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之祸乱兴作，乃是汉末历史之一大命题，鉴于本人笔力有限，仅仅从几个角度做一些浅薄的分析。
一. 军功起家，历仕州郡。董卓出身凉州，其境与羌胡接壤，人民“多习夷风”，风气尚武，至于妇女皆能“挟弓而斗”，董卓早年起家的资本，除了靠自身武力出众，还依靠与羌胡之间的良好关系。据《后汉书》载：“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卓膂力过人，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在汉羌近百年战争的背景下，天下精兵强将，皆聚于凉州。
前有凉州三明，后有董卓皇甫嵩，都是凉州人士。董卓的出仕之路和吕布，张辽等人比较类似，都是“以勇武给郡”，有汉一代，庶族出身，能做到郡吏一级已属奢望，而正因为董卓作战勇猛，以及对羌，胡作战有功，被凉州刺史辟为从事，期间对羌人曾有斩获千级之功，因此得到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赏识，向司徒袁隗举荐，将其征辟为司徒府的掾属，说董卓属于袁氏故吏，其根据则来源于此。董卓得以离开凉州至京都洛阳，仕宦期间，没有留下什么笔墨，估计也是郁郁不得志，官职最高也只做到了羽林郎。但很快，董卓又迎来了表现的机会，跟随凉州三明中的张奂张然明讨伐汉阳羌，时任军司马，击败叛羌后因功升为郎中。其后一段时间，又分别在凉州，并州，益州等地担任过官职，官不过校尉，最后在西域的戍己校尉一职上因事免职，又回到凉州，可以说是郁郁多年，沉沦下僚了。后来黄巾之乱又重新被起用为中郎将，因为军败抵罪，一直到张温西征，又重新被启用。
从董卓的仕宦经历来看，几乎每次遭遇挫折都会回到凉州，而一到凉州就会被再度起用，除了运气因素外，也表明董卓在凉州地区有自己的势力作为根基，“晓习羌斗”带给他的丰富战斗经验，以及对羌人境况的熟悉，也使得他在汉末舞台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张温西征时，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已经进至三辅附近，对峙于美阳，正是由于董卓首先发难，正面迎击叛军，并击破之，使得叛军立足未稳，匆忙撤退。而张温却将追击北宫伯玉等人的任务交给了亲信周慎和孙坚等人，让董卓去跟更难缠的境外羌人作战（羌人有归属羌胡与境外羌胡之别，归属羌人是内附，比如湟中义从。境外羌胡则不受汉朝管辖，居于境外，比如先零羌等），期间还遭遇险情，被先零羌包围在河边，差点陷入绝境，董卓假装捕鱼造堤，得以涉水而逃。从这一个例子就能看出董卓多年仕宦不得志之缘由，朝中无人，自然是费力不讨好，征战几十年，因为羌人大举叛乱，才得到一个杂号将军（破虏将军），作为平叛主力，却又受制于人。因此被张温召见时不免心中有气，迟迟不到，孙坚觉得董卓过于跋扈，目无长官，劝张温除掉他，张温说杀董卓则“西行无依”，否决了孙坚的建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董卓心态的微妙变化，之前是各地就官，漂泊一生，但是没有什么功绩，往往坐事免官，回到原点。而一到凉州，就如同蛟龙入水，前后表现判若两人，其根本原因，是董卓根基在此，属下多为凉州本地人士，也因为凉州多务，有更多立功机会，董卓也因为在凉州此次大规模作战，组建起了自己的班底，其私人军队军阀化之萌芽，实有肇于此。虽然此战因为张温的不合理调度虎头蛇尾，没有全歼叛军，但也算平定祸乱，同时使叛军内部因此出现了分裂（韩遂杀边章，北宫伯玉，李文侯，并其众），董卓也终于得以封侯。此后两年多的时间，董卓率部屯长安三辅之地的扶风，以备羌寇。
叛军休整两年之后，再度卷土重来，十万之众席卷陇西，杀入关中平原，围攻关中门户陈仓。此战皇甫嵩和董卓一同出征。董卓想重演两年前故事，趁叛军立足未稳迅速击败之，皇甫嵩则认为应该等叛军先攻城消磨锐气。叛军久攻不下撤退，董卓认为不应追击，归师勿遏，而皇甫嵩则认为叛军锐气已尽，追击必胜，果然追击大获全胜。两人的观点正好完全相反，而皇甫嵩的策略又得到了实战印证，但我认为董卓的观点也未必错误，因为取胜之道不止一途，董卓在凉州的多年胜绩，也证明了他并不是纸上谈兵，只是取舍各有不同罢了。有记载说董卓“大惭恨”，其言未必为实，董卓掌权后杀张温而活皇甫嵩，也说明他并没有耿耿于怀，只是因为受皇甫嵩节度，难以实现自身方略罢了。而此战之后，也是董卓谋求独立，建立自身势力的开始。
