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海塵封

東林黨就是一幫共同愛好批評朝廷的刺兒頭知識分子 ，江蘇有個學校叫東林書院，朝廷退休的老幹部都喜歡來講課，順便批評一下朝廷，然後吸引了一堆對朝廷有意見的知識分子，組團給差評，其中有不少人是官員，這幫人被稱為東林黨，因為他們這麼刺兒，得罪了不少官員，於是那些人聯合起來，找了一個靠山，魏忠賢，順便一說，為什麼會是魏忠賢這個太監來和東林黨對抗，那是因為明熹宗的人生理想是當木匠，他的人生最痛苦的是，身體是國家的，靈魂是宜家的 ，他壓根都不鳥朝政，真的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做好傢俱，那國家大事怎麼辦，俗話說皇上不急，太監急，魏忠賢就成了那個太監，於是就變成了黨爭 ，魏忠賢畢竟是皇上的紅人，一手遮天，東林黨人很快遭到了排擠和迫害，最後幾乎都被趕出了朝廷

焦糖瑪奇朵沒有糖

明朝天啟年間，朝廷裡流傳著一部奇異的名冊。乍一看上去，這本小冊子彷彿是某位水滸愛好者的筆記，上面列舉了一百零八個人，就連“及時雨”、“玉麒麟”等綽號也與書中一模一樣。

但再看綽號後的人名，竟然全是北京、南京兩府中的朝廷大員。這本奇怪的名冊，叫做《東林點將錄》。它的編撰人，是當時的大太監、“九千歲”魏忠賢手下干將王紹徽，而名冊上的人就是讓魏忠賢最為痛恨和忌憚的群體—黨

從明朝萬曆年間起，東林黨逐漸成型，以致逐漸壯大。在明末的政壇上，東林黨人一直以“特別能戰鬥”著稱：與太監鬥、與群臣鬥、甚至與皇上鬥，當真是“與人鬥其樂無窮”，堪稱明朝最強文官集團，成為了決定明朝命運走向的決定力量之一。

“聚義”東林

東林黨的創始人，是嘉靖、萬曆年間的著名“偶像派”——顧憲成。

說他是“偶像派”，並非誇大其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顧憲成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門第裡。顧憲成打小就有才子之名，成績很好，明史上記載他“資性絕人”，屬於父母口中“別人家的孩子”。他的科舉之路也是一帆風順，26歲時考中解元，30歲時又以二甲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中進士，被任命為戶部主事，成為了正經八百的國家公務員。

以顧憲成的學識和年紀，步步高昇甚至進入內閣，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然而，從一開始，顧憲成就沒把升官發財當回事。

自做官以來，他一不溜鬚——當百官都聯名為首輔張居正祈福時，他硬要從中把自己的名字劃掉。

二不貪汙——萬曆二十一年考核官員時，他以廉潔而得第一。

三不怕事——萬曆不喜歡長子朱常洛，要搞“三王並封”，他上書勸阻；萬曆不喜歡大學士王家屏，他偏要推薦王家屏做首輔......顧憲成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戳萬曆的肺管子，終於把自己戳回了家。

萬曆二十二年，當了14年官（中間請假三年、為母服喪三年，實際只當了8年官）的顧憲成被革職削籍，徹底成了一名老百姓。

丟官後的顧憲成並沒有垂頭喪氣，反而更加忙碌起來。

實際上，在官場中目睹了大明朝廷的種種黑暗之後，顧憲成早已對仕途興趣寥寥，轉而將人生目標放在了傳道授業之上。

在顧憲成的家鄉，有一座始建於南宋的廢棄書院，名叫東林書院，南宋大儒楊時曾在此講學。在顧憲成剩下的生命中，這裡將成為他建功立業的主戰場。

經過整整十年的募款和修葺，東林書院於萬曆三十二年重新開放。從此，顧憲成和許多與他志同道合的學者一起，在這裡開壇講學。一時間，東林書院聲名大噪，即使八年後顧憲成去世，這裡依然是當時絕大多數讀書人心中的聖地，吸引了無數人前來學習。

