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社會，主要財富的產生必然基於土地。而在一個成熟穩定的農耕社會，土地的供應量基本是恆定的，理論上產出不會有大的波動起伏，嚴格說是受到農業技術的限制，產量不會有大幅的增長，但如果遇到災荒或戰亂，卻會有大的削減。所以，這個社會的基礎是很脆弱的，一旦有天災人禍，便易導致天下大亂。
如果沒有天災人禍，在“歲月靜好”時，農耕社會的人口會大幅增長。依據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無外力干預時，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穀物生產以算術級數增長。這種情況下，人均穀物的佔有量只會下降，用現代經濟名詞表達則可以換算為人均GDP的下降。即使在農耕文明的頂級盛世—唐宋時期，也擺脫不了這個法則。國家看似強大，經濟總量大幅增加，但人均來看，則甚為了了。農業效率的提高，從長遠看，始終跟不上人口増長。而晚婚和禁慾在農耕社會是不道德的，從來沒有人敢如此大逆不道，人為的控制人口。
最終，人口過剩問題成為一個社會生死存亡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雖很殘酷，但不得不說，一般只能依靠饑荒、疾病和戰爭。
等到動盪過後，新朝建立，人口銳減，滿目瘡痍、百業待興，政府鼓勵耕織，土地得到重新開發，於是社會開始重建，生機慢慢恢復，但是，當產量達到當時技術的限度，社會財富便重新迴歸到零和。零和的意思是一人增加資源，他人必須削減，人均佔有量得不到持續增長。不管是世界整體還是本地居民，絕對增長之後便是停滯不前和絕對下跌，於是，新的怪圈開始輪迴。
所以，農耕社會，只有國富，沒有民強。國家的富有總是伴隨著人口的增加，並得益於人口的增加，權貴階層當然得益甚多，但從人均財富來看，從民眾生活水平來說，從漢朝到清朝，歷經兩千餘年，農民的生活水平從來沒有真正的改善。
我在上篇文章裡引用了麥迪遜西歐和中國歷史上人均GDP的對比數據（見下圖），也完全能夠說明這個問題。
圖表來源：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的增長和互動：現代化的根源》，第九頁。
Angus Maddison，經濟學家，他在做歷史經濟研究時，將各國曆史中記載的經濟資料折算為當時的實際購買力（PPP），以一種國際元為單位，再據此推算出GDP與人均GDP來。
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到，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直到工業革命前夕，人均GDP都是停滯不前的。
如果覺得數據沒有說服力，那麼你也可以憑直觀感受去想一下：清朝的農民比漢朝的農民生活水平會有多少提高？
基於此，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從狩獵採集社會到農業社會的過渡，完全是一個進化陷阱，農耕文明反而使人類生活越過越糟。雖然穀物生產的潛力大增，但人類的食譜更為狹窄，從而影響健康。他們為生產糧食消耗更多體力，居住在密集地域，為疾病的蔓延提供溫床，等等。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也持此論。
當然這樣的說法是割裂了歷史發展的持續性，如果沒有農耕社會，人類也不太可能直接從採集社會進入工業社會。
但就農業社會朝代更迭本身來說，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自然法則的客觀進化、運行而已，所謂農民革命的先進意義，實在是有些牽強附會，言過其實。
這種發展的悖論，只有等到工業革命之後，社會財富得以數倍的增長，並不再侷限於土地的產出之後，才得以從根本上破除這個怪圈。
結語：
把農耕文明史放在人類漫長的發展長河裡，只是一段極短的時光，當然這種文明奠定了人類持續發展的基礎，為人類持續發展作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自不待言。
同時，農耕文明史也是一部人類苦難史，它是以一代代農民為主體的人類，用艱苦勞作甚至生命代價換來的人類歷史的延續，在這個過程中，苦難相隨相伴從未遠離。他們付出一生，也只是勉強得到溫飽，而多數時候，則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
人類歷史必然不斷向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理應具備更為寬闊的視野，更為遠見的心胸，而不是躺在農耕文明虛幻的榮耀裡，沾沾自喜，引以為傲，停滯不前。
主要參考書目：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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