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民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特殊時期，居家抗疫成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閱讀的陪伴作用也顯得尤為明顯。
疫情期間，居家閱讀成為很多人的生活常態。資料圖片
當有大量時間可以閱讀時，應該讀哪些書、怎麼讀，是很多讀者關心的問題。近日，《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採訪了多位作家、出版人、文化學者，請他們分享自己居家抗疫時期的閱讀體驗。
讀抗疫相關圖書，保持清醒與理性
閱讀與疫情相關的圖書自然是重頭。正如身處武漢的出版人、作家周百義所言：“閱讀有關疫情的圖書，主要希望通過閱讀能對此次的新冠肺炎有一個對比觀照。”
幾乎每位受訪者都會跟記者談到法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這部作品並非新作，卻在這個特殊時期被重拾和回味。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表示，疫情期間，重溫《鼠疫》收穫頗多，很具啟示意義。
“讀《鼠疫》，能夠更加清醒、客觀地看待封城狀態下的武漢市民心態、不同的人在疫情發生時的表現，更有助於人們理解此次疫情。”周百義說。
“在這個特殊時期重讀《鼠疫》，讓人很受啟發。”評論家、學者張頤武也向記者感嘆，加繆對人性感悟至深，讀者可以從小說中獲得啟發，也能看到小說最後傳遞出的戰“疫”信心與信念。
張頤武還分享了自己讀到的另一部疫情相關圖書——美國作家威廉·麥克尼爾所著的《瘟疫與人》：“本書詳細介紹了多種疾病知識，並對瘟疫展開深度、歷史性分析，對當下人們更好地瞭解疫情帶來的困擾和挑戰有幫助，並獲得更多對當下疫情具有啟發性的思考角度。”
聶震寧告訴記者，這段時間，他還閱讀了《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以及美國學者約瑟夫·亨裡奇的專著《人類成功統治地球的秘密》。“前者講述1918年全球性大流感的始末，讀來很是驚心動魄。後者讓我們又一次反思，人類與地球萬物和諧共處才是正道。”聶震寧說。
讀經典傳世之作，收穫寧靜與沉澱
在這個長時間宅家讀書的日子裡，讀一些經典傳世之作也是愛讀書的人們的不錯選擇。
兒童文學作家、散文家徐魯表示，自己疫情期間每天在讀的是一部中國傳統中醫藥著作、清代魯永斌輯錄的《法古錄》，類似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此書由成都老人何家秀用閨秀小楷手錄，宣紙線裝，一函三大冊。“這部書是何家秀讓她的女兒牟薇送我的，對我來說非常珍貴，但一直沒有細讀。這是一部寶貴的中華傳統醫藥學典籍，我每天讀幾頁，越讀越感到中國古人對草藥的認識與發現真是了不起。”徐魯告訴記者，讀這部書也讓他感受到，大自然的萬物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治癒力，敬畏和愛護大自然，人類能做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也就是在保護自己的平安與健康。
“經此一疫，但願人們能更清晰地認識到，人與大自然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類的心中應該有一種‘大地倫理’或‘大自然道德’，它不僅包括對大自然中每個成員的敬畏，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敬畏。”徐魯說。
對於作家葉辛來講，宅家讀書是他這段時間的生活樣態。“書本一會兒把我帶去愛爾蘭，領略那裡的俚俗風情，一會兒讓我在更遙遠的海岸認識靦腆優雅而又激情滿懷的海洋生物學家卡森，哲學的黃金十年，原來是一個魔術師時代，唐宋元明清的中國大小文人，竟然還有這麼多鮮為人知的故事，而海外的紀實作品，和我們中國文壇的寫法真的大不相同……”葉辛說，然而自己也並非沉浸在書本的海洋裡不食人間煙火，每天夜裡，他都會通過微信和電視機，關注著疫情在上海、在北京、在貴州和湖北的情況，盼望著這場疫情快點過去。
張頤武在關注疫情的同時，也持續讀了很多經典，尤其是德國韓裔學者韓炳哲的《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精神政治學》等一系列作品。此外，張頤武還在讀北齊時期思想家劉子所撰的《劉子》。“利用這段時間，讀一些中國古代著作，或是一些原來接觸不多的書、不熟悉的經典著作，也有很大的啟發性，收穫對生命的滋養。”張頤武說。
聶震寧特別建議讀者認真閱讀一本或者幾本經典書籍，“現在新聞很多，時文也很多，大家自然會急於閱讀，如果時間全都放在這方面，並不科學。建議大家既能‘忙時讀屏’——讀新聞讀時文，又能‘閒時讀書’——讀經典，合理安排時間，使得自己心態平衡，讀有所得。”
對於閱讀經典，周百義推薦蘇東坡的“八面受敵讀書法”。“蘇東坡的讀書方法，運用的就是這個‘八面受敵法’。這種讀書方法不是兼收盡取，囫圇吞棗，而是集中精力，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深入探究，然後再融會貫通，這個辦法比走馬觀花、泛泛而讀要好得多。要搞懂一門學問，需各個擊破，如此化整為零，自然就易懂易記了。到時做起文章來，你的學問便會信手拈來。”周百義說。
邊讀書邊創作，書寫所感所悟
邊讀邊寫，也成為創作者們疫情期間的常態。
周百義表示，這段日子他還讀了畢淑敏的長篇小說《花冠病毒》、張劍光的《中國抗疫簡史》，以及《武漢城市簡史》《漢書》等。“讀《中國抗疫簡史》，對中國疫情發生的歷史、抗疫的方法有了深入的認識。我以此為線索，閱讀了《漢書》等著作，在數據庫中搜集了相關資料，撰寫了一篇文章。《熊廷弼集》是明代兵部尚書著作結集，已收入了《荊楚文庫》。熊廷弼對挽救明王朝殫精竭慮，我正在寫他的最後歲月。”周百義說。
前段時間，周百義寫了5篇文章、一組詩歌，有些即將刊發。“我計劃一是圍繞疫情繼續寫寫詩歌和隨筆，二是蒐集此次疫情的相關資料，如果時間允許計劃寫一部報告文學或小說。這次疫情發生在武漢，作為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感受太深刻了。”周百義說。
應幾家出版社之約，徐魯有3個創作計劃。他告訴記者，一是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合作，正在創作一部長篇紀實文學《一枝一葉總關情——2020年春天抗疫紀事》，10萬字左右，已經完成大半。作品面向少年讀者，涉及生命教育、災難教育、感恩教育、愛心教育、科學教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教育等兒童教育主題。二是與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合作，創作一本《蘋果爺爺》圖畫書。書中講述雲南昭通的周邦治爺爺，披星戴月趕了三天三夜路程，把自家儲藏的10噸昭通蘋果送到了武漢，醫護人員都稱他“蘋果爺爺”。三是與晨光出版社合作，在疫情之後去雲南昭通深入採訪“蘋果爺爺”周邦治和他的蘋果園的故事，寫一本新書，為平凡而偉大的勞動者而歌。
在周百義看來，除了創作，讀者在閱讀時寫寫讀書筆記，或者記下自己在疫情中的感受，作為一種資料，也很有意義。為什麼讀書一定要做筆記呢？周百義談道，梁啟超在《讀書分月課程》中說：“無筆記則必不經心，不經心則雖讀猶不讀而已。”在另一篇《治國學雜話》中也進行了詳細論述：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抄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當讀一書時，忽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它抄下，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印象入腦中，和滑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候碰著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係的，又把它抄下，那注意便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以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躍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得來的實況。對此，周百義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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