在鬥爭中成長

按理說，明朝時全國的書院並不止東林書院一家，諸如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千年書院當時依然書聲不斷。

然而，為什麼只有從這裡走出的官員最終形成的“東林黨”，而沒有“嶽麓黨”、“嵩陽黨”的說法呢？

這就要從東林書院所教授和討論的內容說起了。

表面上，東林書院所宣講和討論的仍然是“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學經典，但是，與其他書院不同的是，東林書院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議政”。

從顧憲成開始，在東林書院主持講學的高攀龍、安希範、葉茂才等“東林八君子”始終強調的一點便是：“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就是將“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學習的最終目的和最高標準，強調學必有用，“無用即是落空學問”。

這樣來看，東林學院實際上自建立起就有著明確的宗旨：治學只是手段，而通過政治實現所謂“天下承平”才是最終目的。這一宗旨，從顧憲成所題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可見一斑。

東林書院中的依庸堂 依然懸掛著這幅對聯

明朝末年，許多士大夫已經深切感到了朝政腐壞所導致的種種惡果，因此，東林學院所倡導的“扶大廈於將傾”這種理想主義式的思想，在天下讀書人中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和贊同，也吸引了一大批朝廷官員加入其中，所謂的“東林黨”得以逐步成型。

東林黨鼎盛時期，甚至連朝廷首輔（葉向高、韓爌）、薊遼督師（孫承宗）等文武重臣都是其中一員，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在當時的朝廷中，除了東林黨之外，還有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湖北人為主的楚黨、浙江人為主的浙黨等大大小小的數個官僚集團。於是，從萬曆後期開始，東林黨與這些朋黨之間的鬥爭就從未停止過，一場明末黨爭的大戲轟轟烈烈的上演了。

黨爭初期，東林黨人與其他的朋黨集團相比，由於沒有重臣壓陣，一直處於劣勢。為了扭轉局勢，東林黨人將目光鎖定在了皇位繼承人上，在由皇室繼承人之爭而起的“梃擊”、“紅丸”、“移宮”明末三大案中，東林黨人始終堅定地站在皇室繼承人一方。

終於，在明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成功地扭轉了局勢，利用“京察”（六年一次的官員考核）之機，將其他幾個朋黨集團一一擊敗，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趙南星等人紛紛加官進爵，成為了朝中的主流力量。

按照東林黨人的一貫主張，此時正應各顯其能、匡扶朝政，讓大明盛世重現。

然而，還沒等他們喘口氣，才突然發現，他們最大的敵人此時正笑嘻嘻地舉起了屠刀，正在前方等著他們呢。

這位最大的敵人，就是魏忠賢，以及他身後的一群徒子徒孫。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代號——閹黨。

敗給太監還是敗給自己？

魏忠賢，北直隸肅寧（今河北滄州人），地痞出身，文盲。

這就是魏忠賢進宮前的簡歷，與飽讀詩書的東林黨人相比，魏忠賢實在有點拿不出手。然而，歷史曾經無數次的告訴我們，在政治鬥爭中，文化知識是有用的，但不是次次都有用。

進宮後的魏忠賢，雖然靠著溜鬚拍馬，混上了一個管倉庫的差事，但直到四五十歲，還是一個普通的宦官。由於常常做出一副憨厚相，還得了個“傻子”的諢號。

如果不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賢恐怕一輩子也沒有出頭之日。由於魏忠賢和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是“對食”（宦官與宮女相好之代稱），當朱由校即位後，魏忠賢一步登天，成為了掌握內廷的頭號大太監。

即使在此時，魏忠賢既沒有膽子、也沒有水平去挑戰東林黨人。但是，由於東林黨之前被其他朋黨打壓的太厲害，如今掌了權，自然要秋後算賬。

在東林黨人的彈劾下，曾經反對東林黨人的大臣們降級的降級、罷官的罷官，朝廷中一時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眼見大事不好，許多曾得罪過東林黨人的大臣們便投靠到了魏忠賢的門下，開始為他出謀劃策，對付東林黨人。得到這些人相助的魏忠賢如虎添翼，開始走上了掌控朝政的“權奸”之路。

