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把扶貧開發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基本方略，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成就，穩步向解決絕對貧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2019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減至551萬，2020年2月底，601個貧困縣宣佈摘帽。今年，脫貧攻堅戰將從取得決定性成就走向全面勝利。
由解決絕對貧困轉向解決相對貧困
當前，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已經取得決定性成就。但從取得決定性成就到實現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依然面臨困難和挑戰。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向德平認為，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前脫貧攻堅進入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期。然而，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不斷深入，部分地區暴露出一些深層次問題。一是深度貧困地區條件差、困難多，任務艱鉅。二是產業扶貧基礎薄弱，個別地方過分依賴行政手段和政策支撐，追求“短平快”，產業同質化現象突出，市場作用發揮不夠。三是社會力量動員不足，扶貧潛力尚未充分挖掘。四是貧困地區人才嚴重短缺，成為脫貧攻堅瓶頸。五是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和發展能力弱的現象依然存在，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提升貧困地區發展能力成為工作重點。
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雷明認為，已脫貧地區和人口仍然面臨返貧風險。這些風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災害、疾病等不可控因素；脫貧不實、脫貧質量不高等人為因素；部分地區已脫貧人口文化程度較低、應對市場能力不強、內生動力不足等客觀因素。
保障脫貧人口和脫貧地區可持續發展是今後工作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認為，相對貧困是永遠存在的，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仍然會有一部分人口處於相對貧困的狀態。現階段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後，如何推進低收入人口、相對貧困的弱勢群體進一步跟上社會經濟發展步伐、共享現代化成果，是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時必須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必須補齊“三農”領域短板。山東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王興國認為，長期以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不完備，公共服務較為滯後。這不僅影響到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制約了農村發展潛力的開發和提升。讓農村居民享有與城市水平相當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
系統總結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在脫貧攻堅進程中構建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經驗。
我國扶貧開發方式注重科學精準，實現了從“輸血式”的生活救濟型扶貧轉向提升貧困地區內生動力的“造血式”開發型扶貧，從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貧轉向滴灌式的精準扶貧。張曉山認為，與國外民間的小規模生活救濟不同，中國是舉全國之力，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地進行扶貧。無論是扶貧資源的動員和調用，還是具體項目的實施和推進，都帶有強烈的“政府主導”色彩，這是中國實現快速減貧的重要原因。“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以人為本，自力更生，開發扶貧”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扶貧開發道路，是人類減貧史上的一大創舉。
雷明認為，脫貧攻堅是馬克思主義扶貧理論中國化的具體體現，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是偉大的思想創新、生動的實踐創新，也是深刻的制度創新。在戰略上，脫貧攻堅旗幟鮮明地將人放在扶貧的中心位置，精準到戶、到人，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重要體現；在方法和措施上，脫貧攻堅實施建檔立卡，精準識別，精準施策，這是有別於傳統扶貧方式的全新式扶貧。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蔣永穆認為，我國在推進脫貧攻堅的進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一是發揮制度優勢推進減貧進程，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二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減貧手段，持續夯實減貧的物質基礎。三是採取“減貧組合拳”，綜合治理貧困，實現了各扶貧主體間、各項扶貧政策間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動。
向德平認為，以民為本是中國減貧的核心價值。我國的減貧行動充分體現了民本思想，彰顯了人的主體性。政府主導是中國實現減貧的根本保證。中國充分利用體制的力量，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扶貧，政府在扶貧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產業驅動為中國減貧提供了物質基礎。我國形成了以產業扶貧為主、多種策略並舉的扶貧策略。社會參與是中國實現減貧的重要保障。黨和政府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調動全社會資源參與減貧。這些共同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充滿中國智慧的扶貧開發經驗。
多措並舉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當下，除集中力量全面完成脫貧任務外，更重要的是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返貧，及時做好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的幫扶工作。
蔣永穆認為，第一，應將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緊密結合，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防止返貧、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第二，要完善救助體系，建立因災因病因殘致貧的長效救助機制。第三，應不斷創新方式方法，強化組織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加強基層黨建工作，科學設置考核指標和考核方式，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紅色引擎”作用；另一方面，推動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規模化和組織化發展，實現貧困群眾持續增收和穩定脫貧。
向德平認為，一方面，要加強產業發展。發展產業是脫貧的根本，也是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衛龍寶建議，要確保脫貧攻堅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摘帽不等於摘責任，更不等於摘政策。各相關部門應強化監管工作，持續加大對摘帽縣的投入力度，適應鞏固脫貧成果工作需求。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仝志輝認為，在脫貧攻堅工作中，少量脫貧人口的返貧現象難以避免，而且會出現新的貧困人口，這就要求我們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長效機制。
針對現階段我國脫貧攻堅工作面臨的挑戰，雷明認為，第一，應從公共服務制度方面強化扶貧體系，鞏固基礎扶貧成效，著力解決好深度貧困地區“兩不愁三保障”問題。第二，重點應放在扶貧風險防控制度建設上，加強扶貧風險精準動態監測、動態識別，建立風險預警防控體系。第三，圍繞制度扶貧，構建長效機制。第四，在制度安排上，逐步由關注“兩不愁三保障”問題到更加關注能力貧困，由關注簡單的生存貧困、發展貧困到更加關注環境貧困、可持續發展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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