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
笔者认为，东林党没有必要为明朝的灭亡而埋单，怎么说呢，东林党只是明史上的一个小党派，并未对朝政起什么大的作用，而且，在魏忠贤时己将其解散，受到重创，为明朝埋单的应是崇祯皇帝，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要不是明帝杀了不少忠臣，武将，何致于让闯王轻易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降清，闯王与之在山海关鏖战，清军突然杀出，清朝建立满清，李自成兵败，从始至终，与东林党并无太大关系，历史潮流不可挡也
内蒙农夫
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当东林中人自己还没把自己当成“东林党人”的时候，他们还算得上是正义的；但是当他们也开始以报团取暖的时候，他们和阉党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东林党人好，阉党坏。为什么东林党好呢？因为他们是忠臣。为什么阉党坏呢？因为他们结党营私，而且还和大太监勾结。
如果这么想，那就会掉进撰写史书的文人士大夫的陷阱——在他们的笔下，代表了士大夫利益尤其是江南士绅利益的东林党，自然是好人；相反，那些齐、鲁、楚、浙等地所结成的党羽，不但与他们利益冲突，还跟宦官不清不楚，自然就是坏人了。
诚然，以王阳明心学为主要学术思想的东林书院，所培养出来的学子确实在理念和个人操守上都要比当时朝廷里的那些浊流高上一层，如杨涟、左光斗等人也确实是公忠体国、宁死不屈。但是在他们死后、崇祯上台，准备对大权在握的魏忠贤等人展开清算的时候，剩下来的人，就很难说还是不是有当年杨涟们的铮铮铁骨了。
在崇祯正式开始处理阉党以后，大批原本摇摆不定甚至倒向魏忠贤的官员抓紧时间撇清和阉党的关系；而那些曾经被阉党打压过的人，不论有无东林背景，全都以东林人自居。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阉党被打压，但更多灰色地带的人也被连带清算。
阉党残余当然要反击，而崇祯也意识到让东林党一家独大实在不靠谱。而这种帝王平衡之术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朝堂之上的官员全部在逞口舌之快，和别人抬杠不是因为公事，而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直到崇祯上吊、南明兴起的时候，南明朝廷还是在不断地内讧、斗争，直到被清朝彻底一锅端为止。
我们不得不承认，阉党里的官员大多不是什么好鸟；可是一味与他们搞斗争，将国家和民族命运弃之不管的东林党，就是什么益虫了吗？
青言论史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极为专制的朝代，明朝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政治层面看，明朝屠杀功臣，兴文字狱，运用特务手段搞恐怖政治，行严刑峻法，大搞专制集权，东林党人就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悲剧性产物。 
东林党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年间，是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为领袖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或下野的士大夫。东林党人是官僚阶层中，饱读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士”。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过：“官辈毅,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 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东林书院撰外的样一副对联，就是东林党人内心的写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领袖党人对国家前途非常关注。高攀龙提出须官吏在政治生涯中要高扬道德旗帜，从政者必须“兢业”，时时不忘“天理”。他们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格言， 强调个人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必 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 。” 他们把道德注入政治领域，并为之奋斗终生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政治道德，就把东林党人视为一些道德救世论者。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一个政治改革派别，东林党人的活动是一小部分知识 分子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党人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失败，但他们的悲壮也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
东林党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讽议朝政，针贬时弊，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这种改造首先表现在要求对封建专制皇权 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将其纳入孔孟儒学理论的框架之中。万历年间的 “ 争国本”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东林党人挑起的这场政治旋斗争，迫使明神宗屈从于封建社会的正统立储原则 。
东林党做过什么
在“国本之争”上，东林党人取得了胜利后，东林党人又反对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肆意掠夺民间财富。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白银高达1 7 1万两，而他们实际 掠夺钱财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激起许多百姓的反抗。东林党人 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掀起公共舆论，试图在政治上迫使 神宗作出让步。在这场斗争中，有的东林党人丢官去职，甚至琅当入狱。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体现了东林党人试图对皇权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顾宪成说：“盖天下有道，非天下自为有道也；天下无道，非天下 自为无 道也。惟王帅之以无道，则无道矣。” 虽然东林党人未能使神宗屈服，但明神宗临终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在遗诏中规定“今后一切榷税并新造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
“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一个贬义词 , 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 争，群而不党”，从东汉桓帝、 灵帝年间的党锢之祸 ，到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 再到唐代的牛李党争及宋朝的庆历党争和元佑党争， 朋比为党一直被人垢病。 东林党人对“党” 的认为不同以前，他们认为自己的“党”，是“同道”、“同志”之意，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社会群体意识。在东林党人看来，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他们对“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诊释。