看到這一情況的東林黨人自然不肯罷休，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其中楊漣的奏章罵的最狠，列舉了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如果按照這些罪名論刑，恐怕魏忠賢就是有十個頭也不夠砍的。

然而，東林黨人在這裡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上書彈劾這一招，在其他時期、對付其他人物時也許管用，但這位明熹宗朱由校除了在做木匠上天賦異秉之外，不僅在治國上不靈光，文化水平也有限的很，基本上是個半文盲，看奏摺還要靠太監給他念。

有這樣的皇帝在，彈劾魏忠賢的結局基本是不言自明瞭。

對付無賴，就要用無賴的方法。不懂這個道理的東林黨人在魏忠賢的反攻倒算之下損失慘重：首輔葉向高辭職，楊漣、左光斗等被閹黨謀害，就連東林書院也被搗毀，曾經依靠黨爭而風光無限的東林黨最終還是倒在了黨爭上。

直到崇禎帝即位，懲辦了魏忠賢等一干閹黨後，東林黨才有所復甦。

但在此時，大明王朝也已走上了末路。隨著清軍入關，東林黨人殉國的有之、投降的也有之，最終逐漸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東林黨從興起到式微，歷經半個世紀之多。後人在評判這一朋黨集團時也是眾說紛紜，稱讚的說他們小處有失、大節無虧，是中國文人氣節的代表；批判的則說他們掀起了明末黨爭的序幕，使得朝廷內鬥不斷、禍國殃民。

實際上，在當時的局勢下，無論是誰，恐怕都難以使大明王朝逃脫覆滅的命運。而在數百年後的現在，那座書院裡所曾經閃現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和心憂天下的情懷，依然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餘家春子

東林黨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而對於東林黨是黨非黨的問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有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有論者認為是政黨，也有論者認為東林黨因為在民間，故不能算黨。對於東林黨是黨，這個“黨”是什麼“黨”，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東林黨非黨論的提出也引來了頗多爭議，以下我對各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綜述。

東林黨是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黨”是黨非黨這個問題歷來有很大的爭議，而黨又有朋黨和政黨之分，“政黨”必須具備政綱章程、組織機構等一整套嚴密的構成要件，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朋黨”只是因親誼、地緣關係或共同的利益、政見等結成的政治派別和集團。最先將“東林”與“黨”聯繫起來的是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參劾顧憲成的疏文。天啟五年十二月，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的《東林黨人榜》給“東林黨”這種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稱用“東林黨”一名，則使這個出自一方當事人的羅織的名目變成了世之“公論”，270年來相沿成習。

多數論者的回答都是肯定東林黨是黨的。但肯定東林黨是黨中對於這個“黨”是個什麼性質又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美國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月版第575—578頁)一書說：“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於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知名人物僅僅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會聯繫，就能取得成員資格”。 “東林黨人保持一種組織相對鬆散的文職官僚等級制度的傾向。”張安奇《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好學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5月版第545頁)說：“本來，在封建社會時，所謂的‘黨'，就並非是近代和現代意義的黨。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鬆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謂的同氣相求而已。其立場觀點和態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東林黨就是這種“派別”。顧蓉、葛金芳《霧橫帷牆：古代宦官群體的文化考察》(陝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頁)說：“所謂‘東林黨'原是明末宦官集團強加在反對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頭上的一項罪名。這些官僚、士人雖有濃厚的宗派習氣，卻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嚴格說來，最多隻是官僚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鬆散聯盟而已。”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廣西師範大學2003年12月版第797頁)說：“晚明的黨爭，實際是不同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利益集團之爭，其‘黨'只是派別或集團的稱謂，並非後世意義上的‘政黨'。這些所謂的黨，無論是東林黨、浙黨、閹黨等，都不具有組織意義。”

