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奏折是清代独有的官文书，发轫于顺治朝，最初只在小范围内试用。到雍正时，他为了整顿吏治，“遍置耳目”，扩大了奏折的适用范围，使奏折的功能更加完善。
清代建立之初，官员上奏文书效仿明制，主要有题本和奏本两种，上奏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和奏本上达迟缓，处理程序纷繁复杂，不利于国事的保密，且使皇帝在处理政务中处于被动地位，易造成大臣擅权专政，奏折制度也因此应运而生。
奏折，又称奏贴、折子或折奏，简称为奏折，是清代独有的一种官文书。通过奏折，君臣之间既可以联络感情，也方便皇帝了解一些地方动态。
清奏折产生于顺治年间，但直到康熙朝初期，也只有少数亲信可以使用，有代表性的官员就如江宁织造曹寅他的妹夫苏州织造李煦。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其母是康熙帝的保姆，所以曹家深受皇帝的宠信。织造虽然是五品官，但是因为拥有奏折奏事的权利，所以他们的身份就变得特殊起来，可见拥有奏折使用权的官员，其官阶地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皇帝与他们的关系是否亲密。到了康熙朝后期，地方官级别较高的臣工，如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普遍获得了具折上奏权，但制度上采取的一些措施、要求还不是很规范。
雍正继位之初面临着诸多问题，亟需下情上达的措施
康熙皇帝晚年倦于朝政，实施“宽厚仁政”治国政策，导致封建政治隐存的病弊有所突显，社会各级矛盾不断增加。因此，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第一，雍正即位之初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朋党之争，导致皇权遭到削弱。雍正的继位争议颇多，所以他即位之初的帝位、权利都不稳固，对他皇位的最大危胁，来自与他争夺皇位的诸兄弟和他们所结成的朋党。当时，夺权失败的八阿哥胤禩，威望依旧很高，身边聚集着大批谋士，皇十四弟胤禵身处西北，手握重兵，二人处于同一集团，势力最大，常使雍正“寝食难安”。除胤禩集团之外，皇三兄胤祉网罗了一批文人，拥有一定势力。
另一方面，当时满汉官僚集团利益冲突也十分严峻，朝臣中满汉大臣奏事者各执一词，政见不同，互不相让。每每遇事也皆是以满汉相别，争辩不休，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由此以致满汉矛盾日益加深。
朋党问题一直让雍正很是头疼，雍正亲自撰写《朋党论》，痛斥臣下结党，这恰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朋党对他的皇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第二，吏治败坏，官僚腐败懒政，严重影响朝政处理。康熙晚年，面对败坏的吏治无可奈何，以至于哀叹：“倘得终于无事，朕愿足矣！”当时大小官吏侵盗国库钱粮，各省藩库钱粮的亏空异常严重，国家财政状况日渐恶化。督抚布按这些封疆大吏互相勾结，互相拘庇，一起盗窃国库。地丁钱粮的积欠虽说是“民欠”，但实际情况是“半亏在官，半亏在役，而实在民欠者无几”。
另外，官员腐败懒政情况非常严重，行政机构的懈弛和办事效率低下。部院大臣每天入署坐班办事，“未久即散，归家堰息”。九卿坐班也“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诱，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令一二科官新进者，昌言于众，便群相附和，以图塞责”。从中央到地方遇事推诿，不办实事，不讲实效，工作拖拉，下情不能上达，各级官员为了顾惜考成，出了差错，又相互包庇，致使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情报均不能及时闻达于朝延。
第三，秘密会社威胁朝廷统治。败坏的吏治导致百姓苦不堪言，激化阶级矛盾，导致无业游民日众，广大劳动人民在求生不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只有挺而走险，揭竿而起了。他们秘密聚集组织各种会社，如清净教、无为教、白莲教、三元会等等。这些秘密会社的活动几乎遍及全国，反抗封建压迫统治。
雍正十分清楚康熙晚年的积弊，力图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推行“雍正新政”。他即位后宣称：“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而面对这些严峻的问题，雍正必须要“遍置耳目”，采取有效手段来了解下情，逐个击破，奏折显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雍正进一步完善了奏折的功能
不同于之前奏折只能少数皇帝的亲信使用，雍正帝大大地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使奏折由康熙时极少数人使用的告密文书变为广大官员都可使用的正式文书，并形成一整套制度，其内容愈加广泛，其功能愈加完善、重要和多样：不仅政治、军事等要事“应速上闻”，而且像赋税、捕盗、举荐、弹劾、地方农事等也要及时报告，甚至大臣的一些私事也可用奏折上达。奏折在雍正时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归结：
