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發放消費券、發行特別國債及發放消費貸款，短期內將有助於提升需求終端的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疏通產業鏈在終端需求的堵點，為疫後經濟快速修復奠定基礎。
如果說，供給側改革是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加速器，那麼需求側則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疫情之下，特殊的背景或賦予需求側更多的使命。
在國內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形勢持續向好情況下，推進全面復工復產進而推動經濟的修復，正成為疫情防控的“第二戰役”；而戰役的焦點是如何破解國內產業鏈不協同疊加全球產業鏈被疫情隔裂的難題，根本堵點則在於疫情防控下消費需求特別是線下消費需求的萎縮，這已成為各方的共識。從消費需求端入手，通過激活需求端來溯流而上，疏通產業鏈、供應鏈的堵點應該是最優解。
那麼，如何才能激活消費需求？關鍵是要讓老百姓有消費意願，同時有消費能力，說到底都離不開一個“錢”字。
因此，是時候啟動需求側“穩定器”了。通過發放消費券、發行特別國債及發放消費貸款，短期內將有助於提升需求終端的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疏通產業鏈在終端需求的堵點，為疫後經濟快速修復奠定基礎。與其一味地向供給端“注水”，不如從需求端發力。而需求端的刺激顯然離不開財政金融政策的協同，需要從政府和金融兩個層面共同發力。
發放消費券？並非異想天開，而是當前形勢下政府從需求側刺激消費、促進經濟修復的優選項。通過向居民發放消費券將直接形成市場購買力，撬動消費復甦。
這一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已用過，雖系老方一貼，但在當前產業鏈出現堵點、需求端收縮情況下或收奇效。通過與供銷商的聯動，促進產業鏈與終端消費的銜接，發揮財政資金對消費倍增的撬動作用。
可以預期，疫情結束後消費市場將迎來反彈，但如果全年發展目標不調整，勢必需要激發消費“壓倉石”發揮更大的牽引力。這就需要評估疫情對居民購買力的侵蝕性，並通過創新財政機制，以適當方式修復市場購買力。實際上，目前各地也在積極探索刺激消費的措施，南京於近日已打出了包括髮放3億元消費券的促進消費“組合拳”；香港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明確將向18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發放1萬港元；澳門特區政府為了緩解新型肺炎疫情對澳門經濟民生造成的影響，決定從4月1日起分批發放這個年度的現金分享，凡去年12月31日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的人都可以獲得，永久居民每個人將會獲得1萬澳門元，非永久居民每人可獲得6000元。
國際上，日本在應對本次疫情中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除創設特別貸款制度（由政府的金融公庫向營業額急劇減少的小規模企業將提供無利息、無擔保的緊急貸款）、啟動《中小企業金融圓潤化法》（由政府替企業擔保外，以避免企業破產）外，還從保障個人購買力方面出臺了具體的扶持政策，包括：對自營業者（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而歇業，政府每天補助其4100日元；無論是企業正式員工，還是臨時工，只要是因為請假回家照顧孩子，每天最高補助8330日元。
可見，從維持市場購買力穩定、刺激需求出發，各地政府結合自身財力向居民發放消費券或現金形式的補貼，具有橫向參照性和現實可行性。這樣既可以降低失業率上升的壓力，又可為抗擊疫情及疫後經濟的快速修復營造良好氛圍。從終端消費端出發，溯流而上，以少量的財政救濟撬動供應鏈、產業鏈上的供給，促進供需的平衡，進而推動全產業鏈的協同“康復”。
發行特別國債？這是一段時期以來理論界討論比較多的話題，現在應該迎來了最佳時間窗口。通過發行特別國債，以擴大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直接拉動消費需求，進而相對提升居民購買力，提高居民消費的政策預期。
目前，在應對疫情方面，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幾已至極致。春節後至今，央行通過公開市場逆回購、MLF操作累計釋放流動性3萬億元，設立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5000億元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並下調逆回購、MLF利率引導LPR下行，降低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3月16日採取定向降準進一步釋放流動性5500億元；銀保監會出臺了的針對經營困難中小微企業臨時延遲還本付息等多項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企業復工復產，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抗擊疫情提供的信貸支持超過1.4萬億元。