自东林书院讲学开始 ,由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通乎天下” 的联盟。这个聪明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的范畴，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当时的万历帝极为消极怠政，持续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形成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试图以理学标准约束纠正皇帝和内阁，“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表现出极强的政治主体意识。
东林党人的政治宗旨是反对君主独裁。 他们主张削弱君权，“公天下以选举”辅臣，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东林党人思想主张有了“吾辈合并为公” 的相对独立人格意识，行事不再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 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 为标准，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带有近代民主 、民权的色彩。
东林党的作用
东林党提出的救世主张在明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还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但从性质上看 ，东林党的斗争是统治 阶级内部某一政治集团发动 的阶级自救运动，虽然这种斗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已腐朽 ，东林党人不可能医治社会的弊病。无法消除甚至缓和专制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他们抗击黑暗政治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却是中华民族读书人身上的正气，值得后人景仰。 
东林党人在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曾掌握过一段时期的国政，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当政后一 无建树 ，甚至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人的施政纲领仍然是孔孟程朱之学，他们拿不出任何实用之策，却一味迷信政治教化，以道德家自居却无法治救时弊。作为东林党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东林会约》，把儒家经典奉为治国大纲，当作永恒不变的天理常道 。 东林党人 的道德观念顽固而拘泥，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与凝固化了的道德观集于东林党人一 身，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 一体。
明末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间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东林党人面对国库空虚 、 小农与市民破产、边垂危机的社会现实，书生气十足 ，提不出一套具体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而是以道德代替一 切 。他们专注于君臣父子的日常伦理，无论是“争国本” 还是“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无法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改变。 更为严重的是，东林党人当政后并不致力于国家建设，却忙于扶植同党， 占据首辅 部院长官之位，打击宿敌齐、楚、浙党，党同伐异，使得一批中立者倒向阉党的怀抱。
东林党的缺陷
东林党内部也分成许多门户，内江不休。 对党争有切肤之痛的东林党人为什么后亦醉心党 同伐异呢? 这是与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分不开的。东林党人虽深恶党争，却又不得不进 行权力斗争，因为只有保住权力，才能保障东林党人实施其“救国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何止的党争会让东林党人失去美好的初衷，很难持久地出污泥而不染。 东林党又并一个严密的政治团体，里面鱼龙混杂，更是无法做到统一。
正是东林党人也陷入了党争，将其他派别推到了同一个战壕里面，逼着反对者不得不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笼络一切可以笼络的力量，对东林党进行疯狂的反扑。 魏忠贤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之后，这些人便围绕在魏忠贤的周围，成为打击东林党人的统一战线。东林党人不得不耗费几乎全部的精力去对付，根本没有时间和情力去思考如何拯救时弊。 东林党人的悲剧表明，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晚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党争剧烈，即便是东林党这样最初充满救国救民理 想的士大夫，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
东林党人有忧国忧民的一面，但他们普遍清高，并无筹边制寇之略。他们自谓孤持任怨，“然未曾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伎刻行，但可谓之聚恶，不可谓之任怨也”。
东林党的矛盾身份
东林党人多系江南的士大夫，他们代表的是江南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江南地主阶级强烈要求自由地发展个人经济，这种经济蕴涵的新元素己开始冲击顽固的封建经济结构。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 使得商品经济也得到大幅发展，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 土而出。 这种新的经济结构引着江南封建经济进一步转化， 地主阶级对 商品经济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这些都斌予了东林党人新的时代进步意义。但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封建专制制度残酷的阻扰和反扑，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东林党人身上集中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们是封建士大夫，他们所有的救时之举， 都是想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不是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正如夏允彝所言：“东林操论，不失爱君”。东林党人的言行代表了工商业者和市民的利益，但是他们最终不能跳出传统文化和政治结构的束缚 ，不可能彻底地反映市民商人阶层反对封建压迫的经济要求。也就是说，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背道而驰的。
东林党该承担明亡的责任吗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他们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但他们与齐、楚、浙党以及阉党还是有区别的。这些党派害国，而东林党最多仅仅是因为历史局限性而误国罢了。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从主观上说，东林党人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这种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
人间自有正义在，明王朝的灭亡，主要来自封建制度的腐败和专制，这个锅东林党背不动的。
笑语千年