第一，奏折的原始功能：皇帝教育臣下、与臣下联络感情的媒介。康熙时期，江宁织造曹寅病逝，其子曹頫接任职位。曹頫用奏折向上请安，获得康熙帝朱批：“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的“叫主子笑笑也好”，瞬间拉近了他与曹頫的感情。
继任的雍正帝在历史上以“驭下严厉”闻名，但实际上他也很注意和臣下联络感情。奏折就像君臣间的悄悄话，雍正的批示洋洋洒洒，尽情写来，往往联系到君臣间的生活细事，借以联络君臣感情。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在西北作战，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曾多次向这位自己的“潜邸奴才”示好，问候其身体，鼓励其奋勇杀敌。雍正皇帝迷恋丹药，便时常将一些药品馈赠给臣下，并在朱批中时常温言相慰。在靖边大将军锡保的请安折中，雍正给了他这样的朱批：“朕躬颇安，尔好么？痔疮痊愈乎？大夫奏书，为何不顺便具奏？所送金鸡丹仍照先送之。蒙古王大臣等照常酌情给之，此次送去者较前两次所送有力又好。将前送与尔者换给大臣等。尔将此多留些用之，隔二三日服一丸。很好的东西，朕亲试服甚多，有益无损之药也”。这份奏折朱批中，雍正竟还挂念着远在边疆大臣的痔疮病，并告知最新的金鸡丹药效更好，把旧的送给其它大臣服用。且不说这些丹药功效如何，这种往来密切了君臣间的感情。
第二，奏折最主要的功能：便于皇帝了解下情。雍正帝不断地扩大官职较低的官员可以具折上奏，其目的他说的很明白：“今许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这段谕旨，也就说明了雍正帝实行奏折制度的实质，有关民生的大小事情，哪个地方有什么秘密结社，都要及时密报，不得欺隐。他要大臣用奏折举荐可用人才，“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往往予以破格任用。甚至一些私人交往也用奏折上闻。例如，雍正的亲信大臣李卫曾去果亲王允礼处请安，得赏甚多。李卫就用奏折报告，雍正颇高兴，在其奏折上“朱批”道:“人臣于义固无私交，若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又惟恐其不然也。”雍正通过奏折了解吏治民情颇为成功。他自称事事不如他的父皇康熙，“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这主要得益于奏折言事。
其三，奏折是监控臣下、强化皇权的有力武器。官员如果有大事寻求旨意，一般都要利用奏折，先请示皇帝，皇帝则在奏折朱批中做出指示。奏折在递送过程时，装在“折匣”中，非常保密，不经通政使司转呈，也不由内阁票拟裁决，而是直接送达皇帝面前，由皇帝亲自批阅，这样剥夺了部分内阁权利。雍正时内阁中书叶凤毛形容奏折制度：“国朝拟旨有定例。内外大臣言官折奏。则直达御前。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
臣下向雍正上奏折，还有告密的作用。臣僚间都不知道别人所上奏折的内容，故人人都时时处于可能被告密的状态，行事都要小心谨慎。同时，他们也都在充当皇帝的耳目。对此，雍正在《朱批谕旨》自撰前言中就说得很清楚:“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即使他的亲信大臣，也时时处于皇帝的监视和掌握之中。如年羹尧调离陕西时，雍正要掌握他赴浙江的情况，指示田文镜派人去调查，随即田文镜派雍正耳目分发到河南省试用的侍卫白琦去跟踪，耳目所报之事雍正当然会相信。臣僚用奏折向皇帝呈报其他官员的举止，所有实情归于一人，皇帝再利用这些信息来选任或罢免官员，便于其统治，正是这种奏折制度使雍正时的专制皇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讨论
奏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保证了信息的传达。但任何一种制度的实行，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皇帝为了达到加强皇权统治的目的，这决定了奏折制度在君权统治下体并不完美。
首先，经过雍正的改革，使用官员的资格范围虽有扩大，但大多为皇帝的亲信或朝廷内外大臣，四品以上的官吏居多，相比之下，很是了解地方实情的下层官员，却没有使用奏折的权力，这十分不利于皇帝了解底层民情。另外，官吏可以用奏折越级报告，这必定会引起上下猜疑，容易打击官吏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朝廷政务的推行和开展。
但我们应该看到，雍正皇帝勤于政事，阅历丰富，知人善任，他在位期间一扫 “数百年颓风” ，振 “群工萎靡之气” ，奏折制度也成为了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工具，所以他推行奏折制度利大于弊，从总体上来看是成功的。然而，奏折制度对统治者本人能力素质的要求很高，只能由特定的皇帝在特定的时期内推行，并不是任何皇帝都可以推行，如果换成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偏听偏信，不明是非，很有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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