評估。由於新冠肺炎的傳染性較強，又具有隱匿性，所以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就是減少人員聚集。在該研究關注的11個指標中，其中7項指標針對密切接觸和公眾聚集的干預措施，包括關閉學校、關閉工作場所、取消公眾活動、關閉公共交通、公眾信息宣傳、限制國內人口流動、管控國際旅行。疫情防控也需要加強政府的財政支出，通過各項政策來支持經濟、就業、醫療等工作。4項指標有關政府財政措施，包括財政或經濟刺激政策、貨幣政策、醫療應急投資、疫苗研發投資。
為了對各國防疫政策進行量化評估，研究團隊基於7項針對公眾聚集的干預政策，構建了“新冠肺炎政府響應嚴厲指數”（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Stringency Index）。每項政策的評分都是以是否出臺政策，以及政策是推薦執行還是強制命令來進行評分。針對7項干預措施，該研究進一步區分為區域性政策還是全國性政策。比如，針對國際旅行的限制這項指標，就分為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體溫檢測、居家隔離、禁止入境四檔，並依次賦分0至3分。
經過換算後，該綜合指數的得分從0到100分，分值越高意味著政府的響應程度越嚴陣以待，分值越低表明政府的防疫態度越“佛系”。該研究顯示，各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時採取的政策各種各樣，防控措施的嚴厲程度也不盡相同。
哪些國家的疫情防控政策“拖了後腿”？
該研究追蹤了今年1月1日以來各國對新冠肺炎的防控政策，每個國家的政策動態均每日更新。總體來說，各國的疫情防控政策都在隨時間而逐漸“加碼”。但是，各國之間的差異很大。最新的數據截止至3月30日，得分最高的國家達100分，也即“頂格”執行各項防控政策；得分最低的國家只有0分，即沒有采取任何防控措施。我們以各個國家和地區最新更新的評分進行排序，具體如表1。
從最新評分來看，印度、津巴布韋兩國得分為100分，也是有史以來政策最嚴厲的兩個國家，說明它們採取了所有防疫政策並頂格執行。哥倫比亞、肯尼亞、卡塔爾的得分為95分，玻利維亞和巴基斯坦為93分，意大利、瑞士、巴拿馬和土耳其為90分，馬來西亞、羅馬尼亞、烏干達和西班牙為86分，委內瑞拉83分，中國香港、荷蘭和捷克為81分。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對英國和尼加拉瓜的最新防疫政策評分是0分。中國的最新評分為67分，歷史最高評分為71分，中國香港的最高和最新評分均為81分，中國臺灣的最高和最新評分均為48分。
疫情防控政策是否合理有效，取決於政策出臺的時機。如果能夠在疫情爆發和快速擴散前果斷出擊，那麼防疫政策就可以事半功倍，否則就會事半功倍或收效甚微。比如，對幾個主要國家的比較顯示，中國、韓國等國家及時採取防疫政策，使確診病例數量得到控制。相對來說，美國、英國等國家採取措施的時間晚了，致使疫情防控陷於被動。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儘管及時採取了防控政策，但是由於政策執行不夠嚴厲，也使疫情擴散情況嚴重。
圖 主要國家防控政策嚴厲指數與確診數量
該研究還發現，各國確診病例總數和死亡人數同疫情防控政策嚴厲指數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關聯，也即疫情風險的高低同防疫政策的寬鬆關係不大。比如，美國、伊朗等國家的疫情危急，但是其防控政策的評分並不高，或者說沒有達到其應達到的嚴厲程度。與之相比，一些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政策嚴厲程度較高。面對新冠肺炎這樣兇猛的未知病毒，過度反應可能比反應不當更為可取。相對來說，早期果斷採取防疫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在儘快達到疫情峰值並有效控制傳播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效。
哪些防疫政策是值得關注的“短板”？
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評分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表現不俗的“硬核”防疫，但也都存在值得關注的“短板”。以最新評分為準，我們對7項防疫政策的得分進行跨國比較。如表2所示。
平均分得分較高的防疫政策包括公眾信息宣傳、取消公眾活動、關閉學校、管控國際旅行，其次是限制國內人口流動、關閉工作場所，關閉公共交通的平均得分最低。這說明防疫政策的嚴厲程度主要同政策執行的成本和難度有關。比如信息宣傳和取消群體性獲得都較容易操作，而關閉公共交通則較為困難。標準差反映了各國在各項防疫政策得分上的差異程度，可以看到各國之間在疫情防控方面差異較大。特別是在難度較大的關閉公共交通等政策方面，各國差異最大。
就政府財政政策來說，目前已有30多個國家出臺了政策。具體來說，在經濟刺激政策、貨幣政策、醫療應急投資、疫苗研發投資等方面出臺政策的國家數量依次是38、37、31、32個。當然，由於國家規模和財力不同，各國的投入力度也不盡相同，差異非常之大。
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參考這項評估？
顯然，對各國千差萬別的疫情防控政策進行量化是一項富有勇氣而冒險的行動。但是，這項研究在兩個方面使其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參考價值。首先，該研究動員了牛津大學數十名公共政策碩士項目學生和職員，他們來自全球各地，這使他們可以用母語來搜索資料並核實數據。其次，該研究的原始數據都全部公開了，並附有每項評分依據的信息來源，因而可以實時核驗和糾錯。當然，由於學生和職員的來源國有限，這制約了該研究可以覆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所關注的這些防疫政策的干預力度不同，將其簡單加總可能未必合適。當然，確定每個指標的相對權重也不容易，因為疫情防控要隨需而變，不同措施在不同階段的重要性也不盡相同。更為可取的是追蹤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每項政策，進行更加細緻的比較和分析。
誠如該研究的作者所言，這套評估體系只能說明各國採取的防控政策的嚴厲程度，而很難對各國疫情防控政策的合理情況和效果進行評估。防疫政策並不是越嚴厲越好，因為過於嚴厲的防疫政策可能會令經濟運行和社會秩序遭受重創，而難以恢復常態並反而會影響疫情防控效果。各國的疫情和社會狀況各不相同，哪些政策在哪些時候和哪些地區適合並奏效，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也意味著各國在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時要因地制宜和靈活應變，而不能照抄照搬和盲目效仿。
全球疫情防控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低收入國家，因為它們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短板”，可能令新冠肺炎長期存在並難以克服。這些國家為什麼沒有及時採取嚴厲的防控措施？究其原因，可能會有兩個方面的解釋，即動機和能力。
一方面，各國政府是否會出臺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同其所面對的政治格局關係密切。特別是在兩黨制和多黨制民主國家，執政黨為了選票可能會隱瞞疫情、迷惑民眾或拖延疫情，致使本應及時採取的疫情防控政策遲遲無法出臺。
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會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衝擊，一些國家在醫療資源、物資儲備和治安保障等方面缺乏足夠的資源和能力，這使政府擔心採取嚴厲防控措施可能會使社會失序乃至失控。
由此可見，要想推動全球協同防疫，就需要在各國政府的防疫動機和能力上下功夫。比如，可以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G20、歐盟等國際組織推動跨國合作防疫，形成全球聯防聯控機制。再如，加強各國之間的防疫資源共享、經驗分享和能力共建，或許也有助於提升較弱國家的防疫能力。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熱榜內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