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夜天子》中的花晴风花县令，刻画出一个真实的明清时期县官的形象。他在性格上懦弱无比，在葫县县城和主薄的压制下一事无成，只能在诗画中自娱，升迁无望，因而有了“忍者神龟”这一戏谑的外号。
朋友们可能觉得花县令的遭遇是一种特殊情况，觉得这不过是花县令个人性格的问题。然而，花县令这个影视形象却真实的反映了明清封建社会晚期，绝大多数县令的真实境遇。
“花县令”们，同时反应着中华帝国，实际上被一个幕后的群体操纵，在显性的帝国表象之内，还有一个隐形帝国的存在。
清末官员在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总结中华帝国的体制是“全民一心”，上对下如臂使指，而日本则是诸藩林立，时常不听中央号令。可显然这是一种颇具士大夫风格的，极为浪漫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中央到地方从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然而实际上吊诡的事情是，在底层的权利逻辑中，地方政府往往各行其是，实际上达到了一种自治状态。在数千年时间来，央地关系都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就是许多学者所说的
“在郡县制下行封建制之实”，也就是说在显性的帝国后面，还有一个隐形的帝国。顾炎武曾经尖锐的指出：“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今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正是花县令身边的县丞、主簿这些处理地方技术性行政事务的胥吏和幕僚，实际操纵了地方事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隐形帝国。但这实际上是封建王朝几千年演化后的制度安排。
从秦汉的官吏相通，到魏晋南北朝的儒吏殊途，再到明清以降的官吏之间关系彻底被锁定，我们能看到胥吏这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阶层也不断固化。 明初选举大略有四，科举、荐举、学校、铨选，一些基层干吏还能通过“役满转补”等方式，进阶高级官员的行列。然而“好景不长”，朱元璋下令胥吏不能科考后，正式扼断了胥吏“迁转充官”的道路。
再加上官方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使得地方胥吏的社会地位愈发下降。如明朝胥吏的补充方式主要为佥充、罚充和告纳。除去第一种看出胥吏的选拔有一定标准之外（农民、三十以下、能书），后两者显然是给胥吏的干部队伍加入了不确定和腐化因素。
同时，胥吏的实际俸禄少的可怜。要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本就相当低。 洪武二十五年规定的官员俸禄，正七品的知县为90石，约折银40两。而海瑞是一个没有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想要温饱还得动员老婆在县衙后面种菜才行，老妈生日买两斤肉都能轰动整个县城。
胥吏作为从属，其待遇可想而知。洪武十三年规定：“一品、二品衙门提控、都吏月俸禄二石五斗……六品至杂职司吏一石”。而作为更低级的县衙所属胥吏，每个月明面上领到的俸禄只有几斗，还不够全家人吃几天饭！再加上明末的折钞、折物，实际工资远低于账面水准。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非编”的胥吏数量更为庞大，他们的工资不由地方财政筹措。
因此胥吏还是以追求灰色收入为主，正如《新唐书》中早已言及的：“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益；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海瑞集》中记载“吏房顶头银千两，一两考吏银五钱，起送农民或银拔凉或五钱，酒席银二两，众吏农分，起送吏农拨缺兵、刑、工银五两，户三两，礼房两或五钱”。如果按照高晓松所估算的一两银子大概约等于如今人民币1000元，大抵可以看出县一级的胥吏头目，年收入“上百万”也是可以想象的。
于是乎，官方的政策歧视随着时间推移，导致胥吏在地方基层固化，和地方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胥吏群体道德也集体的沉沦。清承明制，同时也继承了这看似畸形的胥吏制度。到了清朝晚期，各县的胥吏一般数量在百人以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利团体。
明清时期流官的平均任期不足3年，而胥吏则在本地扎根多年，因此张研教授称：“胥吏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执掌着地方行政的实权。”胥吏既是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表，又是官府中的“公门中人”，成为真正的“央地中间人”。
由于掌握了“文牍处理”即地方的信息处理工作，所以胥吏很容易欺上瞒下、蒙混过关。钱穆曾称：“到了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富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克如，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胥吏中的“驰名商标”，则是绍兴师爷。这些官署的幕僚行事油腻、圆润，腐化情况尤为严重。
中央政府的正式命令，在地方实际上总以一种“变通”的方式执行，导致政令“束之高阁或歪曲执行”，是谓“皇权不下县”。而又因地方往往需要自筹经费维持一个胥吏团队，导致行政事务的延滞。比如一个捕快曾亲自说：“捕役非不爱赏畏比也，非尽养贼纵贼也，但破一案不易，办一案更不易，破一案必多雇帮役，百端踹踩，盘缠饭其费从何而出？办一案于审明后，赃据确实，重则拟死，轻则充发，解府解省等候多时，花销不少，费又从何而出？每结一案，费至一二百金不等，穷役费无所处，是以宁受责毋拿贼也。”
而作为县官，他以科考出身，八股文的考试方式并没有让他掌握繁复的地方行政事务的能力，所以常常只能像花县令一样“一事无成”，在诗画著述中自娱，在地方的具体事务上难以插上手脚，憋屈不已。若想真正推行政令，则必须通过胥吏和地方利益代表的谈判（士绅），从而“变通”的进行“因地制宜”的执行。
至于升迁？他们只需要做一个道德观念上的代表，和注重士大夫之间的社交应酬就可以。
所以，县官即便想要掌握真正的地方实权，不仅需要拥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还必须在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纠葛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但更多的县官选择了沉沦。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指出：“（封建时期的官员）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实际上一直到民国，这种中央和地方的二元体制仍然在延续，又因城市化进程的进展，大批精英进入到城市，乡土的社会的权利流向土豪和劣绅，一方面造成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另一方面又造成普遍的人道主义灾难。
明清以降，对胥吏的批判自然是不绝如缕，然而为何中央政府“熟视无睹”，不对积弊已久的胥吏政治进行改革？
周雪光在其著作中认为：“官吏分途制度是帝国治理过程中试图解决委托与代理困难的应对举措，其核心在于集郡县统领权于中央，而将实际治理之权下沉至基层，县官、乡绅、胥吏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降低帝国官僚体制人事官吏的成本。”
这一段论述可谓切中要害。在明清糟糕的财政制度和糟糕的财政人才选拔下，中华帝国必须通过给予基层充分的自主权，来支付地方行政的整体制度成本，同时因地制宜的进行施政。
正是由于这样的权利结构，地方秩序总是保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保持了基层社会的脆弱且每况愈下的稳态。也导致许多人看待中国历史总是隔着一层面纱，难以窥清真相。所谓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是“如臂使指”，也是极为浪漫的说法，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封建社会晚期，道德政治尘嚣之上，即便是青天大老爷海瑞，实际作出的政绩也屈指可数，反映出古时候的人们“只看政德不看政绩”的“清官清洁”，造就了士大夫性格的集体缺陷，在面对实际问题往往以道德出发，难堪大任“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如此。
而人们对于实际掌握行政技能的胥吏一方面倍加歧视，另一方面没有给予充分的价值实现感和充分的上升路径，导致胥吏的集体道德沉沦。
明明行政是一项极为精密的技术性工作，却在明清基层体制出现了两极背反情况，尤值得人们的深思。
除史料外主要参考著作和文章：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看政德不看政绩》刘金祥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周雪光
《明清胥吏的历史考察》孟甫
《明代州县僚属与幕友研究》王泉伟
閱讀更多 說書人國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