以上引文雖然竭力迴避“黨”字，而使用了諸如“群體”、“派系”、“宗派”、“幫夥”、“派別”、“聯盟”、“集團”、“團體”之類的詞語，但在此處它們的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認為東林黨是一個朋黨，而不是政黨，唯一的爭議點僅在於它是“結構鬆散”、“無組織意義”的朋黨，還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朋黨。

不過，確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不是“朋黨”而是“政黨”。

李書增、岑青、孫玉傑、任金鑑《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頁)寫道：東林學派中“大多數人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支持，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對權奸、實現符合理想道德規範的政治局面為共同目標，以講學清議為鬥爭手段，以書院為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團體。這種團體，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近代政黨的雛形”。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人民文學2002年10月版第284頁)也寫道：“東林講學，以明道自任，士人聞風響應，似乎與結黨無關，但東林的存在不止於講學，還表現出積極干預政治的姿態，顧憲成等在政壇上和衷共濟，儘管不以結黨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其一系列活動遠超出書院講學的範圍，構成一個實體的政黨。”

張憲博在《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一文中說：“東林黨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代表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政治參與活動及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它已越出傳統‘朋黨’的範疇，傳遞出向近代政黨轉化的信息”(《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頁)。餘添在《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中說“明末以東林黨為典型代表的政黨雛形的出現預示著一種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傳統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見，同意東林是黨的學者在總體上可分為“朋黨”說與“準政黨”說兩派。但無論哪一派，在東林黨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上認識則是比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於它有無“組織”；是地域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其成員身份是“士大夫”,還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階級”、“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還是“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等方面。

東林黨非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非黨”論幾乎是與“東林是黨”論同時出現的。當徐兆魁疏剛一上奏，光祿寺寺丞吳炯就有《據實辯誣》一揭為東林作無黨辯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繼之。東林後人黃宗羲也不承認東林是黨。稍後的毛奇齡更在信中直書“東林非黨也”，當時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應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後，這個政治話題進入學術視野時，已經只剩下一種聲音，那就是東林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提出“東林非黨”論，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

最先重提舊話的是牛建強。其《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說：“東林人士未必是黨，而是異己者強行給扣上的一項厭惡的帽子”。樊樹志在2001年連發兩文：《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科版第1期)和《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論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直接切入這個困擾著史學界的難題。他在該章中寫道：“晚明史上的所謂黨，無一例外多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的黨。所謂朋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或稱派閥)，因而所謂黨爭，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它與民間人士無關。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職下野，此時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朝廷中的黨爭與他們有何干系，東林書院何黨之有，”作者是以東林書院為基準來辯稱東林非黨的。此論一出，又引起了學術界的頗多爭議。

有贊同的人，如金奮飛的《讀書·靜坐·會友——明末東林書院日常生活暨講學教育活動述略》一文根據“《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為樊樹志之言提供例證。該文說：“樊樹志《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質疑論》一文強調‘東林黨’這一稱謂有其不合理性。因為就《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東林書院是講學而非議政之地，書院中人也並不承認自己結黨”(《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7頁)。

也有許多學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說：“東林諸子努力闡明學與政的關係，並不是要以學干政，或以政代學。在他們設計的講學規則中，並不主張與言政事，而是堅持以學為學的純學術性，或者說是‘此學’的純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頁)。他雖然先於樊樹志提出了東林諸子講學“不與言政事”，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出“東林非黨”的結論。恰恰相反。他認為：“晚明東林人士有著明確的結黨意識”，“顧憲成從不諱言‘吾黨’”，顧憲成“十分看重領袖與其本黨的關係，以為事關政治上的進退升黜”。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說：“東林書院人士並沒有結黨的意識”。“筆者認為，顧憲成、高攀龍晚年以講學為主，但說他們罷官後不關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實情”。“無論是在朝議政還是在野講學，東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國為己任，這種思想上的一貫性使他們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緣”。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並未擺脫歷代黨爭的性質”(《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認同“東林非黨”論。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說：“首先，筆者很難說‘綜觀’過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卻發現有一些他們自稱‘黨’，自稱‘東林’的文字”。他提出質疑“從政治的角度看，東林書院的人士，他們不僅有相當的聯繫，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治糾葛之中”。“他們自身不僅有自覺的團體意識，而且實際上有相對共同的政治理念，還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動”。似此，“怎麼能簡單地說‘東林非黨’呢，”張憲博則重點針對東林書院是否“議論政治”一條加以辯駁。可以說，對於東林黨非黨的說法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和不同看法。

