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胡雪巖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那麼是誰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巖融資呢？
席正甫（1838-1904）英商匯豐銀行第二任買辦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絡，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渠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巖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匯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匯豐銀行失望，剛到匯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匯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匯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清朝政府的借款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匯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 、珠江流域，在華南，匯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務派知識分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席家為匯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匯豐賬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匯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席家從中獲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匯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匯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本土商人與洋行貿易的代理人
席正甫不僅在匯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裡，向匯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匯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匯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道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週轉所必需的數量”。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匯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匯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匯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鉅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匯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匯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巖。1878年，胡雪巖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匯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清代買辦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匯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道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巖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賬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匯豐銀行英鎊與銀賬”。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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