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正史，主要指的是二十四史，除《史記》外，其餘都是斷代史，大體為後一朝代修前一朝歷史，體例皆為紀傳體。但是兩晉南北朝、宋遼金時代不同，《宋史》《遼史》《金史》主編都是元朝脫脫，而兩晉南北朝歷史多數為唐代完成，隋代統一時間短促，未來得及修前代歷史。
記載兩晉南北朝歷史的正史有：《晉書》（唐·房玄齡等）《宋書》（梁·沈約）《南齊書》（梁·蕭子顯）《梁書》（唐·姚思廉）《陳書》（唐·姚思廉）《魏書》（北齊·魏收）《周書》（唐·令狐德棻等）《北齊書》（唐·李百藥）《隋書》（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壽）《北史》（唐·李延壽）。
其中，《宋書》《南齊書》《魏書》為三朝的後一朝完成，《南史》和《北史》為3年後的659年完成，《隋書》也被列為北朝歷史，主要考慮是隋朝從北周發展而來，且與北朝歷史聯繫較大，本身國運短促，唐代史官認為不宜將其與統一穩定的唐朝相提並論；也即在唐人看來，自己的朝代才算是真正結束了亂世。
唐太宗在《修詔》：“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史書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很重視修史，部分原因是他作為世襲貴族，親眼見到了強大一時的隋王朝如何覆滅，他要竭力避免這樣的歷史在自己的王朝重演，一生都以隋煬帝作為自己的反面教材。李世民認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盛衰；西晉是個短暫統一的王朝，此後東晉和十六國、南北朝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探索，作為借鑑，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做主要研究對象。
《晉書》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東晉滅亡於420年，唐朝建立於618年，中間間隔198年，不可能沒有記載晉代歷史的書籍出現。在唐代官修的《晉書》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十八家晉史”，包括九家晉書與九家晉紀，此外還有不少記載晉代及十六國曆史的雜史、霸史、雜傳、起居注。房玄齡監修的晉書行世後，諸家晉史逐漸亡佚，至南宋失傳。“十八家晉史”大部分只涉及晉代幾朝的歷史，或僅有西晉部分，還有未完成的底稿。臧榮緒《晉書記事》起於司馬懿創業，終於劉裕代晉，體例完備，成為官修《晉書》的基礎。
《梁書》《陳書》皆為姚思廉領銜主編，姚思廉之父姚察（533—606）是南朝歷史學家，歷經梁、陳、隋三朝，隋文帝開皇九年奉詔撰《梁史》《陳史》，未成而卒。臨終遺命囑其子姚思廉繼續完成撰史工作。《梁書》有二十六卷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卷出於姚察之手，這佔了《梁書》的半數。而《陳書》則只有兩卷本紀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全書主要出於姚思廉之手，主要參考的是陳朝史官陸瓊、顧野王、傅縡等撰述。
相比較而言，《陳書》文筆不如《梁書》，這不僅僅是父子二人文字風格差異，更是時代使然。蕭梁前後55年，有47年處於梁武帝蕭衍統治下，這是南朝最為富足和璀璨的時代，也是社會危機逐漸深刻的時代，最後的7-8年，蕭梁經歷了天崩地裂的大混亂，可以說是一部魔幻的歷史悲劇；姚察正好經歷了這樣的重大變故，其人生和情感與這樣的歷史變局緊密聯繫，寫出的文字注入的是自己的生命心力。反觀陳朝，在大亂世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不僅外壓強敵，內部挑戰不斷，且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聯合，製造合擊效應；淮南丟失，控制區域被壓縮到長江邊，這對於偏安江南的政權是非常危險的。同時，長江上游的益州已經被北周趁亂奪取，荊州的江陵也被蕭梁殘餘勢力（臣服北周）控制，也即陳朝的長江天險要不是很靠得住；事實上，後來隋滅陳就是益州、江陵、淮南等數路出兵。所以，這是一個乾癟癟的時代，怎麼能要求作者寫得五彩斑斕呢？
《北齊書》原名《齊書》，為區別蕭子顯所撰的《齊書》，改為《北齊書》，稱後者為《南齊書》。與《梁書》一樣，《北齊書》也是父子合作完成的作品，李德林去世前完成了《北齊書》部分內容，其子李百藥繼承其遺志，完成此書。《北齊書》記述從高歡起兵到北齊滅亡前後約八十年的歷史，集中反映了東魏、北齊盛衰興亡。到南宋，《北齊書》僅剩一卷帝紀、十六卷列傳是李百藥原文；其餘各卷是後人根據李延壽《北史》抄補修成的，所以各位如果閱讀這兩本書，會發現一些重合部分。這不得不說是一項巨大的遺憾，祈禱未來考古事業可以彌補這一缺憾。
北齊建立於文宣帝高洋，但開國是由高歡和高澄奠定的。《北齊書》在本紀中首列《神武本紀》《文襄本紀》，追敘北齊建國前史事，交待北齊建國曆史起源，又補充北魏晚期的歷史，體現了作者的史學要領。這種寫法創始於陳壽《三國志》，李百藥父子運用於《北齊書》中，體現了卓越的歷史見解。李百藥修史態度認真，對於瑣言碎語及荒誕不經的傳聞，作了大量刪削，這是本書的優點。但這也是缺點，《北齊書》敘事簡要，語言通俗，摻有白話文。
《周書》文筆簡潔爽勁，“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與《北齊書》相似，《周書》不只記述西魏及北周，還兼顧同時代的東魏、北齊、梁與陳等四朝，對於帝位更迭、重大動亂，詳加載明，反映了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這跟令狐德棻事實上負責“五代史”的編撰工作有關，他對歷史能夠有全局的觀點。
但是，由於唐朝皇帝和貴族們（也包括作者自己）都是西魏-北周的貴族後代，因此《周書》對關隴貴族的描述都有明顯的溢美。這是官修史書難以避免的，是當時的政治任務。
《隋書》的編纂有明確的政治導向。唐太宗親歷隋末戰爭，為汲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鑑成了指導思想。《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主編魏徵剛正不阿，較少曲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隋煬帝矯情飾貌等，都了無隱諱。《隋書》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資料。其中十《志》記載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漢魏，具有重大的政治制度通史意義。
其實，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間，就接受令狐德棻建議，開始修史，但是成效不大，進展緩慢。唐太宗即位初期下令加快進程，636年已經基本完成，但是十年後又一定程度重修。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幾部史書，都是在唐高宗時代，最後定稿的。
題外話：亂世的歷史最能直觀反映人性、制度和時代變遷，中國這樣的歷史在古代有三段：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無論是時間長度、精彩程度還是其中的人格魅力，都是魏晉南北朝更值得品讀。魏晉南北朝是漢到唐的過渡時期，是華夏面臨巨大危機和挑戰，最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歷史，這個過程中，華夏的政治體制更加成熟，文化更加燦爛，經濟上南方逐漸接近北方，文明獲得了更廣泛傳播。總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是民族記憶的重要部分，給我們提供了極大的歷史借鑑，它將繼續照亮華夏前途和個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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