結語

東林黨是黨，抑或非黨，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錯綜複雜的論題。到目前為止，對這一論題的探討爭論很多。當然，如果僅僅埋頭於史料的發掘與梳理，是遠遠不夠的。它最缺乏的無疑是理論的支撐。這種理論，除史學外還需吸納政治學、社會學等一些相關學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這種理論，不僅史料本身所蘊含的信息易於被正確解讀，而且也能為論題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

1、《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 作者：餘添

《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

2、《東林書院與東林黨淺析》 作者：劉舒曼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年1月第1期

3、《“‘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作者:張秉國 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5期

大黃扯點歷史

老規矩，先說結論——明朝東林黨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

明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腐敗。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眾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趙南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為朝廷啟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的士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為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繫極為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為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為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為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通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歷史課代表張大同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書院講學的八人，被稱為“東林八君子”。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為匡正時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既有鮮明的學術思想見解，又有積極的政治主張。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競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而加以無端攻擊詆譭。這就是“東林黨”的來歷。

　　天啟年間，東林黨由於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運出現了轉機，當時的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記述此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按理說，這是他們治理國政的最佳時機。然而此時，東林黨人與閹黨集團之間因朝政爭論相互攻擊達到公開不可調和地步。

　　天啟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賢對東林黨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他借熊廷弼事件，誣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後來這5人加上自殺的顧大章被稱為 “前6君子”)有貪贓之罪，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7人，(史稱“後七君子”)東林書院被限期全部拆毀，講學亦告中止。 明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懲處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同時昭雪平反東林黨人冤案。並下旨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人雖然又一度入閣，但不久，到袁崇煥被捕治罪以後，東林黨人又被迫退出內閣。

沒有雨傘的人要努力

明朝東林黨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

萬曆年間，對於東林黨的評價要一分為二，東林黨對於明朝的作用有好有壞。

東林黨好的一面就是他們針砭時弊，有“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他們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並根據社會的現狀，試圖對社會作改造。

吳偉逸就認為：

“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

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

但是，東林黨人表現出來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剛毅，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卻萬古流芳，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的瑰寶，是值得後人敬仰。

總的來說，東林黨壞處大於好處。因為東林黨的成員多是江南的地主階級，他們很多政治建議都是基於自己的利益需要，他們雖說要注重百姓的利益，可關心的還是自身利益。

• 而且東林黨人思想過於迂腐，他們不能根據社會實際來應對實際情況，難以在時局中有所作為。他們也缺乏治國才能，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

就如萬曆一朝的時候，支持明光宗一系登基。南明的時候為了自己的權力，不顧當時闖逆，建奴肆虐北方 ，而是放著崇禎堂兄弟朱由崧不立，立潞王，這與當時萬曆年間東林黨堅持的完全不一樣，這時的東林黨已經墮落了。

東林黨正如當年明月說的:

“東林黨不是善男信女”。

東林黨一開始是一幫有信念的人，最後他們墮落成南方大地主代言人。為大明滅亡有著重要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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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狹義上來講，東林黨本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從廣義上來講，東林黨代表著一群人，

他們有著明確的道德準則，關心國事，改革弊政，

他們結黨成群，黨同伐異，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不能單純的用好或與壞來看待東林黨人，因為好得如聖人般崇高，壞得比大奸大惡之人還要可惡，

他們做過所謂的好事，也做過不少所謂的壞事。

他們可以是好人，他們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

他們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力求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

他們提倡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的政治思想，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他們自始至終都在和宦官集團作鬥爭，即便被魏忠賢殘害也沒用放棄。

