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稳步向解决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19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至551万，2020年2月底，601个贫困县宣布摘帽。今年，脱贫攻坚战将从取得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
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但从取得决定性成就到实现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依然面临困难和挑战。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向德平认为，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脱贫攻坚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然而，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部分地区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是深度贫困地区条件差、困难多，任务艰巨。二是产业扶贫基础薄弱，个别地方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和政策支撑，追求“短平快”，产业同质化现象突出，市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社会力量动员不足，扶贫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四是贫困地区人才严重短缺，成为脱贫攻坚瓶颈。五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弱的现象依然存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成为工作重点。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认为，已脱贫地区和人口仍然面临返贫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灾害、疾病等不可控因素；脱贫不实、脱贫质量不高等人为因素；部分地区已脱贫人口文化程度较低、应对市场能力不强、内生动力不足等客观因素。
保障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是今后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相对贫困是永远存在的，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如何推进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的弱势群体进一步跟上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共享现代化成果，是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必须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兴国认为，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备，公共服务较为滞后。这不仅影响到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村发展潜力的开发和提升。让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水平相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系统总结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在脱贫攻坚进程中构建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
我国扶贫开发方式注重科学精准，实现了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转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转向滴灌式的精准扶贫。张晓山认为，与国外民间的小规模生活救济不同，中国是举全国之力，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进行扶贫。无论是扶贫资源的动员和调用，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都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这是中国实现快速减贫的重要原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人为本，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一大创举。
雷明认为，脱贫攻坚是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伟大的思想创新、生动的实践创新，也是深刻的制度创新。在战略上，脱贫攻坚旗帜鲜明地将人放在扶贫的中心位置，精准到户、到人，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方法和措施上，脱贫攻坚实施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精准施策，这是有别于传统扶贫方式的全新式扶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蒋永穆认为，我国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一是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二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减贫手段，持续夯实减贫的物质基础。三是采取“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贫困，实现了各扶贫主体间、各项扶贫政策间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动。
向德平认为，以民为本是中国减贫的核心价值。我国的减贫行动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彰显了人的主体性。政府主导是中国实现减贫的根本保证。中国充分利用体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扶贫，政府在扶贫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产业驱动为中国减贫提供了物质基础。我国形成了以产业扶贫为主、多种策略并举的扶贫策略。社会参与是中国实现减贫的重要保障。党和政府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调动全社会资源参与减贫。这些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的扶贫开发经验。
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当下，除集中力量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外，更重要的是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帮扶工作。
蒋永穆认为，第一，应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防止返贫、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第二，要完善救助体系，建立因灾因病因残致贫的长效救助机制。第三，应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强化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红色引擎”作用；另一方面，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规模化和组织化发展，实现贫困群众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
向德平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产业发展。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也是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卫龙宝建议，要确保脱贫攻坚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摘帽不等于摘责任，更不等于摘政策。各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摘帽县的投入力度，适应巩固脱贫成果工作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认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少量脱贫人口的返贫现象难以避免，而且会出现新的贫困人口，这就要求我们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针对现阶段我国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挑战，雷明认为，第一，应从公共服务制度方面强化扶贫体系，巩固基础扶贫成效，着力解决好深度贫困地区“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第二，重点应放在扶贫风险防控制度建设上，加强扶贫风险精准动态监测、动态识别，建立风险预警防控体系。第三，围绕制度扶贫，构建长效机制。第四，在制度安排上，逐步由关注“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到更加关注能力贫困，由关注简单的生存贫困、发展贫困到更加关注环境贫困、可持续发展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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