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奏摺是清代獨有的官文書，發軔於順治朝，最初只在小範圍內試用。到雍正時，他為了整頓吏治，“遍置耳目”，擴大了奏摺的適用範圍，使奏摺的功能更加完善。
清代建立之初，官員上奏文書效仿明制，主要有題本和奏本兩種，上奏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題本和奏本上達遲緩，處理程序紛繁複雜，不利於國事的保密，且使皇帝在處理政務中處於被動地位，易造成大臣擅權專政，奏摺制度也因此應運而生。
奏摺，又稱奏貼、摺子或摺奏，簡稱為奏摺，是清代獨有的一種官文書。通過奏摺，君臣之間既可以聯絡感情，也方便皇帝瞭解一些地方動態。
清奏摺產生於順治年間，但直到康熙朝初期，也只有少數親信可以使用，有代表性的官員就如江寧織造曹寅他的妹夫蘇州織造李煦。曹寅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其母是康熙帝的保姆，所以曹家深受皇帝的寵信。織造雖然是五品官，但是因為擁有奏摺奏事的權利，所以他們的身份就變得特殊起來，可見擁有奏摺使用權的官員，其官階地位並不重要，關鍵在於皇帝與他們的關係是否親密。到了康熙朝後期，地方官級別較高的臣工，如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等，普遍獲得了具折上奏權，但制度上採取的一些措施、要求還不是很規範。
雍正繼位之初面臨著諸多問題，亟需下情上達的措施
康熙皇帝晚年倦於朝政，實施“寬厚仁政”治國政策，導致封建政治隱存的病弊有所突顯，社會各級矛盾不斷增加。因此，他的繼任者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形勢。
第一，雍正即位之初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就是朋黨之爭，導致皇權遭到削弱。雍正的繼位爭議頗多，所以他即位之初的帝位、權利都不穩固，對他皇位的最大危脅，來自與他爭奪皇位的諸兄弟和他們所結成的朋黨。當時，奪權失敗的八阿哥胤禩，威望依舊很高，身邊聚集著大批謀士，皇十四弟胤禵身處西北，手握重兵，二人處於同一集團，勢力最大，常使雍正“寢食難安”。除胤禩集團之外，皇三兄胤祉網羅了一批文人，擁有一定勢力。
另一方面，當時滿漢官僚集團利益衝突也十分嚴峻，朝臣中滿漢大臣奏事者各執一詞，政見不同，互不相讓。每每遇事也皆是以滿漢相別，爭辯不休，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由此以致滿漢矛盾日益加深。
朋黨問題一直讓雍正很是頭疼，雍正親自撰寫《朋黨論》，痛斥臣下結黨，這恰從一個側面表明，當時的朋黨對他的皇位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第二，吏治敗壞，官僚腐敗懶政，嚴重影響朝政處理。康熙晚年，面對敗壞的吏治無可奈何，以至於哀嘆：“倘得終於無事，朕願足矣！”當時大小官吏侵盜國庫錢糧，各省藩庫錢糧的虧空異常嚴重，國家財政狀況日漸惡化。督撫布按這些封疆大吏互相勾結，互相拘庇，一起盜竊國庫。地丁錢糧的積欠雖說是“民欠”，但實際情況是“半虧在官，半虧在役，而實在民欠者無幾”。
另外，官員腐敗懶政情況非常嚴重，行政機構的懈弛和辦事效率低下。部院大臣每天入署坐班辦事，“未久即散，歸家堰息”。九卿坐班也“多有不齊，及至會議，彼此推誘，不發一言。或假寐閒談，遲延累日，令一二科官新進者，昌言於眾，便群相附和，以圖塞責”。從中央到地方遇事推諉，不辦實事，不講實效，工作拖拉，下情不能上達，各級官員為了顧惜考成，出了差錯，又相互包庇，致使許多重要的政治、經濟情報均不能及時聞達於朝延。
第三，秘密會社威脅朝廷統治。敗壞的吏治導致百姓苦不堪言，激化階級矛盾，導致無業遊民日眾，廣大勞動人民在求生不得、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就只有挺而走險，揭竿而起了。他們秘密聚集組織各種會社，如清淨教、無為教、白蓮教、三元會等等。這些秘密會社的活動幾乎遍及全國，反抗封建壓迫統治。
雍正十分清楚康熙晚年的積弊，力圖大刀闊斧地興利除弊，推行“雍正新政”。他即位後宣稱：“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於公私譭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而面對這些嚴峻的問題，雍正必須要“遍置耳目”，採取有效手段來了解下情，逐個擊破，奏摺顯然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手段。
雍正進一步完善了奏摺的功能
不同於之前奏摺只能少數皇帝的親信使用，雍正帝大大地擴大了奏摺的使用範圍，使奏摺由康熙時極少數人使用的告密文書變為廣大官員都可使用的正式文書，並形成一整套制度，其內容愈加廣泛，其功能愈加完善、重要和多樣：不僅政治、軍事等要事“應速上聞”，而且像賦稅、捕盜、舉薦、彈劾、地方農事等也要及時報告，甚至大臣的一些私事也可用奏摺上達。奏摺在雍正時發揮的作用和功能是多方面的，大致可歸結：