他們也可以是壞人，他們結黨成群，殘害同僚，

對與他們有相反政治主張的官僚大加迫害，

特們既以極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認同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

他們扭曲了道德，將道德變成了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他們不斷地發動政治鬥爭，

他們以狹隘的道德教條來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卻也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

東林黨人既是一群心懷天下力求造福蒼生的人，也是一群心中狹隘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人，

他們有著實現國泰民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他們也為了傳統和道德要求與皇帝作鬥爭，

他們是一群堅守傳統和所謂虛偽的道德的人，

他們並沒有那麼與時俱進，總是用自以為是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容不得與其相左的政治主張，

對於權力他們展現了嗜血的一面，從與其他政治群體的黨爭體現了政治鬥爭的殘酷，也體現了他們虛偽的一面，

由於東林黨權力慾望的加劇，鬥爭由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

明朝政治不僅沒有變得清明，還因為不斷的權力和政治鬥爭變得汙濁腐敗

東林黨人作為一群擁有政治抱負的人雖然在不斷的為了實現政治理想而奮鬥，卻並沒有改變日漸惡化的政治環境，也沒讓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轉危為安。

吳偉逸的文章認為：“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

《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一文認為：“從表面看來，似是由於正直一派官員操之過急，以及除惡務盡的策略錯誤導致失敗，故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似乎他們與閹黨負有同樣的責任。

《明代政治史》認為：“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運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

後世對東林黨的評價兩極分化，但總體評價並不高，可以說東林黨人既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也是一群無知和虛偽的政治和權力慾望下的囚徒，

這也說明了道德倘若不與時俱進就會害人害己，無論哪個時代，搞政治鬥爭都不利於民生髮展，

唯有以人民為中心，可惜君主專制的時代家天下條件下，人民的權益是無法得到保障的，所以專制集權要經歷革命的摧枯拉朽，從底層將一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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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是明朝中後期活躍在明朝政治舞臺的一個政黨派別。最初以直言進諫、抨擊朝政不公、固守祖訓和反對腐敗而出名。是當時公平公正的代表。明末，東林黨參與了明朝黨爭，極力反對宦官當權，對非東林黨勢力都予以打擊，加上被腐敗滲透，言論越發空幻。明朝滅亡時，東林黨隨之散去。毫不客氣的說，東林黨給明朝造成的慘痛損失是要被歷史記下的。

一、東林黨為何叫東林黨?

“東林：一詞源自東林書院，東林書院創始人是顧憲成等八人，稱”東林八君子“。顧憲成在朝當官時是掌管官吏升遷，在明朝萬曆二十二年，推薦內閣大學士一事上，顧憲成觸怒了神宗，加上此前在立皇太子一事上顧憲成已經引起神宗反感，所以被革職回家。顧憲成聯合當地士大夫、文人學士以及部分官員共同修復了家鄉無錫一處宋代講學地點——東林書院。之後顧憲成同顧允成、高攀龍、葉茂才等人發起了東林大會，寫了《東林會約》，規定了舉辦集會的次數時間。

顧憲成為人正直，對當時朝廷的一些錯誤決議或者錯誤政策時常是諫言。在東林書院，他提出公正廉明、治理官吏、開放言行等主張，在當時就是一股清流。因此許多被革職或者罷免的官員、當地商人地主、士大夫以及朝中一批文人官吏都紛紛受他吸引。明末宦官掌權，腐敗叢生，社會民生困苦，東林學說帶來的清正觀點理念正好符合當時人們的想法。同時朝廷內也有一批人以東林學說來作為行事道德標準，以此抨擊宦官派別，由此在明朝內部形成宦官派別和東林派別的黨爭。

廣義上來說，凡是支持東林學說以及跟該學說有關係的朝野人士，都會被認為是東林人士，稱作東林黨。但是要注意，東林黨的本質是明朝的黨朋勾結的一種，以利益集合在一起的政治集團，並不是一個黨派。

