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人王禹偁写的《录海人书》，确实有一种与《桃花源记》相类之感。钱钟书也说王禹偁此文“师《桃花源记》遗意”。但是这种相类之感或者说“遗意”，仅仅指内容上的某个相似之处，亦即有外人（《桃花源记》中的捕鱼人、《录海人书》中的海岛夷人）于偶然之间发现了某个不为人知的所在（桃花源、某洲岛），并且这个所在的美好在外面的世界中是不可能见得到的。至于两篇文章内在的思想感情则是截然不同的。
桃花源中人之先人与洲岛中人都在秦时来到了一个与外界隔绝之地。但是他们到来的原因却不同。桃花源中人是“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很显然是主动的。洲岛中人则是因为替秦始皇寻仙的“妖诞之人”徐福“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莱之不可寻也，至是而作终焉之计”而被“载而至此”，很显然是被动的。并且被“载而至此”的洲岛中人还有过“怀土之情”。可是洲岛中人在外面的处境也不见得有多好。他们有“五岭之戍，长城之役，阿房之劳”，受“太半之赋，三夷之刑”。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外部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逃离了这样的生存环境，何以还曾有过“怀土之情”？
在《桃花源记》中，捕鱼人离开时，桃花源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中人不愿人知之，害怕外界干扰了他们宁静安详的生活。而在《录海人书》中，夷人离开时，洲岛中人反而请求“以吾族之事闻于天子”。洲岛中人却愿使人知之，尤其愿意皇帝知道有这样一个所在，并不畏惧“五岭之戍，长城之役，阿房之劳，太半之赋，三夷之刑”会再一次降临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
这些正可见作者之用心。王禹偁绝然不同于陶渊明。身处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对于现实世界的黑暗是极端的失望，对于现实世界不存半点希冀。他幻想世间有这样一方纯洁美好、不受世俗浸染的土地便足矣。这是陶渊明极其痛苦后寻求到的自我慰藉。而王禹偁却有积极的用世之志，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希望天下只有一方像桃花源那样的土地，他要使整个天下，整个北宋王朝都变成桃花源。所以他借洲岛中人之口向统治者发出呐喊：“薄天下之赋，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则万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寿之祷邪？”
捕鱼人没有信守诺言，向太守禀告此事，但是“不复得路”。高士刘子骥也没有找到桃花源。陶渊明让自己的这份自我慰藉依然保存着。夷人冒“盗鱼盐之利”的罪上书皇帝，可秦已乱，书不能达。王禹偁心中留有遗憾。可是这遗憾却不会在如今的北宋王朝再度出现，因为他王禹偁要“致君望尧舜”“功业如臯夔”。
閱讀更多 徽郡王元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