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分封制；而在秦一统六国之后，改成了郡县制。
对于“废分封，立郡县”到底是对还是错，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错之分。所以我们也只能从历史时间角度出发，既然分封在前，郡县在后，那就姑且算作是一种进步吧！
然而这一种“进步”却在汉朝建立初期产生了动摇——郡国并行。
所谓“郡国并行”实际上就是郡县和分封的结合，而处于两个王朝更迭的特殊时期，它的诞生一定有着比较复杂的时代背景：
汉朝是建立在秦朝灭亡的基础上，而秦朝则是建立在战国的基础上。在亡秦运动中，义军统帅项羽曾约定六国贵族，事成之后让他们重回故地继续封王，这就激起了六国贵族的作战热情，毕竟自己能捞到好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的胜利者是布衣出身的刘邦。
老板都换人了，当初许下的诺言还有效吗？这是当时六国贵族的共同疑问。
为了安抚天下人心，刘邦不得不继承项羽的诺言，分封了八个异性诸侯王，当然自家姓刘的人也是肯定要的。如此一来，封国和郡县都有了，这可不就成了“郡国并行”了嘛！
然而和周朝的分封制相比，汉朝的分封制显得略有不同。学过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周朝的分封制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权利大小由上而下形成一个“金字塔”：
而汉朝的分封制则相对简单得多，就是很单纯的“皇帝——诸侯王”这样的格局。和周朝相比，颇有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感觉。
至于这样做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刘邦所分封的人一般都是他信得过的人，所以并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即便诸侯国的势力远大于中央，在西汉初期也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威胁，毕竟都是自己人嘛！
然而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诸侯强而中央弱”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文帝时期，这种形势就已经初现端倪：
汉文帝汉朝总郡数为57郡，朝廷直辖郡数为15郡，诸侯王国的郡数占全国总郡数的73.7％，而汉中央辖郡占全国总郡数的26.3%。如此一对比，就会发现中央与诸侯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汉代诸侯国的权力更是朝廷最为忌惮的！除了与朝廷共享基本政治建制以外，诸侯国还拥有税赋权。
要知道，税收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足够的军队与政治资本，再加上诸侯国的领土远大于中央，所以在汉朝初年就会出现“诸侯税收远多于中央税收”的尴尬局面——诸侯国比朝廷有钱！
当然，朝廷也不是傻子，虽说诸侯王大多是自己人，但是该提防还是要提防的。对于诸侯王的限制，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
1、不得藏匿朝廷钦犯。
2、不得私自和其他诸侯王会晤。
3、不得私自出离封地。
4、不得私自犒赏朝廷军队。
想的虽然很周到，但是毕竟诸侯王实力要远大于中央，拳头硬才是真道理！至于限制措施有没有效果，我说了不算，但有一件事情却很能反映问题——七国之乱，当然，关于这一点那就是后话啦！
最能体现诸侯国与中央实力差距的是人口问题。
因为秦朝的暴虐无道以及滥杀无辜，汉朝刚刚建立时，全国人口普遍稀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汉朝人口得以恢复。
但是其分布却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地区。而这一地区并不是中央的管辖地，这也就意味着就人口而言，中央实际控制的数量要远远少于诸侯国，其比例大约为1:2。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差异呢？
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原因——人民沉重的负担。我们先来看看汉初时人民的税赋比例：
汉高祖时期为十五税一；惠帝时三十税一；景帝时期三十税一
乍一看，这个税率其实并不算高，那么为何我说人民负担很沉重呢？因为在实际过程中，会出现“流民”。
秦汉时期，国家的人口管理采用的是商鞅变法留下来的“编户齐民”制度，也就是说一户人家的人口数相对固定，大约为五口一家。并且在那个年代，人口职业多以农民为主，这也就意味着多数时候得靠天吃饭。
一旦发生人祸或者天灾，农民的基本生活就很难保障，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的负担也很重要。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西汉时期有一家标准户，两个大人，三个孩子，种田一百亩。所获得的收成大致就是百石左右，加上杂七杂八的其他收入，这样一户人家一年收入大约是20000钱，需要缴纳的税赋大约是1000钱。
