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社会，主要财富的产生必然基于土地。而在一个成熟稳定的农耕社会，土地的供应量基本是恒定的，理论上产出不会有大的波动起伏，严格说是受到农业技术的限制，产量不会有大幅的增长，但如果遇到灾荒或战乱，却会有大的削减。所以，这个社会的基础是很脆弱的，一旦有天灾人祸，便易导致天下大乱。
如果没有天灾人祸，在“岁月静好”时，农耕社会的人口会大幅增长。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无外力干预时，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谷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这种情况下，人均谷物的占有量只会下降，用现代经济名词表达则可以换算为人均GDP的下降。即使在农耕文明的顶级盛世—唐宋时期，也摆脱不了这个法则。国家看似强大，经济总量大幅增加，但人均来看，则甚为了了。农业效率的提高，从长远看，始终跟不上人口増长。而晚婚和禁欲在农耕社会是不道德的，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大逆不道，人为的控制人口。
最终，人口过剩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虽很残酷，但不得不说，一般只能依靠饥荒、疾病和战争。
等到动荡过后，新朝建立，人口锐减，满目疮痍、百业待兴，政府鼓励耕织，土地得到重新开发，于是社会开始重建，生机慢慢恢复，但是，当产量达到当时技术的限度，社会财富便重新回归到零和。零和的意思是一人增加资源，他人必须削减，人均占有量得不到持续增长。不管是世界整体还是本地居民，绝对增长之后便是停滞不前和绝对下跌，于是，新的怪圈开始轮回。
所以，农耕社会，只有国富，没有民强。国家的富有总是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并得益于人口的增加，权贵阶层当然得益甚多，但从人均财富来看，从民众生活水平来说，从汉朝到清朝，历经两千余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从来没有真正的改善。
我在上篇文章里引用了麦迪逊西欧和中国历史上人均GDP的对比数据（见下图），也完全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图表来源：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第九页。
Angus Maddison，经济学家，他在做历史经济研究时，将各国历史中记载的经济资料折算为当时的实际购买力（PPP），以一种国际元为单位，再据此推算出GDP与人均GDP来。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均GDP都是停滞不前的。
如果觉得数据没有说服力，那么你也可以凭直观感受去想一下：清朝的农民比汉朝的农民生活水平会有多少提高？
基于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渡，完全是一个进化陷阱，农耕文明反而使人类生活越过越糟。虽然谷物生产的潜力大增，但人类的食谱更为狭窄，从而影响健康。他们为生产粮食消耗更多体力，居住在密集地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温床，等等。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持此论。
当然这样的说法是割裂了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如果没有农耕社会，人类也不太可能直接从采集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但就农业社会朝代更迭本身来说，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自然法则的客观进化、运行而已，所谓农民革命的先进意义，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言过其实。
这种发展的悖论，只有等到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财富得以数倍的增长，并不再局限于土地的产出之后，才得以从根本上破除这个怪圈。
结语：
把农耕文明史放在人类漫长的发展长河里，只是一段极短的时光，当然这种文明奠定了人类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人类持续发展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自不待言。
同时，农耕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苦难史，它是以一代代农民为主体的人类，用艰苦劳作甚至生命代价换来的人类历史的延续，在这个过程中，苦难相随相伴从未远离。他们付出一生，也只是勉强得到温饱，而多数时候，则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
人类历史必然不断向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理应具备更为宽阔的视野，更为远见的心胸，而不是躺在农耕文明虚幻的荣耀里，沾沾自喜，引以为傲，停滞不前。
主要参考书目：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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