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
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义和团：我有神功护体
一、义和团
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由于有了清廷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
“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
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
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受到威胁
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
二、清廷决议
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
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
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
御前会议
在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就明确表示准备向万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等语。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
一位满族大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
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
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
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连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
光绪皇帝深知万不能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听了许景澄一番话，不禁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止。
影视图：光绪皇帝
站在许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
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
光绪皇帝才放开许景澄之手。
最终，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
三、大臣命运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
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
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而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
”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灭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
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而逃
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被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
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礼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配到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使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共惩处各级官绅100多人。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待，在一道道上谕中，朝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
“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却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
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忿忿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殊深，时人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
八国联军
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预测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
在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不敢据实禀报其实情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翘不据实禀报显然有失公道。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谎报军情也好，据实直陈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
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
结语：
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君贤臣忠，对君与臣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贤，臣不可以不忠。
忠君，是为臣的绝对道德律令，无论君主如何昏聩残暴，臣属都不能不忠，倘稍有不忠，便是大逆不道。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实际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权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内的其他人都是非人。
在这种关系中，传统道德用必须对皇上忠心耿耿、敢于不惜身家性命触龙之逆鳞、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臣属，委实过于严酷，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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