二、東林黨人代表誰的利益？

東林書院的修復起初就得到了當地士大夫、商人、地主和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等官商團體的支持。顧憲成自己在當地士大夫群體中有很高的威望。喜歡用東林學說作為政治學說的在當時大多是朝廷部分官員、地主階級和江南商人集團，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代表的階級還是官僚階級，地主階級，與社會民眾是有隔閡的。

萬曆年間，政治派別林立，朝廷無法遏制這種風氣。內閣首鋪是什麼派系，則什麼派系就掌控朝野大權，皇帝也受到制約。這種派系林立的現象在史書上有明確記載。

明末繁多的黨派中，東林黨勢力強大，主要是在朝中有一個官僚集團支撐。但是江南地區很大。歷史上將明朝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這八府加太倉州一州，稱為江南。東林黨的總部在常州。從地區角度看，東林黨代表不了整個江南士大夫和商人階級的利益。但東林學說超越了地域限制，無論是朝上朝下，均有認同贊可者，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東林黨又是沒有地域限制的。在朝中，東林黨派系反對商業收稅，維護地主商人階級利益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明末本就入不敷出的經濟負擔。總歸而言，東林黨代表的還是地主豪強和商人的利益。

三、東林黨之於明朝是什麼樣的？

這是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但是明朝的黨朋之爭，著實給明朝帶來了不可挽回的後果。東林學說宣揚之初，抨擊腐敗的朝綱和腐敗的官吏，提倡公正廉明和道德氣節，想通過社會人心的淨化，通過道德倫理的認知，去影響甚至改變社會的狀況。東林學說繼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價值，同時學說中剛正不阿的民族節氣的體現，又是中華文化中值得學習的內容。但是往往事與願違，朝中的東林黨派系和諸多黨派競爭，為此相互攻擊和汙衊都時有發生。

張居正死後，東林黨極力反對收取工商業稅收，明朝末年需要大量軍費來維持九邊戰事。東林黨卻只顧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此時面臨的後金威脅。之前的萬曆三大徵的錢就是收取工商業稅的內庫出的。明朝失去工商業稅收，農民稅收則勢必加重，一連串效應導致的農民起義反過來吞噬明朝。這個責任東林黨逃不掉。

崇禎三次想遷都南京繼續抗爭，卻被道德所要挾，一番”天子守國門“的言論和後續京城陷落不少明朝官員轉投清軍腳下的情況成為鮮明對比，所謂節氣只是一廂情願的言語。

遼東戰事緊急，但東林黨人對江南” 秦淮八豔“卻讚不絕口。前後方成為鮮明對比。

東林黨的人用各種道德標準來標榜所作所為，但並不看清局勢。純粹的站在道德制高點來說事，無法改變現狀，東林黨的人往往提出問題，卻沒有實際解決方法，面對現實於事無補。因此也落得空談誤國的評價。

但事情都有兩面性，客觀地說，東林黨人之中提倡的道德學說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東林黨人的學說中那過於空虛理想的想法，又在明末殘酷的事實面前是非常無用的。明朝滅亡的事實，說明明末東林黨對明朝的影響和帶來的破壞是非常慘痛的教訓。