看似是不多，但是这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农民的收成是实物；而缴纳税收则需要现钱。这样一来，农民就需要先把实物换成现钱再去缴纳，而兑换的过程中，实物的损耗其实是很大的，比如，路上要吃掉一部分，可能还会遇到粮食霉变的问题。
这还只是小事，波动最大的是市场，因为粮食收成时间大致是固定的，所以会出现粮食实物一拥而上的局面，最终造成贱买贱卖；而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又抬高了价格，农民收成不好自然要买粮食吃，一来一回，你说损失得有多大！
而诸侯国因为具有独立的税收权力，只要进行合理地政策改动，势必就会吸引许多农民迁入！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吴王刘濞。在他的封地管辖范围内对于农作物买卖实行的是“平价”交易，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固定的价格进行交易，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以月为周期，对市场价格进行一次评估，这样一来，农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不仅如此，刘濞还按照一定的数额支付农民服役的酬劳，原本是义务劳动，现在变成了有偿劳动，你说农民是更愿意留在朝廷呢？还是更愿意迁入诸侯国？那自然是后者！
朝廷和诸侯国的对比越来越鲜明，这就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诸侯王而并非中央。实际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政治离他们很远，中央和朝廷其实没有太大差别，自己能够衣食无忧就很满足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本就实力不及诸侯的朝廷有流失了大量的人口，自己唯一的优势也没有了，帝国的天平开始倾斜，一场浩劫即将降临到这个刚刚出生的王朝······
公元前155年，因为不满晁错的“削藩”的建议，吴王刘濞前往胶西与胶西王刘卬面谈，约定反抗汉朝成功后，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随后刘卬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一起决定反汉。
次年，吴王刘濞起兵造反，著名的“七国之乱”爆发了！为了平息藩王的愤怒，汉景帝被迫腰斩晁错，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刘濞等人的作乱，幹旋失败后，汉景帝决心武力平叛，任命大将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太尉，主导平叛事宜。
仅仅过了三个月，叛乱就基本被平息了。
此次叛乱让汉朝政府深切地感受到分封制所带来的的巨大隐患，而如此迅速的战斗也体现出了分封诸侯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强的关联。
吴王刘濞的行为其实和“六国伐秦”是一样的，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完善的制度，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联盟，说到底，只是为了自身利益作斗争；而一旦成员之间的利益出现矛盾时，这样的联盟很容易就被瓦解了，因为大家都是诸侯王，所拥有的权力是一样的，没有上下级之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管理。
但是汉朝中央政府则完全不一样！
中央出兵不涉及军费和奖励的内容，汉景帝下令，周亚夫执行，各级将军和士兵们也不过多关注军费和奖励，这是一种义务制的体现，也是一种对于中央集权的服从表现。
所以，我认为“七国之乱”实际上就是“邦联制”vs“集权制”！
历史由胜利者说了算，既然“集权制”赢了，那么中央集权的推进就更加顺利了。吴楚联军战败后，汉景帝接收了原吴国境内的铸币厂和盐场，纳入中央体系，同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诸侯王最终丧失了铸币权，此时的诸侯王们早已不复当初的地位，毫无抵抗能力。
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成为了历史的主流。诸侯王和地方政府在人事权、财税权、军事权等方面的权力完全被剥夺，军事抗争的失败使得地方完全失去了制约西汉中央皇权的可能性，地方区域市场的经济利益也被中央获取。
虽然诸侯们依然还在，但是却已经失去了与中央皇权抗争的能力与信心。
从类似“邦联制”到完全“集权化”，汉朝初年的政治格局在短短半个世纪就完成了转型，并且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结束，这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所获得的全面胜利。
虽然集权制与分权制相比，存在着诸多强制力，但是就国家发展而言，集权制更加适用于大国的管理，由上而下的统一协调运作更加具有效率，这一点，我们从“七国之乱”也可以看出一二。
所以，这并不是个人意志的决定，而是历史发展的选择！
閱讀更多 公子墨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