但是，積極的金融政策更需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而且財政政策應該發揮主導性作用。無論從產業鏈的修復還是消費需求端的激活，信用功能的發揮受到其自身商業可持續規律的制約，總體有限（比如銀行對困難企業減免息往往也只能侷限於1-2個月），而且也存在邊際效應遞減問題；而財政可以發揮的空間顯然要大得多。
從穩定宏觀槓桿目標出發，寬財政較之寬信用既能直接產生現實需求，又能較好地避免非金融企業、居民部門加槓桿的不可逆性（易加難減）。換言之，宏觀槓桿率由非金融企業、居民部門向政府部門轉移更有利於從總體上穩槓桿，——我國政府部門槓桿率低於非金融企業、居民部門的結構特徵為這一轉移提供了有利條件和空間。
因此，在新冠疫情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面前，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積極一些。在財政減收增支、主要經濟指標斷崖式下降的嚴峻形勢下，迫切需要通過適當上調赤字率來平衡疫情衝擊帶來的缺口，而發行特別國債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或是優選項。按照日前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在2020年1-2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上的觀點，綜合中國政府債務總體水平還比較低，特別是債務形成的資產中有一些資產還有比較好的營利能力，適當的提高赤字率是有空間的。
通過發行特別國債或地方專項債，彌補政府應對疫情出現的收支缺口，為政府購買性消費支出提供空間，可以提高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群體的收入，減輕居民的負擔，一定程度上降低全社會儲蓄率傾向，擴大居民消費的政策取向，帶動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同時，也避免讓商業性金融機構承擔過多政策性任務而留下“後遺症”。
從發行時機看，目前全球進入新一輪量化寬鬆的背景下，通過發行特別國債，可一定程度上減輕央行對沖壓力和成本；同時，目前市場利率已處於比較低的水平，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已降至歷史底部，為降低發債成本提供了很好的契機。總之，從不同維度看，發行特別國債適合的時間窗口已經出現。
發放消費貸款？雖無新意，但很重要。實質就是要促進消費金融。拉動消費經濟離不開消費金融的支撐，需積極穩妥推進消費金融，以配合需求側刺激消費增長組合拳。
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除了通過“發券、發債”等財政政策提高居民現實購買力、激發消費意願外，適當的槓桿依然是需要的，消費金融顯然不能缺位。歷史數據表明，消費金融對消費經濟具有很強的拉動力。但是，消費金融又是以柄雙刃劍，在促進消費增長的同時，可能推高居民槓桿率，導致宏觀槓桿風險增大；而且，隨著消費金融市場競爭日益加劇，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持牌機構與非持牌機構相互交織，泥沙俱下，無序與亂象頻生。因此，需要平衡好兩大關係：
一是平衡好促進消費金融與穩槓桿的關係，拓展消費金融的空間。應充分利用好宏觀槓桿率結構性特點，通過結構調整為居民槓桿率騰挪出一定的空間。一方面，利用整體宏觀槓桿中政府部門槓桿率偏低的結構特徵，以及政府部門槓桿率相對可逆性，通過適當提升政府部門槓桿率來轉移居民部門槓桿率的壓力。另一方面，通過持續的“房住不炒”調控和嚴格的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樓市的治理，逐步壓縮房貸對居民槓桿率的驅動力。
誠然，近年來居民槓桿率快速上升的勢頭的確值得高度關注，但無論從鞏固消費經濟的“壓艙石”地位，還是從以消費促進全產業鏈的修復角度，對於消費金融都不應投鼠忌器。
二是平衡好監管與創新的關係，激發消費金融的正效能，消減其負效能，防止非法消費金融“攪局”。一方面，要加快消費金融制度、技術與產品的創新，完善消費金融服務體系，實現消費金融需求與供給的市場均衡。鼓勵持牌金融機構創新消費金融服務技術、模式和產品，充分運用金融科技手段，深耕傳統消費，開拓新型消費，助推消費復甦，防止消費這塊經濟的“壓倉石”被疫情擊穿。另一方面，應強化消費金融領域監管，特別是非持牌機構的監管，嚴厲打擊諸如“高炮714”等缺乏場景支撐的、具有高利貸性質的“套路”貸，肅清各種套路貸滋生的土壤和空間，營造安全、健康的消費金融環境。
毋庸置疑，供給側改革是發展方向，但離不開需求側的配合。供給側和需求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體兩面。供給側改革著眼於長遠、著眼於發展質量，而需求側調控更偏重於短期、偏重於化解總量增長的困境。因此，二者孰重孰輕或因時而異。在經濟遭受疫情嚴重衝擊、經濟修復面臨較大困難的語境下，顯然需要更多一些需求側的思維，恰如企業“活下去”比“活更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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