东林党有没有责任不好评断，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明代末年培养了一支火器部队，这支部队要开赴前线，经过山东时因为没有粮饷，饥寒交迫，一个士兵偷了一只鸡吃了，这只鸡属于王象春——东林大佬；结果是这个士兵丢了脑袋，东林大佬还觉得不够解气，还要这支部队领头的脑袋；这帮人不得已只有造反。这帮士兵的头儿叫孔有德。
哀公问宰我
明朝中期，神宗朱翊钧在位，但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神宗开始不上朝，消极怠政。这时期，社会危机加深，政洽上，官员贪污腐败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皇室宗亲，大小官员、乡绅占有大量土地，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难以维持生存，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实行海禁政策。一批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强烈的危机意识的召唤下，蜂涌而起，试图通过讲学、抨击朝政等方式改变腐朽的政局。
东林党———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胸怀大志、决心改变政治现状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并对以后的统治政治走向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个时候明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即使没有东林党的出现也是灭亡的道路。
东林党的最核心人物是顾宪成。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顾宪成为人正直，敢于上疏直谏，与神宗和首辅王锡爵意见不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任吏部文选郎中时被降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后，顾宪成潜心学术。宋朝杨时曾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讲学，后来被荒废。在弟弟顾允成、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县令林宰为的帮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重建了东林书院。顾宪成与高攣龙、钱本、薛敷教、史梦麟、于孔兼共同在东林书院讲学。顾宪成星不在统治阶层之中，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东林书院写下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东林党人提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是要求皇帝广开言路，“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舍国人为舍用，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ν，任用各种人才，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二是减轻工商业税，反对矿税，打击矿监、矿使，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些思想，构成了以顾宪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的政治基础和理想追求。
东林党的党是朋党、派系。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参与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纂，在写到东林党时，他使用的标题是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他认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者帮伙一类的词。东林党是统治集团中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洽阶层。东林党的成员不仅包括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先生，正直派官吏都可以算作东林党。
历史365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
易述浮生
应该负责。原因是：
1、开启党争之祸。身为朝廷官员，处事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以群党利益优先，党同伐异，朝廷成为谋私之所，到了南明都还继续党争，生生搞死了明朝。
2、顽固拒开海、收(工商)税。结果就是江浙富人万万千，朝廷就是没钱，最后穷死了。
3、空谈误国。遇事一味空谈，坐而论道，最终少部分一死报君王，大部投降，苦了万千百姓。
上下Z求索
东林党不乏忠义之士如杨涟，也有不少墙头草。他们所代表的是明朝广大的市民阶层，五人墓碑记抗税可以看出他们的利益取向。在皇权专制的时代他们没有那么大能耐，明朝灭亡的锅他们背不动！ 梳理下明末的历史，天灾频发的场面，破坏力确实强大，不但闹得大批饥民造反，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席卷全国，内忧外患的明王朝，更陷进了双线作战的泥潭，终于在左支右拙里悲情亡国。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摊上这糟心的灾荒。事实上，这类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恰恰带出了一桩导致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亦是明朝数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祸：粮食危机！此时东南发达的商品经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城镇，也给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提供了赚钱的好去处。于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的生动记录：“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见不到几个种地的，全涌进城里打工了。
就算农村还有种地的，可明朝火热的手工业，更令农业生产跑了偏：丝绸瓷器等产业的生产越发扩大，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估算，仅苏州上海地区，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就有近八十万。相关原材料价格暴涨，昔日鱼米之乡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种了经济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粮食，基本也是年年购买。
这样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间，粮食还可以维持。但到了明末天灾爆发，农民起义与清军叩关等考验接踵而来时，早已埋下的粮食隐患，就如火药桶般接连爆炸。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荣的明王朝，却在严重缺粮的困顿里，蒙受了饿殍遍野的灾难，走向了悲情的灭亡。漠视粮食安全的代价，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晚明的山河变色就已证明，那是何等刻骨铭心的严重。“粮食安全”，这个至今全球各国都无比警醒的话题，参考明末变局就可知，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春申雨农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
文章是自己的好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