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正史，主要指的是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其余都是断代史，大体为后一朝代修前一朝历史，体例皆为纪传体。但是两晋南北朝、宋辽金时代不同，《宋史》《辽史》《金史》主编都是元朝脱脱，而两晋南北朝历史多数为唐代完成，隋代统一时间短促，未来得及修前代历史。
记载两晋南北朝历史的正史有：《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梁·沈约）《南齐书》（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周书》（唐·令狐德棻等）《北齐书》（唐·李百药）《隋书》（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
其中，《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三朝的后一朝完成，《南史》和《北史》为3年后的659年完成，《隋书》也被列为北朝历史，主要考虑是隋朝从北周发展而来，且与北朝历史联系较大，本身国运短促，唐代史官认为不宜将其与统一稳定的唐朝相提并论；也即在唐人看来，自己的朝代才算是真正结束了乱世。
唐太宗在《修诏》：“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史书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很重视修史，部分原因是他作为世袭贵族，亲眼见到了强大一时的隋王朝如何覆灭，他要竭力避免这样的历史在自己的王朝重演，一生都以隋炀帝作为自己的反面教材。李世民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盛衰；西晋是个短暂统一的王朝，此后东晋和十六国、南北朝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探索，作为借鉴，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
《晋书》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东晋灭亡于420年，唐朝建立于618年，中间间隔198年，不可能没有记载晋代历史的书籍出现。在唐代官修的《晋书》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八家晋史”，包括九家晋书与九家晋纪，此外还有不少记载晋代及十六国历史的杂史、霸史、杂传、起居注。房玄龄监修的晋书行世后，诸家晋史逐渐亡佚，至南宋失传。“十八家晋史”大部分只涉及晋代几朝的历史，或仅有西晋部分，还有未完成的底稿。臧荣绪《晋书记事》起于司马懿创业，终于刘裕代晋，体例完备，成为官修《晋书》的基础。
《梁书》《陈书》皆为姚思廉领衔主编，姚思廉之父姚察（533—606）是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隋文帝开皇九年奉诏撰《梁史》《陈史》，未成而卒。临终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梁书》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出于姚察之手，这占了《梁书》的半数。而《陈书》则只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全书主要出于姚思廉之手，主要参考的是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撰述。
相比较而言，《陈书》文笔不如《梁书》，这不仅仅是父子二人文字风格差异，更是时代使然。萧梁前后55年，有47年处于梁武帝萧衍统治下，这是南朝最为富足和璀璨的时代，也是社会危机逐渐深刻的时代，最后的7-8年，萧梁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大混乱，可以说是一部魔幻的历史悲剧；姚察正好经历了这样的重大变故，其人生和情感与这样的历史变局紧密联系，写出的文字注入的是自己的生命心力。反观陈朝，在大乱世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不仅外压强敌，内部挑战不断，且内外敌对势力往往联合，制造合击效应；淮南丢失，控制区域被压缩到长江边，这对于偏安江南的政权是非常危险的。同时，长江上游的益州已经被北周趁乱夺取，荆州的江陵也被萧梁残余势力（臣服北周）控制，也即陈朝的长江天险要不是很靠得住；事实上，后来隋灭陈就是益州、江陵、淮南等数路出兵。所以，这是一个干瘪瘪的时代，怎么能要求作者写得五彩斑斓呢？
《北齐书》原名《齐书》，为区别萧子显所撰的《齐书》，改为《北齐书》，称后者为《南齐书》。与《梁书》一样，《北齐书》也是父子合作完成的作品，李德林去世前完成了《北齐书》部分内容，其子李百药继承其遗志，完成此书。《北齐书》记述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盛衰兴亡。到南宋，《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原文；其余各卷是后人根据李延寿《北史》抄补修成的，所以各位如果阅读这两本书，会发现一些重合部分。这不得不说是一项巨大的遗憾，祈祷未来考古事业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北齐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开国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史事，交待北齐建国历史起源，又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体现了作者的史学要领。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三国志》，李百药父子运用于《北齐书》中，体现了卓越的历史见解。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对于琐言碎语及荒诞不经的传闻，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优点。但这也是缺点，《北齐书》叙事简要，语言通俗，掺有白话文。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与《北齐书》相似，《周书》不只记述西魏及北周，还兼顾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这跟令狐德棻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他对历史能够有全局的观点。
但是，由于唐朝皇帝和贵族们（也包括作者自己）都是西魏-北周的贵族后代，因此《周书》对关陇贵族的描述都有明显的溢美。这是官修史书难以避免的，是当时的政治任务。
《隋书》的编纂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唐太宗亲历隋末战争，为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成了指导思想。《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隋炀帝矫情饰貌等，都了无隐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具有重大的政治制度通史意义。
其实，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就接受令狐德棻建议，开始修史，但是成效不大，进展缓慢。唐太宗即位初期下令加快进程，636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十年后又一定程度重修。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部史书，都是在唐高宗时代，最后定稿的。
题外话：乱世的历史最能直观反映人性、制度和时代变迁，中国这样的历史在古代有三段：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无论是时间长度、精彩程度还是其中的人格魅力，都是魏晋南北朝更值得品读。魏晋南北朝是汉到唐的过渡时期，是华夏面临巨大危机和挑战，最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这个过程中，华夏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文化更加灿烂，经济上南方逐渐接近北方，文明获得了更广泛传播。总之，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民族记忆的重要部分，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历史借鉴，它将继续照亮华夏前途和个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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