第一，奏摺的原始功能：皇帝教育臣下、與臣下聯絡感情的媒介。康熙時期，江寧織造曹寅病逝，其子曹頫接任職位。曹頫用奏摺向上請安，獲得康熙帝硃批：“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鑑，就是笑話也罷，叫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的“叫主子笑笑也好”，瞬間拉近了他與曹頫的感情。
繼任的雍正帝在歷史上以“馭下嚴厲”聞名，但實際上他也很注意和臣下聯絡感情。奏摺就像君臣間的悄悄話，雍正的批示洋洋灑灑，盡情寫來，往往聯繫到君臣間的生活細事，藉以聯絡君臣感情。如川陝總督年羹堯在西北作戰，雍正帝在給年羹堯的硃批中，曾多次向這位自己的“潛邸奴才”示好，問候其身體，鼓勵其奮勇殺敵。雍正皇帝迷戀丹藥，便時常將一些藥品饋贈給臣下，並在硃批中時常溫言相慰。在靖邊大將軍錫保的請安折中，雍正給了他這樣的硃批：“朕躬頗安，爾好麼？痔瘡痊癒乎？大夫奏書，為何不順便具奏？所送金雞丹仍照先送之。蒙古王大臣等照常酌情給之，此次送去者較前兩次所送有力又好。將前送與爾者換給大臣等。爾將此多留些用之，隔二三日服一丸。很好的東西，朕親試服甚多，有益無損之藥也”。這份奏摺硃批中，雍正竟還掛念著遠在邊疆大臣的痔瘡病，並告知最新的金雞丹藥效更好，把舊的送給其它大臣服用。且不說這些丹藥功效如何，這種往來密切了君臣間的感情。
第二，奏摺最主要的功能：便於皇帝瞭解下情。雍正帝不斷地擴大官職較低的官員可以具折上奏，其目的他說的很明白：“今許汝等下僚亦得摺奏者，不過欲廣耳目之意。”這段諭旨，也就說明了雍正帝實行奏摺制度的實質，有關民生的大小事情，哪個地方有什麼秘密結社，都要及時密報，不得欺隱。他要大臣用奏摺舉薦可用人才，“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往往予以破格任用。甚至一些私人交往也用奏摺上聞。例如，雍正的親信大臣李衛曾去果親王允禮處請安，得賞甚多。李衛就用奏摺報告，雍正頗高興，在其奏摺上“硃批”道:“人臣於義固無私交，若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又惟恐其不然也。”雍正通過奏摺瞭解吏治民情頗為成功。他自稱事事不如他的父皇康熙，“惟有洞悉下情之處”比其父高明。這主要得益於奏摺言事。
其三，奏摺是監控臣下、強化皇權的有力武器。官員如果有大事尋求旨意，一般都要利用奏摺，先請示皇帝，皇帝則在奏摺硃批中做出指示。奏摺在遞送過程時，裝在“折匣”中，非常保密，不經通政使司轉呈，也不由內閣票擬裁決，而是直接送達皇帝面前，由皇帝親自批閱，這樣剝奪了部分內閣權利。雍正時內閣中書葉鳳毛形容奏摺制度：“國朝擬旨有定例。內外大臣言官摺奏。則直達御前。天子親筆批答。閣臣不得與聞。
臣下向雍正上奏摺，還有告密的作用。臣僚間都不知道別人所上奏摺的內容，故人人都時時處於可能被告密的狀態，行事都要小心謹慎。同時，他們也都在充當皇帝的耳目。對此，雍正在《硃批諭旨》自撰前言中就說得很清楚:“耳目不廣，見聞未周，何以宣達下情，洞悉庶務?”即使他的親信大臣，也時時處於皇帝的監視和掌握之中。如年羹堯調離陝西時，雍正要掌握他赴浙江的情況，指示田文鏡派人去調查，隨即田文鏡派雍正耳目分發到河南省試用的侍衛白琦去跟蹤，耳目所報之事雍正當然會相信。臣僚用奏摺向皇帝呈報其他官員的舉止，所有實情歸於一人，皇帝再利用這些信息來選任或罷免官員，便於其統治，正是這種奏摺制度使雍正時的專制皇權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討論
奏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保證了信息的傳達。但任何一種制度的實行，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皇帝為了達到加強皇權統治的目的，這決定了奏摺制度在君權統治下體並不完美。
首先，經過雍正的改革，使用官員的資格範圍雖有擴大，但大多為皇帝的親信或朝廷內外大臣，四品以上的官吏居多，相比之下，很是瞭解地方實情的下層官員，卻沒有使用奏摺的權力，這十分不利於皇帝瞭解底層民情。另外，官吏可以用奏摺越級報告，這必定會引起上下猜疑，容易打擊官吏的工作積極性，不利於朝廷政務的推行和開展。
但我們應該看到，雍正皇帝勤於政事，閱歷豐富，知人善任，他在位期間一掃 “數百年頹風” ，振 “群工萎靡之氣” ，奏摺制度也成為了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工具，所以他推行奏摺制度利大於弊，從總體上來看是成功的。然而，奏摺制度對統治者本人能力素質的要求很高，只能由特定的皇帝在特定的時期內推行，並不是任何皇帝都可以推行，如果換成一個昏庸無能的皇帝，偏聽偏信，不明是非，很有可能造成難以收拾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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