二. 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分析董卓，则必先分析其势力之构成。在陈志与范书中提到的董卓主要将领如下：牛辅，李傕，郭汜，张济，张绣，樊稠，李蒙，王方，胡轸，杨定，段煨，徐荣。其中只有徐荣是辽东襄平人，而这些将领也多为董卓旧部，而部队构成，包括湟中义从，陇西秦胡，这些势力也是张温对他颇为忌惮而不敢杀的原因。随后，董卓也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平六年（189年），征召董卓为少府，作为九卿之一，如果是早年的董卓，面对加官进爵，当然会欣然就道，随即赴洛，但这次他选择了拒绝。大战之后解兵本来是朝廷的正常操作，以防有拥兵自重之举，两年前没有及时处理董卓问题，无疑在此刻暴露出了严重后果。董卓给出的理由是部下挽留，挽留的原因是“牢直不毕，禀赐断绝”。所谓“牢”，是禀食，是官员俸禄。牢直不毕，指士兵应得的粮饷被拖欠，禀赐断绝，指朝廷对兵士没有赏赐，对百姓也不再赈济（根据《灵帝纪》，朝廷对“贫而不能自存”的百姓是要定期“禀赐”的”）。面对此情境，朝廷有苦不能言，董卓一走，部下是否能够节制，缺粮饷的士兵会不会哗变，是未知之数，因此导致朝廷的夺兵之诏无法实行。而朝廷在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凉州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东汉末期，为了平定羌乱，前后耗费达数百亿之巨（据统计，仅安帝，顺帝时期二十余年就耗费两百四十亿，永和七八年间，复耗资八十亿），而东汉税轻，只有三十税一，汉和帝年间全国一年赋税收入仅五十亿左右，此后逐年减少，到灵帝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再加上黄巾之乱的耗费，政府逐年出现大规模赤字与亏空。甚至朝堂上一度有放弃凉州的呼声。灵帝的解决办法与武帝如出一辙，就是卖官鬻爵，征收盐铁，比如崔烈花五百万钱买了三公，被当时人所鄙视。盐铁山泽之利归于少府，仅能应付皇室开支，对于国事属于杯水车薪。豪强尾大不掉，党锢之祸，也有抑制豪强兼并的因素在内。武帝时期皇权独大，可以肆意算缗告缗，公开剥夺富人财产。而灵帝时皇权中衰，并没有施行霹雳手段的能力。征召董卓后不久，灵帝也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又想到董卓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再度调任董卓为并州牧，部属归皇甫嵩节制。但董卓并没有单骑赴任，而是带着部属前往，刚走到河东，就传来灵帝驾崩的消息，朝堂之上内斗正酣，调任一事也暂时被搁置。
三.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董卓不惜抗命也要保存下来的实力，为他之后的朝堂争斗提供了筹码。关于董卓进军之缘由，下文已有阐述，在此略去不表。何进卷入士人与中官斗争之漩涡，属于偶然。其二者之争斗历史由来已久，除了两次党锢之祸，冀州刺史王芬与天下党人领袖陈蕃之孙陈逸就曾经图谋劫持灵帝，诛杀诸位黄门与常侍，因为事情败露而自杀。灵帝生前有废嫡立庶的念头，驾崩后，小黄门蹇硕与骠骑将军董重因此谋划废史侯（何太后子）而立董侯（董太后子），但是中官认为与何进有共存合作的基础，于是赵忠等老中官故意泄露消息，导致蹇硕被诛杀，禁兵的指挥权落到何进手里。之后中官扶持董后干政，希望达成与何后共同执政的局面，但是被何进带兵围骠骑府，诛杀董氏一族。何进经过杜蹇硕之谋，禁董后参政之后，与中官已经事实决裂，坚决的站在了士人这边，之后大召四方之兵，因为何苗与何太后还是倾向于与中官合作，因此何进走出最后一步，兵谏何太后希望达到诛杀中官的目的，并且所召不止董卓一路，还有王匡，丁原，鲍信，桥瑁等人。董卓进京，实属无奈之举，如果兵谏太后成功，事后不免被清算，兵谏失败，则不免被作为乱党当场处理。失败有立至之忧，成功则有将来之虑。但对他来说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两次抗命，如果朝廷稳定下来，自己仍然要被追责，可以说是进亦忧，退亦忧。十全必死的局面，董卓却走出了第三条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接到何进召兵的密信之后，董卓昼夜兼行，到达洛郊显阳苑附近，望见京师火起，知道变故已经发生，京中各方势力谁胜谁败，此时的董卓一无所知，但他做出了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皇统之争，导致何进参与诛宦，天子的去从所在是斗争的核心焦点，因此董卓达到之后，不问斗争胜败，而是寻访天子下落，终于打探到天子被挟持出宫的消息，于是迅速从城西赶到北邙，控制了天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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