靜聽竹林風

我從“知行合一”角度來論述一下。先聲明，我說的知行合一，是指目的和效果的統一，知，是指目的打算，行，是指方法以及最終成效。我一直幹媒體，但其中有幾年到一個科技企業中幹過管理，這幾年的經驗才讓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為什麼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先看看東林黨人的一幅對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得好似很高大上，但缺少了“實踐”這個重要的一環。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沒真正做過的事，他們卻彷彿什麼都明白，天天七嘴八舌，挑三揀四，真讓他們來幹，卻又一踏糊塗，再找各種理由替自己的無能開脫。歷史上有兩個引來大亂子的文人，一是晁錯一是王安石。這兩個人不能說沒有學問，不能說沒有赤膽忠心，不能說只是為了一己之私，但是一個引發七國之亂，自己被腰斬，另一個引發民怨沸騰，導致變法失敗，含恨而終。他們的問題不在於想法不好，而是在於不會辦事，沒有做到知行合一。晃錯削蕃政策在當時本來是對的，但是他沒有提前做好充分準備，按部就班收權，一點一點削弱蕃王勢力，做好應對叛亂的軍事準備，他只看到了應該做，但看不到怎麼做。王安石推行變法也是一樣，變法的目的一點問題都沒有，也是對的，可他不懂應該先找貧窮的、中等的、富裕的地方先試行幾年，找找問題，完善一下辦法，而是一上來就力推，誰勸都不聽。就算這樣，當有人反映了變法出問題了，總該聽了吧？不，人家認為是對的，就要一意孤行。這兩個人反映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很大的弊病，一腦子理想狀態，有時還很感性，不夠理性，對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基本上沒實踐經驗，自己認為對的，無論現實條件是否充許，他也要求去做，不知道做事要分輕重緩急，要有先有後，達不到他們設想的狀態，他們就開始憤憤開罵，要不就七嘴八舌冷嘲熱諷，如果讓他們負責去做什麼工作，十有八九要壞菜。他們有知識，但缺乏實踐經驗，或者自命清高根本不屑於實踐，卻偏偏喜歡對做事的人品頭論足、指手劃腳，而且一有條件，還會憑藉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幹預別人做事，出了問題再把責任推給別人，這樣的文人墨客，歷史上比比皆是。具體到東林黨人，他們在環境寬鬆的條件下，基本上沒幹什麼正經事，當然恐怕也是幹不成，讀了點書後，憑藉自己的想像就開始七嘴八舌、指手劃腳，當時明朝朝庭無論幹什麼，就沒他們不罵的，天天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可除了打擊了閹黨還算有點正面作用外，對於李闖的叛亂，對於遼東的戰事，天天就會用嘴說，什麼理順朝政、籌集糧草、選將練兵、宣教安民等等一樣都不做，破壞性遠大於建設性。另外，滿清入關之後，東林黨人真正省悟，奮起反擊，或者無力上戰場，但絕不和滿清合作、絕不順從異族者寥寥可數，最多最多也不到東林黨人的十分之一，餘下者都歸順了清朝，而且清朝讓他們閉嘴，也乖乖不敢言語了。這種在寬鬆環境下就肆無忌憚，胡說八道又正事不幹，見了強硬環境就聽命順服的行為，也夠無恥無骨氣的，所以，人們對於這種人看不起也有道理。當然，東林黨人畢竟還有捨身取義抗爭到底的，也有飽學鴻儒，對中華文化做出貢獻的，肯定也會有人（特別是文人，特指學漢語言、歷史、新聞等文科專業的人，他們大多也是看書多實踐少）喜歡。我個人覺得，對於殺身成仁者，一定要尊重，而且要學人家的氣節，這也和他是不是東林黨人無關，而對於東林黨這個群體，絲毫用不著高看和崇敬。---本文摘自網絡

瑩瑩碌碌

東林黨以較正直的中下層官吏為主，因為反對皇帝、太監和內閣的弊政，逐漸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團。

他們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家裡也兼營點小商業，總體上來說家產不多。如東林領袖顧憲成的家產不過三百畝地，還要跟兄弟均分；高攀龍家產不過一兩百兩銀子；李三才的父親不過是個小布商；魏大中家產不過七十畝地，還破產了，後來才贖回來；周順昌只有半頃惡田。

這樣的家產狀況頂多只能說是中產階級，還有更窮的，鄒元標家裡就很窮（食貧）；顧大章家連奶媽都請不起；繆昌期家裡破產，連參加科舉的盤纏都是朋友資助的；楊漣考上進士前要自己種地，差點累死在地頭上。

也有官宦子弟，但也基本上是中小官吏，如趙南星、葉向高，但他們的上一輩多是同知（五品）、知縣（七品）一級的中小官員，而且是清官，家產也十分有限。

除李三才等極少數人外，東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死時家產也不會比繼承的祖業多多少。

所以東林人士代表的是中產階級和貧民的利益，並沒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東林人士的對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

關鍵字: 歷史 明朝 中國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